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冬，川陕边区，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转战山地。那支队伍人数并不算多，装备也谈不上优良，却能在复杂地形中站稳脚跟，靠的并非一位将领的单打独斗，而是身边聚集了一批能攻善守、各有所长的战将。

后来人们常把王树声、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称作徐向前麾下的“五虎将”。这个称呼并非正式编制，却很能概括他们的共同特点：都在艰苦战争中打出来，都曾独当一面，也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重要职务。

五人之中，军衔最高、资历最深的，是王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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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树声长期在红四方面军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既熟悉部队建设，也善于组织攻坚。川陕苏区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他与徐向前配合密切，承担了大量实际指挥工作。红军作战条件艰苦，部队常常缺粮少弹，能把队伍带住、把战斗打下去，本身就是一种本领。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王树声又先后承担根据地建设、部队指挥等任务。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大将军衔。十位开国大将中，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系统的重要代表，这一军衔既体现了他的战功，也体现了他在人民军队创建时期的地位。

许世友的名声，则更多来自一个“猛”字。

他早年在红四方面军任职，先后担任过红四军、红九军军长，是典型的战场型将领。许世友不以长篇议论见长，到了关键时刻，却敢于承担硬任务。红军时期的反“围剿”作战、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交锋，都留下了他的指挥痕迹。

许世友的特点，是敢打，也能带兵。解放战争中，他在山东战场长期主持军事行动，面对装备和兵力都不弱的对手，作战风格依旧强硬。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山东军区、南京军区主要领导，长期镇守东南。1955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

陈锡联属于后来迅速成长起来的将领。

在红四方面军名将众多的环境中，陈锡联早期并不算最醒目的名字，但他很能在实战中抓住机会。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所属部队夜袭阳明堡机场，陈锡联担任指挥者之一，这场战斗打击了日军航空力量，也让他的军事才能受到更广泛关注。

解放战争中，陈锡联先后担任重要兵团指挥职务，参与上党、淮海等战事。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较年轻时便承担了兵团一级的指挥责任，说明其不仅敢打，还具备统筹大兵团作战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后，陈锡联投入炮兵建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还担任过重要军政职务。

陈再道的作战风格，和许世友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完全相同。

他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领，长期在一线部队任职，经历过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多次恶战。陈再道带兵重视执行力，部队到了关键位置，往往能迅速形成战斗力。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系统内担任重要职务，逐步成长为能够独立指挥一方的将领。

解放战争中，陈再道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等重大行动。中原战场环境复杂，部队既要连续作战，又要应对补给困难，这对指挥员的耐力和判断力都是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河南军政工作，后来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55年，陈再道被授予上将军衔。

王近山的经历，则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

他早年在红四方面军系统内成长，后来进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逐渐成为刘伯承倚重的骨干。王近山打仗善于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战斗动作快，临机处置果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先后参加多次重要战役，在二野部队中形成了鲜明的指挥风格。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西南地区的解放行动，都有王近山参与指挥的身影。他与陈锡联常被并称为二野的杰出战将，但两人的军旅道路并不相同。陈锡联后来授上将，王近山则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军衔不同，并不等于贡献大小可以简单排列。王树声授大将，是因为其在红四方面军创建、红军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中承担了更高层级的领导责任；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授上将，反映了他们长期担任方面军、兵团和大军区主要职务；王近山授中将，则与其具体任职经历和授衔时的职务序列有关。

徐向前善于用兵，更善于把不同性格、不同专长的将领放到合适位置上。有人长于攻坚，有人长于统率，有人擅守一方，有人适合突击。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红四方面军和后来人民军队的一批骨干力量。五人最终分别获得大将、上将和中将军衔，背后对应的，是各自走过的战场道路与承担过的历史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