我当过记工员。这个身份，在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了。记工员，就是生产队里专门记录每个社员出工情况和工分数的“账房先生”。每天收工后，我拿着工分本，挨个儿记下谁出了工、出了几分。到了月底、年底，工分就是分粮食、分现金、分菜分肉的依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不得——这十二个字，在我手里过了无数遍，不是一句口号，是铁一样的规矩。
正因为当过记工员，我对那个年代的家底、人情、是非，比一般人记得更清、看得更真。也正因为如此，当我听到今天一些人动辄说“大集体养懒汉”“出工不出力”“捡麦穗就是偷”的时候，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不是因为我怀旧怀得糊涂，而是因为这些话，与事实相去太远。
我要说的是我们那个地方——我亲手记过工、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那个生产队。各个地方的做法确实不一样，我不以一地概全国，但我有责任把我看到的、记下的，原原本本说出来。这不是为了给哪个年代涂脂抹粉，而是为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那个年代教给我的最硬的一条道理。
先说牲口。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在没有机械化的年代，一个生产队的牲口意味着什么。我们那里有句话：牲口是生产队的半个家园。 这话不夸张。犁地靠牛，拉车靠马，送粪靠驴，碾场靠骡。没有牲口，地就种不下去，粮就打不回来。一个生产队几百口人的饭碗，有一半是拴在牲口槽上的。
所以，喂牲口是顶光荣的差事。我们大生产队，饲养员两到三个；小生产队，两个。选的都是五十岁以上、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老农。年轻人想干还轮不上——不是不信任，是这活儿太要紧，半夜要起来添草添料，要观察牲口吃食、反刍、粪便，稍有不对就要赶紧报告。牲口病了，饲养员比自家孩子病了还急。
牲口集中养在饲养室里，由饲养员统一喂。牲口粪归生产队，是上好的农家肥。饲养员的工分是七分——那时候一个壮劳力一天满分是十分，七分不算最高，但考虑到这是技术活、责任活，而且年纪偏大，这个工分是公道的人心秤。
我记工的时候，饲养员的工分从来都是实打实的。为什么？因为没人敢在这上面马虎。牲口瘦了，全队人看在眼里；牲口病了，全队人急在心上。那不是给谁干，是给自己干。集体主义不是空洞的口号，是拴在同一条槽上的命运。
再说劳动时间。那个年代没有钟表，出工劳动的时间是以太阳定点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话在我们那里是字面意义上的真实。
早上太阳一出，社员们就下地了。干一个小时左右，回家吃早饭。早饭后休息一个小时，再参加上午的劳动。中午回家吃饭。下午约两点出工，一直干到太阳落山为止。春夏季天长，劳动时间长一些；冬季天短，就短一些。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
有人可能要问：这中间休息、吃饭的时间，算不算“磨洋工”？我告诉你，不算。因为那时候的农活，是按地块、按任务分工的。锄一亩地，割一片麦，送一趟粪，都有定量。你早干完早歇，干不完就得赶。队长安排活路，看的是日头，更是进度。磨洋工的人不是没有，但极少。为什么少？因为工分是按劳分配的，你少干，工分就少，年底分粮就少。一家老小张嘴等着吃饭，谁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
更关键的是，那时候我们这里没有人家吃三顿饭的。农忙时，早上做一锅饭，带到地里，回家吃早饭；吃了早饭出工，直到太阳下山才收工，晚上收工才吃第二顿。农闲时，吃了早饭才出工，晚上收工再吃。一天两顿饭，是常态。隔几天，生产队晚上开会，评工分，安排下一段活路。会场就是队部，灯是煤油灯，坐的是草墩、石块、自家带的小板凳。评工分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谁干得多、谁干得少，摆到桌面上说。有争议的，队长拍板；拍得不公的，下次会上再提。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民主”。土里土气，但管用。因为它管的是每个人的饭碗，没人敢马虎，也没人能一手遮天。
再说改田改土。那个年代没有化肥。地力靠什么？靠农家肥，靠换土壤，靠冬天烧土块。
冬天没事干的时候，生产队安排人们去地里把土块摞起来烧。烧过的土块是很好的肥料，能改良土壤。家家户户也可以在家里做饭的时候烧土块，一斤土块折多少工分，统一算。这不是折腾人，这是在化肥为零的年代里，农民自己摸索出来的养地办法。
农业学大寨，我们这里学的是什么？不是学那些形式，是学大寨人改田改土、艰苦奋斗的劲头。我们是大干农业，主要是改田改土，把坡坡地改平整一点，能够耕种决不留下，尽量多种一分地。为什么？因为我们受尽了没有地种的苦日子，饿肚子的苦头，农民就是与地打交道的根源。 地是农民的命，多一分地，就多一分活路。
这话今天听来平淡，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知道，这是用饿肚子的记忆换来的道理。五九年到六一年缺粮食的滋味，我们这里的人没忘。所以后来能吃饱的年份，大家拼了命地改田改土，不是上面逼的，是自己想干。饿过肚子的人，最知道粮食的分量；没地种的人，最知道土地的珍贵。
