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北京，刘思齐通过有关方面找到李云，问起毛岸英兄弟在上海流浪时的经历。这个问题，李云已经压在心里六十多年。她没有立即讲述，而是等到中央有关领导说明：“特科的事情，保密期限已经到了，可以公开。”一段沉埋多年的往事，才得以留下较完整的记录。
李云早年从事秘密交通和情报工作。1932年，经陈云批准，她与徐强前往开封开展工作，接触过国民党第八十师少将副旅长惠东升。惠东升对军政腐败颇为不满，曾向共产党方面提供重要情报，包括国民党军队准备对红军发动军事行动的计划。
后来，两人的身份受到怀疑，只能迅速返回上海。由于中央机关已经转移，他们继续留在当地从事秘密工作，并以夫妻身份作掩护。相处之中，二人产生感情，得到组织同意后，假夫妻变成了真夫妻。
惠东升的结局却十分惨烈。他因被人告发，被指控与共产党有联系。刘峙曾设法营救，但何应钦已经下令就地处决，最终未能改变结果。行刑前，刘峙请医生为他注射药物，尽量减轻痛苦。那时，惠东升的妻子已经怀孕，获释回家后生下一名男孩。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上海的地下工作依旧危险。一次，徐强交给李云一项特殊任务：寻找两个流落街头的男孩，大约十三四岁和十一二岁，兄弟俩可能在老西门一带。
任务没有说明孩子姓名，也没有说明来历，只说他们是烈士后代。特科纪律严格，李云没有多问。她明白，能够让组织如此谨慎寻找的孩子，身份绝非寻常。
她把目光放在八仙桥小菜场附近。那里有人施舍食物，也有孩子替车夫推车、捡拾废品。李云不敢直接接近，只能站在远处观察，有时一看就是半天。街头人来人往，孩子面孔相似，真正困难的是，既不能惊动旁人，也不能错过目标。
她曾问徐强：“孩子是不是已经被抓走了？”徐强只回答：“还在外面，继续找。”这句简单的话，反而让她更加确定，两个孩子仍处在极危险的境地。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当时确实经历过艰难生活。弟弟毛岸龙在辗转迁移中病逝后，两个哥哥相依为命。他们做过烧饼铺学徒，也卖过报纸、捡过破烂，替人推车换取食物。年幼而无依靠，使他们常遭欺负，甚至不得不一次次逃离寄身之处。
1936年春末夏初，徐强告诉李云，两个孩子已经找到，并被送到了安全地点。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两个孩子正是毛泽东的儿子。至于具体是谁发现他们、在哪里发现，徐强始终没有透露，连自己的妻子也没有告知。
孩子被找到后，曾有人想把他们送回原来的寄养处，但兄弟俩坚决不愿再回去。他们已经受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冯雪峰后来来到上海，了解到这一情况，便设法联系爱国将领李杜。经过安排，兄弟俩先得到照料，后来又被转送到苏联。
这段经历没有停留在寻找孩子本身。它还牵出了李云另一段重要工作。1936年，宋庆龄希望与共产党方面保持稳定联系，于是冯雪峰决定派李云到她身边，负责传递消息和联络事务。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云及时向宋庆龄报告。第二天，宋宅信箱里出现恐吓信，里面还放着两颗子弹。宋庆龄看过后神色平静，只说：“不用害怕，这种信我见得多了。”一句话，显示出她在险恶环境中的镇定。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局势恶化。根据有关方面安排，宋庆龄前往香港，李云陪同她乘船离开。1938年，李云因孩子病重返回上海，随后又得知徐强病重，便设法赶往延安。她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时间并不算长，却建立了持续多年的联系。
李云把这些经历保存了六十七年。直到刘思齐前来询问毛岸英早年生活，相关保密限制解除，她才开始讲述这段历史。2013年8月16日，李云在上海逝世，终年98岁。她曾说，自己一生没有虚度，只为国家尽了一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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