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章《孟子》。
在这个言必称认知变现、行必谈圈子人脉的时代，我们似乎都在不知不觉中患上了一种远方综合征。
我们总以为，一个人要获得成功必在远方，在更高的平台、在更显赫的人脉、在更宏大的规划里。
然而，两千多年前，面对同样汲汲于功利、舍本逐末的世人，孟子在《离娄上》中掷地有声地发出了两记棒喝：
孟子曰：“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维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孟子·离娄章句·上》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说：“道就在近处，却偏要到远处去寻找；事情本来容易，却偏要往难处去做。人人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自然就太平了。”
孟子说：“处在下位的人得不到上级的信任，就不可能治理好百姓。要得到上级信任有办法：如果不被朋友信任，就得不到上级信任。要被朋友信任有办法：如果侍奉父母不能让父母欢心，就不会被朋友信任。要让父母欢心有办法：如果反省自己而不真诚，就不能让父母欢心。要使自己真诚有办法：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能使自己真诚。”
“所以，真诚是自然的正道；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正道。极其真诚却不能感动人，从来没有过；不真诚，也从来没有能感动人的。”
熟读玩味这段话，我才惊觉：凡是急于向外求索、舍近求远的人，最终都在最基础的地方崩塌了地基。
我们为何总是“求诸远、求诸难”？
孟子一上来便点明了人类共通的盲区：“道在尔（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大道本在最近处，人们却偏要向极远处寻觅；事情本可从最简单处着手，人们却偏要往最险难处钻营。
这种心理的根源，在于人性的功利与傲慢。
我们总看不上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总以为身边的至亲无需费心维系，唯有踩着荆棘攀附权贵、跨越千里追逐利益，才称得上是宏图大志。
但是，孟子这段话的意思恰恰相反，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你想立业、想被认可，先要得到上位者信任；
想得到上位者信任，先要立信于朋友同僚；
想立信于朋友，先要让至亲和乐；
想让至亲和乐，先要反身而诚；
想做到诚，先要明辨良知。
可惜，现实中很多人的人生顺序，是倒着走的：
先不惜代价拿业绩、讨好上位者，以此赢得声誉，最后衣锦还乡回报父母。
但孟子告诉我们，不行。
底层孝与诚一旦缺位，顶层所有繁华，都是沙滩上的危楼。
《论语·为政》中，子游问孝。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孔子只给两个字：“色难。”
在外面面对客户和上司，谁都能和颜悦色、曲意逢迎。
可回到家中，面对至亲之人，还能发自内心保持敬意与温和，才是最难的修行。
因为在至亲面前，没有外部利益驱动你伪装。
一个人对家人刻薄寡恩，那他在外面所表现出的谦卑、仗义、忠诚，本质上都可能是待价而沽的伪饰。
吴起的绝路：舍近求远的极致，是身死名裂
要说到将舍近求远、重才轻德演绎到极致的反面典型，莫过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吴起了。
吴起之才，堪称经天纬地。论兵法，他与孙武并称孙吴，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未尝一败；论治国，他在楚国变法，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让诸侯皆畏楚之强。
可司马迁给他作传，开篇就定下基调：“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
吴起少年时，家产耗尽也没谋得官职，遭同乡嘲笑，他拔剑连杀三十余人，逃离卫国。临行前，他咬破胳膊对母亲发毒誓：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后来，他在鲁国求学，母亲病逝的噩耗传来，吴起竟“母殁不奔”，连头都没回，继续读书，气得老师曾申当场与他断绝师徒关系。
更令人发指的是，齐国攻打鲁国，鲁国想用吴起为将，但因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而疑虑重重。吴起为了求取功名，为了获于上，竟亲手“杀妻以求将”！
他终于如愿当上了将军，大破齐军，立下奇功。
但结果如何？
孟子的预言在吴起身上被残酷地应验了：“事亲弗悦，弗信于友；不信于友，弗获于上。”
鲁国的大夫们不但没有敬佩吴起，反而警惕地对鲁君说：
“吴起连亲娘去世都不奔丧，为了当官连同床共枕的妻子都能杀，鲁国是个小国，如果得到功名，吴起就会离开；如果鲁国重用这样的残忍薄情之人，天下谁还愿意与鲁国交好？”
鲁君随即罢免并驱逐了吴起。
吴起逃到魏国，虽立下赫赫战功，却终遭魏武侯猜忌；逃至楚国，楚悼王死后，楚国宗室立刻发动叛乱，箭如雨下，将吴起乱箭射死在悼王的尸身之上，死后更被诛灭三族。
吴起一生机关算尽，把兵法与权术运用到登峰造极，他以为只要有能力、只要能“获于上”，就可以践踏一切人间至情。
