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3年冬，云南昆明，清廷撤藩诏令送到吴三桂府中时，最先被召来密议的人之一，便是他的女婿夏国相。此时的吴三桂已经进退两难：接受撤藩，等于交出经营多年的西南根基；起兵反抗，又意味着与清廷彻底决裂。
夏国相并非只凭姻亲身份进入吴氏核心圈。他娶了吴三桂的女儿，在吴周集团中地位特殊，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处理军务，也能分析大势。吴三桂的三个女婿中，胡国柱偏重战事，郭壮图多参与政务和后勤，而夏国相往往兼顾谋划、调度与军队指挥。
据相关记载，撤藩风声传到昆明后，吴三桂召集夏国相、马宝等人商议。夏国相提出三种应对办法：上策是假意接受撤藩，趁清廷尚未完全布置妥当时迅速出兵，直取江南重地；中策是从云南出兵湖南，联络尚之信、耿精忠，控制长江以南，再与朝廷谈判；下策则是奉诏撤离，退回关外。
这三种方案，实质上对应着三种完全不同的目标。上策是争天下，中策是保藩镇，下策则是保家族。夏国相看得很清楚，吴三桂真正拥有的优势，不只是云南的兵马，还有清军尚未完成整合、南方旧明势力仍存、其他藩镇态度摇摆等因素。
吴三桂最终选择了中策。
这个决定并不能简单说成错误。当时三藩各有地盘，却没有统一指挥；尚之信控制广东，耿精忠据有福建，彼此之间既有利益联系，也有防备之心。吴三桂若贸然北进，后方粮道、地方治理和盟友态度都可能成为隐患。因此，中策看似稳妥，实际上把主动进攻变成了等待谈判。
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随后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云南、贵州很快落入其控制，湖南部分地区也出现响应。尚之信、耿精忠相继反叛，陕西的王辅臣一度起兵，战火蔓延到西南、华南和西北。清廷面对的，不是单独一省的叛乱，而是多个军事集团同时松动。
有意思的是，战事推进到长江一线后，吴三桂集团的判断开始出现偏差。军队占据大片土地，却没有立即渡江展开决定性进攻，而是期待清廷让步。夏国相此前所担心的事情由此发生：清廷获得了整顿兵力、分化对手和修复粮道的时间。
康熙帝采取的办法并不只是正面硬攻。他一面调集八旗、绿营和地方军队，一面利用三藩之间的矛盾逐个争取。王辅臣后来归降，耿精忠和尚之信也先后向清廷投降。三藩原本声势浩大，却缺少共同的政治目标，外围力量一旦瓦解，吴三桂便很难继续向北推进。
吴三桂起兵时，仍试图借助故明遗民的心理，但他的政权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财政和治理秩序。军队扩张需要粮饷，地方征发随之加重；旗号可以迅速聚拢人心，却不能长期替代行政。部分地区民众从观望转为疏离，吴周政权的根基也在战争消耗中不断削弱。
1678年，吴三桂在湖南衡州称帝，国号大周。此时距起兵已经五年，战局已经不像最初那样顺利。称帝更像是为了稳定军心、明确继承秩序，却也使双方的冲突失去了回旋余地。吴三桂称帝后仅数月便病逝，吴世璠继位，夏国相继续留在核心决策层。
此后的夏国相，面对的是一场明显转为守势的战争。清军逐步压缩吴周控制区域，衡州等地相继失守，吴世璠只能退回云南。夏国相负责组织残余力量，利用山地、关隘和地方交通条件阻挡清军推进，并设法以疑兵、奇袭拖延对手。
这种抵抗持续了数年，却无法改变双方实力差距。吴周政权既缺乏稳定的外援，也没有足够的兵源和粮源。1681年，清军攻入昆明，吴世璠自尽，持续八年的三藩之乱至此基本结束。夏国相与马宝等人被清军捕获，押解至北京后处死。
夏国相的结局，恰好说明了吴三桂集团的矛盾：它拥有能征善战的将领，也有能够看清局势的谋臣，却始终没有把军事胜势转化为统一明确的政治战略。夏国相提出过争天下的方案，吴三桂却更在意保住云南旧有的家业。这个选择，最终决定了整个集团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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