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来自各地的中共早期代表围坐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他们讨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会议事务，而是一个新政党的名称、目标和组织原则。多年以后，真正让研究者费心的，反倒是这次会议留下的纸张去了哪里。
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幕。由于会场受到巡捕关注，会议后期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代表们在那里完成了重要议程，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纸面上的文字，往往比口头上的回忆更能固定历史。遗憾的是，这两份文件的中文原件，此后没有在国内留下可供确认的完整版本。战乱频仍、交通阻隔、组织初创，文件保存条件十分有限。董必武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表示，早期会议的许多记录已经散失。
1937年，尼姆·韦尔斯到延安采访董必武，专门问及一大文件。董必武谈到，当时确实准备形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文件，只是原始材料已经找不到了。这番话的重要性在于，它不是后人推测，而是亲历者对档案散失状况的直接说明。
然而，文件离开中国，并不等于从历史上完全消失。一大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曾参与指导。会议形成的材料，需要向共产国际方面报告并存档。正因为这层关系，研究者一直认为，莫斯科的档案库中或许保留着相关记录。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之间开展了档案交涉。1956年9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苏联，带回数箱共产国际档案，其中包括一大纲领和决议的俄文译本。它们不是当年留下的中文原件，却为确认文件内容提供了极其关键的线索。
杨尚昆回国后，相关材料被译成中文，并送请董必武审阅。董必武认为，在国内原始中文材料尚未发现的情况下，这份俄译材料基本可信。档案工作的严谨之处也正在这里：译本可以帮助复原历史，却不能简单等同于原件，文字差异和转译误差都必须单独辨析。
值得一提的是，俄译本中的纲领条文出现了编号问题。文件列出十五条内容，却缺少第十一条。究竟是翻译时漏译，还是原文编号本来就有错，当时无法立即判断。这个细节看似不起眼，却说明早期文件在传抄、翻译和保存过程中，确实经历了复杂流转。
美国方面的线索，来自陈公博。1921年参加一大的陈公博，代表广州支部出席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曾携带有关材料返回广州，准备转交当时在广州活动的陈独秀。后来陈公博离开共产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这段经历使他意外成为一大文献保存链条中的一环。
1924年，陈公博完成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文中回顾了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并附有六篇材料。前两篇，正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的英译文本。它们并非以正式档案形式保存，却为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另一条证据路径。
多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韦慕庭发现这篇论文，随即核查作者身份和文献来源。他确认，论文作者正是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公博，并推动论文重新整理出版。韦慕庭在序言中指出，附录中的两份材料，很可能就是一大形成的早期文件。
英译本同样缺少第十一条，这使研究者倾向于认为，问题或许并非译者漏译，而是原始文本的条目编号存在错误，可能把第十一条误写成了第十二条。至于为何十三位代表当时没有发现，现有材料不足以作出确定解释。历史档案最忌讳替材料补上想象，留下疑问，反而更符合考证的分寸。
一份文件，在国内没有发现完整中文原件，却分别以俄译本和英译本的形式出现在苏联与美国；一边来自共产国际的档案体系，一边来自一名参会者的学位论文。两条彼此独立的线索，最终让中共一大最早的政治文献重新进入研究视野。纸张散失了，文本却在异国档案中绕行多年，留下了这段特殊的文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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