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19日凌晨，温州城，青年叶汉龙站在自家门前，听着空袭警报划破夜色。两个多小时后，轰炸声渐渐停下，街上的人以为最凶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却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正从瑞安方向逼近。
那天清晨，敌机撤离，城中到处是弹坑、残墙和惊魂未定的百姓。有人庆幸活了下来，有人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也有人站在街头说：“没有公告，慌什么？”在消息闭塞的年代，一句传言就能让整座城忽然安静，也能让人误判形势。
下午，县府职员曹君匆匆经过叶汉龙家门口，急忙告诉他，日军已经越过梅岭，正在向温州推进。叶汉龙赶紧叫上父亲，提着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赶往码头。可是码头上的船不是被征用，就是早已离开，父子二人只得折返回去。
城里的混乱由此可见。有人相信敌军已经进城，有人说那只是谣言，还有人煞有介事地称，来的不是日军，而是准备发动暴动的队伍。叶汉龙也曾被这种说法安慰过片刻，直到第二天在五马街附近听到枪炮声，才明白那些轻松景象不过是虚假的平静。
更令人错愕的是，战事已经迫在眉睫，街边仍有士兵坐着抽烟，机枪阵地却空无一人。天宁寺的行政干部训练所，甚至还准备举行结训仪式。城中有些人不是看不见危险，而是不愿相信危险已经来到眼前。
炮声最终打破了这层幻觉。叶汉龙躲进中山公园附近的防空壕，发现一名可疑男子站在桥头，朝敌机挥舞红布。敌机离开后，他和一名防护团员将人拖进壕内，从对方身上搜出日本旗和证件。
壕内的人群情绪激烈，认为此人正在为日军指示目标。有人主张交给军警，有人则说军警已经撤走，只能自行处置。就在众人准备把他捆起来时，外面传来枪声，几名日军已经靠近。防空壕里的人只得四散撤退，那名可疑男子反倒因这场意外保住了性命。
温州城很快落入日军控制。叶汉龙回到街上时，看见敌兵搜集铁丝、洋钉、西药、桐油以及金属原料。搬运这些物资的，不只有被强迫的百姓，还有主动替日军带路、搬货的地痞和熟悉城中情况的人员。
有意思的是，日军入城初期，曾刻意摆出一副和善面孔。士兵向路旁百姓递烟，给孩子糖果，还对街上的人点头微笑。对于惊恐中的普通人而言，这种表面上的礼貌很容易造成错觉，仿佛侵略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但这种“和善”并没有持续多久。叶汉龙后来再次进城，亲眼见到两个醉酒士兵拖走一名妇女。街道空荡，门上贴着标记，商铺和民居都笼罩在恐惧之中。此前那些笑容，不过是为控制城市争取时间的手段。
最活跃的，是趁乱投靠日军的地方人物。有的替敌人寻找物资，有的佩戴臂章，在街头耀武扬威，还有人打着“御用商人”的旗号，向商户收取所谓的保护费。商人若想保住货物，就得拿钱求他们说情。敌军的强势，给这些人套上了暂时的威风。
他们还组织所谓商会，试图借助日军力量扩大势力，甚至提出停止侵害百姓、允许商会处理纠纷、救济贫民等要求。日军司令却没有把这些投靠者当回事，对他们的请求冷言拒绝。依附强者的人，往往最先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地位。
叶汉龙趁着城中防线混乱，冒险出城，将敌军兵力、物资掠夺和城内情况报告给溪心的地方机构。由于外界不了解温州城内部状况，他又奉命返回侦查。第二次进城时，街面比此前更加冷清，日军已从试探转入搜掠，百姓连出门都格外谨慎。
关于保长家的那场闹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流传出来的。叶汉龙听朋友说，一伙依仗日军横行的流氓到周姓人家抢东西，保长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双方争执后，保长搬来几名日本兵，其中一名流氓被当场杀死，其余人不敢再吭声。
保长以为自己借日军立了威，便热情邀请几名士兵到家中做客。第二天，日军进门后见到保长妻子，竟笑着掏出10元法币递给保长，意思十分露骨。保长惊恐跪下，哀求道：“这是我的妻子，求几位高抬贵手。”
换来的不是收手，而是一顿耳光和殴打。保长引来的靠山，转眼成了闯入家门的恶徒。那10元法币在这段回忆里，不是普通钱钞，而像一记耳光，打在保长自己脸上，也揭开了投敌者的处境：他们可以借侵略者欺压同胞，却无法因此换来尊严和安全。
不久，叶汉龙再次携带情报离开温州。此后，温州城区收复的消息传到溪心，难民们开始准备返城。但这次收复并不意味着苦难就此结束，日军后来又两度攻入温州，掠夺、破坏与暴行仍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更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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