现在说到捡麦穗。这件事，今天被一些人拿来大做文章，说生产队时期捡麦穗就是偷，说莫言的母亲捡麦穗被看守人打，证明那个年代如何如何。我作为一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记工员，要实事求是地说几句公道话。捡麦穗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收割完麦子，掉落地里的麦穗，生产队随后会组织所有参加割麦子的社员捡一遍。捡完之后，这块地就“放开”了——也就是允许私人捡拾了。放开的地块，捡麦穗不算偷。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全队人都知道。
但是，农田很大，割完麦子来不及马上收割和捡拾的地块，生产队会安排人看守。为什么看守？因为那些麦穗还没归仓，是集体的财产。在这种情况下，私人去捡拿，就是偷。这不是谁定的，是理当如此的。你家的东西还没收完，别人来拿，你答应吗？
所以，莫言的母亲在生产队有人看守的情况下捡拿麦穗，当时肯定属于偷。即使没有人看守，因为约定俗成，那块地还没“放开”，也会被认为是偷。这不是上纲上线，这是当时的规矩。规矩面前，人人一样。莫言家如此，队长家也如此。
但我要强调的是：那个年代，所谓“偷麦子”“懒汉”之说，在我们那里不存在，或者说极少极少。 为什么？因为有看青的——也就是巡逻保护庄稼的人。逮住偷摸的人，开社员大会让其作检讨，还罚劳动，不记工分。更重要的是，你不参加劳动就不挣工分，到头来分不到粮食和其他东西——蔬菜、水果、肉、现金，统统没有。不劳不得，这是硬碰硬的。说那时人懒，是别有用心的。
我当时是记工员，我记的工分本上，没有“懒汉”这一栏。有的是出工天数、工分数、按劳分配的结果。谁家分了多少粮，谁家欠了多少账，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懒人在那个制度下活不下去，不是靠批斗，是靠肚子。
夏收的时候，小学生捡麦穗归生产队，这也是事实。学校组织学生到收割过的地里捡麦穗，捡来的麦穗交给生产队，生产队给记工分或者给点奖励。这不是剥削童工，这是那个年代的教育方式——让孩子从小知道粮食来之不易，知道集体的事大家办。今天的孩子很难理解，但那时候的孩子，捡麦穗捡得认真，因为捡多捡少，队里要评比，脸上有光没光。
回忆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以前是夜不闭户，现在三层防盗门还不保险。这话说出来，不是要否定今天，而是要提醒今天：有些东西丢了，比丢钱还可惜。
我要说几句心里话。那个年代，没有化肥，没有机械化，没有今天这么多物质条件，但人们有集体主义思想，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怕吃苦流汗，不讲索取，讲奉献，风清气正，团结在党的周围，斗志昂扬地改变一穷二白的旧面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这些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干出了很多成绩。
我不是说那个年代什么都好。缺粮食的年份，饿肚子的滋味，我们没忘。各个地方的做法确实不一样，有的地方搞得好，有的地方搞得差，有的地方甚至出了偏差。这些都要实事求是地看。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把那个年代一棍子打死；更不能因为要否定那个年代，就把老百姓的艰苦奋斗说成“懒汉”，把集体的规矩说成“迫害”。
我当过记工员，我知道工分本上的每一个数字，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我知道饲养员半夜起来添草料，知道冬天烧土块的人手上裂的口子，知道改田改土的人肩膀上的茧子。这些，不是谁编出来的，是千千万万农民用双手干出来的。
今天有些人，坐在空调房里，敲着键盘，说那个年代“养懒汉”。我想问一句：你见过凌晨四点的饲养室吗？你见过冬天烧土块的火光吗？你见过评工分会上为了一分争得面红耳赤、散会后又一起抽烟说笑的社员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句话，是那个年代教的，今天依然管用。
最后，我要说一个道理。一个社会好不好，不能只看它有没有缺点，要看它在给定的条件下，有没有让大多数人活得有尊严、有盼头。那个年代，物质是贫乏的，但人心是齐的；日子是苦的，但精神是足的；规矩是严的，但规矩面前是平的。风清气正这四个字，不是形容词，是千千万万个生产队、千千万万个记工员、千千万万个饲养员和社员，一天一天过出来的。
今天，我们有了化肥，有了机械化，有了三层防盗门，有了吃不完的粮食。这是进步，谁也不否认。但进步不等于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一个民族如果连自己的来路都不敢正视，那它走不远。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激浊扬清。浊的是什么？是那些把艰苦奋斗说成“懒汉”、把集体规矩说成“迫害”、把捡麦穗一概说成“偷”的歪曲。清的是什么？是实事求是，是有一说一，是不忘来路，是珍惜今天。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越来越少了。记工员的本子，早就找不到了。但有些东西，不该跟着本子一起消失。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不讲索取讲奉献、风清气正、团结向上——这些精神，不是哪个年代的专利，是一个民族永远的底气。
我今年老了，写不动长篇大论了。但我要把这句话留下：
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良心。这就是我们那代人的活法，也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全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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