但他至死都没明白：
一个对至亲至爱都能挥刀相向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获得同僚的信任；而一个无法被同僚与朋友信任的人，上位者对他的重用，永远只是功利性的利用与防范，绝无长久的信赖。
这正是《论语·为政》中孔子所警示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 (ní)，小车无軏(yuè)，其何以行之哉？”
缺失了人伦底色的信任，走得越远，跌得越惨。
李密的生机：至诚动天地，千古一表存本真
与吴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晋书·李密传》中那位写下《陈情表》的李密。
泰始三年，西晋刚刚建立，天下初定，晋武帝司马炎为了收买蜀汉旧臣之心，更为了彰显新朝的博大胸怀，连番下诏，征召蜀汉名士李密入朝为官，先拜郎中，后迁洗马。
在世俗人眼中，这是何等平步青云的天赐良机？
一个亡国降臣，能得开国皇帝如此赏识与急诏，换作常人，早已飞奔洛阳，竭尽逢迎之能事。
但李密没有。他面临的是一个极度危急的困境：如果不赴任，是抗旨不尊，涉嫌心怀前朝、图谋不轨，随时有杀身之祸；如果赴任，家中九十余岁、卧病在床的祖母刘氏便无人奉养。
李密选择了退回到人生的最近处，退回到亲其亲的本分中。
他向晋武帝呈递了《陈情表》：
“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蒙冲，特为尤甚。”
李密在《陈情表》中只反反复复讲一件事：
臣之所以不敢奉诏，只是为了对祖母尽孝；而圣朝以孝治天下，臣的孝，正是朝廷立国的根本。
字字由肺腑流出，没有伪饰。
多疑的晋武帝读完后，不仅没有怪罪，反而深受触动，感叹道：“士之有名，不虚然哉！”
赐奴婢二人，责令郡县供养其祖母衣食。刘氏去世、李密服丧期满后，正式征召他为尚书郎、汉中太守。
孟子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李密以一人之至诚，不仅化解了亡国遗臣的灭顶之灾，更赢得了千古敬仰。
他没有急于去求取洛阳城里的功名富贵，而是守住了身边床榻前的至孝之责。
近处的孝道守住了，内心的“反身而诚”确立了，远方的声名与信任，自然水到渠成。
从“人道”到“天道”：何为孟子眼中的“至诚”？
在《论语》中，孔子谈“信”多于“诚”。信，侧重人际伦理的契约与践行，是社会维系的基石。
到了孟子，“诚”则被提升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天道运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日月交替，真实无妄，没有半点虚假，这是天之诚。
人处天地之间，能涤除内心伪饰、贪欲与巧诈，让生命状态回归真实无妄，这是人之思诚。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孟子揭示君子坦荡的根本动力：“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当一个人反省内心，发现自己没有自欺欺人：对家人尽了真情，对朋友尽了真义，对工作尽了职责，他便不再需要用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不再需要在不同社交圈里戴着面具疲于奔命。
这种由内而外的纯粹与坦荡，会化作强大的精神气场，这就是“至诚感通”。
现代人常感心力交瘁，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内耗太重”。
在领导面前扮演积极，在同事面前维持体面，在朋友圈展示精致，却在独处时感到彻骨虚脱。
这种撕裂，正是孟子所说的“反身不诚”。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真实感受都在欺骗，甚至对至亲之人都在敷衍算计，那他的生命能量定是溃败的。
正所谓，虚伪有气味，精明有破绽，唯有至诚，能穿透人性重重迷障。
结语：真正的破局，始于身边最微小的事
那么，回到今天的生活，我们究竟该如何走出“舍近求远”的怪圈呢？
孟子给出的答案，朴素得令人动容：“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天下之大，看似复杂万端，其实它的答案不在虚无缥缈的高处，而在每个人脚下的方寸之间。
别再去盲目追逐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高端人脉了。下班回家，收起手机，给操劳的家人一个温和的脸色，耐心地陪他们闲话家长。
别再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琢磨向上管理的机巧。在工作中，守住底线，对交付的结果负责，对身边的同事抱持坦荡与信用。
更不要在功利的洪流中迷失自我。常敢于“反身而诚”，问一问自己的良知与初心，卸下那些为了迎合外界而戴上的虚伪面具。
道在尔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生命的能量是一个闭环。当我们从身边的至亲开始用心善待，从当下的每件小事开始恪守至诚，我们的内心自会生出一种沛莫能御的笃定与坦荡。
卸下伪装，回归本真。
唯有以至诚立足于大地之上，前方的风雨，才真正奈何你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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