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律师合上陈述稿时，杯里的水已经凉了。他最后看向审判席：“原告需要给刚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家庭。”
我按住包里那份报告，没有立刻起身。我不肯签下要我搬走、放弃几项财产争议的协议，如今却被说成让那个孩子没有完整家庭。
法官低头记了几笔，才问我对离婚和财产分割有什么意见。
陆承远隔着桌子提醒我：“别再让大家难看。”他声音不高，足够让我听见，也足够让旁人以为那是句劝告。
我站起来，没有回答他。我把文件交给法庭，说：“这份材料涉及原告刚才反复提到的孩子，请先接收，并允许双方核验。”
书记员接过文件，递到法官手边。陆承远仍望着我，像在等我说一句气话，好让他的律师接着记下来。
律师刚才讲了半个小时，从我们结婚九年的琐事讲到我拒绝签协议。他说我把私人怨恨带进财产争议，也说陆承远愿意给我一笔补偿，我却迟迟不肯放手。
每逢我想说他提出过什么条件，陆承远就会抢在前面：“别把小事闹大。”今天在法庭上，他也照旧等着截断我。
法官翻开报告。纸张从第一页掀到第二页，声音很轻。律师放下笔，俯身想看，陆承远却先伸手去拿水杯。
他拿到了律师那只杯子。律师按住杯沿说了声“陆先生”，他才松手，手指仍停在半空。
法官翻过最后一页，抬头问：“这份亲子鉴定报告，你从何处取得？”
“报告原件是周启明昨天交给我的。”我看着法官，“据他向我说明，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唐悦和他共同委托了鉴定。我没有参与委托，也没有接触过取样过程，请法庭核验。”
陆承远猛地转向律师。律师先看报告上的委托人姓名，又看结论，脸上的惊讶没有来得及收住。
“我方此前没有收到这份材料。”律师站起来，“鉴定过程、样本来源及原件真实性都需要核实。现阶段不能仅凭这份报告认定任何事实。”
“可以核实。”我说，“原件已经交上去，我也愿意说明取得经过。”
陆承远终于把视线从报告上移开。“周启明给你的？”他问得很慢，“他凭什么给你？”
法官提醒他向法庭陈述意见。他闭上嘴，手指却一直压着桌上的起诉状，把纸边揉出了折痕。
律师要求查看原件，法官让书记员将材料送过去。那几页纸在两张桌子间传递，陆承远伸手想拿，律师先把报告转向自己。
他盯着结论看了很久，忽然说：“孩子出生后我去看过。我抱过他。”
没人否认他抱过孩子。律师轻声提醒他，眼下要说的是对鉴定报告的意见，不是探望经过。
陆承远像没听见：“唐悦跟我说过很多次，那是我儿子。”
“你可以申请核验。”我对他说，“我今天提交它，也是为了让刚才关于孩子的那些话有依据可查。”
这话说完，法庭里静了一阵。法官又翻了一页，抬头时没有立即开口；陆承远面前那杯错拿的水，还停在桌子中央。
开庭前，他让律师把孩子写进意见里。律师说我坚持拖延离婚，使一个婴儿无法获得完整家庭；陆承远坐在旁边，听到这里点了头。
律师合上报告，追问委托机构的其他材料。我说没有；周启明只交给我这份原件，委托、取样记录须向相关人员和机构核实。
法官记下这点，问陆承远是否愿意就报告提出书面意见。他答应了，却没有再看我。
法官接着问我对离婚本身的态度。我握了握空下来的手，回答：“我同意离婚，不同意替你把这些事变成我的错。”
陆承远抬起头。我没有顺着他的目光说下去，只向法官说明，我不同意起诉状对拒签原因的表述，财产争议也仍需审理。
律师立刻提到那笔六十八万元。他说款项投进项目后已经亏损，原告此前也向我解释过，不能因为今天这份报告就推定款项去了哪里。
“这一点我同意分开查。”我说，“报告涉及孩子的血缘，不是投资凭证。六十八万元从夫妻共同积蓄转出，其用途请原告拿出对应材料。”
陆承远似乎没料到我会承认两件事不能互相证明。他原本按在桌上的手松开，又看了律师一眼。
律师要求确认报告是否会被用于公开指责他的当事人。我说今天只在庭上提交，报告该由谁核验、如何使用，请法庭决定。
法官让双方围绕证据说话，并询问原定的调解谈话是否还要继续。律师说需要先同当事人商量，陆承远只说：“我得打个电话。”
法官没有让他当庭离席。她告知双方，报告将作为补充材料接收，真实性和证明范围有待核验；有关委托、取样和结论的意见，可在指定期限内提交。
律师刚才提出的调解条件建立在孩子的说法上，他此时也没有再要求照原定内容谈。法官宣布本次庭审结束，后续审理另行通知。
我收起自己的笔。对面两个人仍坐着，律师把陈述稿塞进文件夹，陆承远却只盯着桌上那圈被水杯压出的湿印。
走出法庭时，他在门边叫住我。我以为他至少会问一句，我是怎样得知这件事的。他却越过我，快步走向走廊尽头，掏出了手机。
陆承远在走廊尽头拨唐悦的电话。第一遍无人接听，他又拨了一遍，盯着屏幕的样子像刚才盯着那份报告。
他的律师跟出来，提醒他先保存双方关于孩子的往来记录。陆承远摆手，第三次拨号接通后，开口只问：“你在哪儿？孩子呢？”
我停在饮水机旁，等人从窄走廊过去。听筒里传来唐悦的声音，断断续续，只听清一句：“孩子在我妈那里。”
“鉴定是怎么回事？”陆承远声音陡然高了，“你和周启明一起去做的？”
唐悦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关门声。她说现在不方便讲，晚上再谈。陆承远追问了两句，通话便断了。
他立刻重拨，听到忙音后转身，发现我还在走廊。“许知微，你别走。”
律师站在几步外看着我们。我原本还以为，等他从震惊里缓过来，至少会为刚才在法庭上说的那些话道歉。
陆承远走到我面前，问的却是：“你为什么偏挑开庭这天拿出来？你知道他们都在看什么吗？”
“法官问我的意见，我提交了材料。”我说，“你让律师拿孩子劝我接受条件，我有理由请法庭核实。”
“你可以私下告诉我。”他压低声音，“非要选最难看的场合？”
过去九年，他总能找到一个更适合我开口的时间。家里有客人时不合适，他忙项目时不合适；等到只剩我们两个人，他又说事情已经过去。
这次我没有接那个约定。“你昨天还知道自己要在庭上说什么，”我说，“我昨天也知道手里有什么。”
律师走近，示意陆承远不要在走廊争吵。他问我能否提供周启明的联系方式，供他们核实报告取得经过。
我说周启明是陆承远的商业伙伴，他有联系方式。至于报告相关的问题，可以向法庭提交核验申请。
陆承远听见周启明的名字，又去拨电话。这次他拨出去很快就挂了，转而给唐悦发语音：“现在接电话，别让我去找你妈。”
“孩子不该被你拿来威胁人。”我说。
他删除那段语音，重新输入文字。发完后，他看着我：“你很满意？我在法庭上丢了脸，现在连问一句都不行？”
“你问。”我说，“先问她为什么瞒你，再问你自己为什么把她的话当成理由，逼我让出房子和钱。”
陆承远嘴唇动了动，最后说：“离婚协议是你不签的。”
七个月前，唐悦怀孕后，他把拟好的协议放到餐桌上。首页写着我们自愿离婚，后面却要我尽快搬走，并放弃对几项财产的争议。
我问共同账户里转出的六十八万元算什么。他说投进项目亏了，让我别在这种时候追究。
我请他写明项目名称、收款方和负责人，他把笔从我手边拿走，说签完再慢慢解释。
那晚我没有签。五个月前他提起诉讼，起诉状把这件事写成了我以财产问题拖延离婚。此后我才开始整理自己合法持有的账目和往来材料。
回忆到这里便够了。我看着眼前的陆承远：“你现在可以解释。那个项目叫什么，负责人是谁？”
律师在旁边轻轻咳了一声。陆承远说项目牵涉合伙人，不是随便能公开的；要查账，也得按公司的规矩来。
“那就把能提交的材料交给法庭。”我说，“你主张钱亏在项目上，该有付款依据和账目。”
“你不是有周启明吗？”陆承远脱口而出，“去找他核实。他知道那个项目。”
律师立即看向他。陆承远也察觉自己说快了，补了一句，周启明只是合作伙伴，知道部分业务，不代表经手了每一笔款。
“我会按你刚才说的方向核实。”我拿出手机，把他提到项目负责人的话记下，“你也可以告诉律师，究竟该向谁调材料。”
唐悦终于回了电话。陆承远接起来，先问鉴定结果是不是弄错了。她说得很急，声音从听筒漏出来：“我还在照顾孩子，你现在只管这个？”
“你让周启明去做鉴定，为什么瞒着我？”陆承远把手机贴紧耳朵，“还有，你说的那个项目——”
唐悦打断他：“什么项目？那六十八万是你答应给我的安家钱！你现在要让我说成什么？”
走廊里有人推开旁边的门，她的声音便淹在脚步声中。陆承远背过身去，低声叫她别再说了。
我没有靠近，也没有举起手机。刚才那句话我听见了，律师也听见了；但一句隔着电话的争执，还不能替代转账和款项用途的证据。
通话结束后，律师问陆承远，唐悦说的安家钱是什么意思。陆承远说她正情绪激动，什么都说得出来。
律师合上文件夹，没有替他接话，只说后续需要他把与这笔转款有关的材料全部交来，包括他此前称为投资的依据。
陆承远看向我：“你连她说一句气话也要记下来？”
“我会记住，也会核实。”我说，“你们每个人对这笔钱的说法已经不一样了。”
他挡到我面前，仍想把话拉回报告：“你先把材料撤了。我去问清楚孩子的事，问清楚就告诉你。”
“报告已交给法庭，核验由法庭安排。”我侧身绕开他，“你想问谁，现在都可以问。”
他没再追。我走到电梯口时，听见律师让他先停下给唐悦发消息，免得把更多事情说乱。
电梯门映出我的脸，也映出手里那只装文件的旧包。今天带来的东西交出去了，明天却还得回那套房子，把工作用的设备取走。
我给陆承远发了一条消息，写明第二天上午回去搬取个人物品，请他留人在场。他回得很快：“我会叫车，衣服一次搬完。”
我补上电脑、数位屏和存放作品的硬盘。他隔了几分钟才回：“那些先别动，我们谈完再说。”
第二天上午，陆承远叫来的搬运车停在楼下。两名搬运人员拿着他发来的清单等我确认，上面只有衣物、书和几箱日用品。
我把自己的清单递过去，添上电脑主机、数位屏、扫描仪和装作品档案的硬盘。年长的搬运员看了一眼，说雇主交代他们只搬衣服，设备要等他点头。
陆承远从电梯里出来，手里拎着一袋早餐。他看见清单，先对搬运员说：“按我发的来，别的暂时别碰。”
“这些是我的工作设备。”我说，“我今天来就是取它们。”
他把早餐放到玄关柜上：“你几年没接设计项目了。突然搬一屋子东西出去，不就是跟我赌气？”
屋里的摆设几乎没变。靠窗那张工作桌倒是空出了半边，原先堆在上面的设计稿被他放进纸箱，箱盖没有合严。
我走过去，把硬盘从抽屉里取出，先检查外壳上的编号。九年前离开原来的设计团队后，我仍用这些设备接过零散的活，也一直保存着自己的作品。
“你用不用，是你的事。”我打开包，拿出购置凭证和付款记录，“电脑、数位屏和扫描仪的型号在这里，付款人是我。请把清单补全。”
搬运员看完凭证，问陆承远是否同意他们搬。我说如果他们的委托范围只到衣物，我会另叫车；请他们等我核对完已装箱的东西。
陆承远把我拉到一旁，声音放轻了：“你在法庭上已经让我够难看了。回家还要让外人看我们争这些？”
“他们只需要知道搬什么。”我说，“你有不同意见，可以指出哪件物品不属于我。”
他指着电脑主机，说里面可能有他公司的资料，不能直接带走。我让他具体说出文件名和存放位置；他只说以前借我的电脑收过邮件。
“你的邮箱由你保管。”我当着他的面拔掉主机上的外接线，“这台机器和里面的设计文件我要带走。涉及你公司的材料，你可以列明，我们另外核对。”
搬运员站在门边，没有上手。我打开最上层纸箱，里面除了衣服，还有一本装着旧草图的文件夹，封面被衣架压弯了。
我把文件夹抽出来，放进自己的包。陆承远看着我的动作，忽然问：“旧同事找你了？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退路？”
手机恰好亮起，是以前团队的一位同事发来的消息。她说新项目缺人画前期图，今天傍晚能否通话；后面附了一份需求。
我没有给陆承远看。“工作要不要接，我自己决定。”
他笑了一下，笑意很快没了：“你刚拿报告闹了一场，现在就出去接活。别人听起来只会觉得你早有准备。”
“我准备的是靠自己工作。”我把手机收好。新项目的需求已经发来了，电脑和数位屏却还在这里，搬运员仍等着他点头。
他走到桌边，把数位屏的电源线压在手下：“这样吧，你写一份联合声明。就说昨天的事还在核实，我们都不再对外提。写完，东西你全搬走。”
我看着那根线：“报告确实需要核验，这句话不必由我们交换着说。设备是我的，也不需要你退还给我。”
“你非要把话说得这么硬？”他拿出手机，翻到已经打好的几行字，“我没让你说报告是假的，只要加上双方对过去的争议都有误解，愿意停止追究。”
我读到“共同认可此前财产安排”那句，指给他看：“这会把六十八万元也盖过去。我不签。”
陆承远说那笔钱与设备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回答，既然不是一回事，就别把它们写在同一份声明里。
他盯着屏幕上的字，最终松开了电源线。搬运员趁这个空当问，设备究竟能不能装车；陆承远说按凭证上的型号搬，硬盘先让我自己拿着。
我没有为这点让步道谢。硬盘一直是我自己保管，搬运员也只需要知道哪些箱子装车。
接下来我在两人的见证下核对了衣物箱和工作箱，把桌上的工具、草图文件夹及充电器逐项装好。陆承远站在一旁，没有再碰那些设备。
扫描仪抬出门时，他忽然说：“那张桌子也是给你买的。”
我回头看了一眼。桌子太大，今天的车装不下，购置凭证也不在我手里。“桌子先留着，”我说，“争议物品以后再核对。”
他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问：“你真的不回来了？”
“今天先把工作要用的东西搬走。”我把自己的钥匙放进口袋，“其余个人物品，我会列清单再约时间。”
楼下装车时，年长的搬运员发现数位屏没有原包装，找来一块软垫把屏幕隔开。我签收的只是实际搬走的箱数，没有在陆承远准备的联合声明上落笔。
车开到旧同事的工作室附近，我先把设备送进临时工位。电脑接上电后，硬盘里的作品档案还能正常打开，昨晚担心受潮的几张草图也没有损坏。
旧同事在视频里扫了一眼图纸，没有问庭审，也没有问陆承远。她打开项目排期，问我：“周五之前，第一版图能按时交吗？”
我看了需求和现有模型，说可以，周三晚上先给她看草稿。她回了个“好”，随即把需要的尺寸表发来。
通话结束，我把数位屏接上电脑。笔尖在画布上落下第一道线时，手机又亮了。昨天把报告原件交给我的周启明，又发来了消息。
他的消息很短：项目底稿在我这里，可以给你看。但请你先签一段声明，说明开庭前我们从未私下见面，也没有谈过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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