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两朝，一个家庭如果男主人死了，又没有儿子，这家人的财产就叫“绝户产”。
按照《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的规定，绝户产怎么处理？
首先是看看有没有“同宗应继者”，也就是丈夫的侄子、堂侄、族侄。
如果有，财产归他们。只有在一个同宗侄子都没有的情况下，亲生女儿才能继承。如果连女儿也没有，财产就要充公。
至于这个家的女主人，也就是妻子，在这条法律里，根本没有被提到。
也就是说，在明清时期，一个女人，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她在法律上对自己的家产没有任何发言权。丈夫的族人，才是合法继承人。
这就叫“吃绝户”。
吃绝户有多可怕？
万历三十五年，徽州府祁门县。
祁门地处皖南山区，四面环山，交通闭塞。
在祁门，县衙的政令出不了城门，真正说了算的，是各个宗族的祠堂。
李氏是祁门的大族，自南宋迁来，传了十几代，族中子弟数百人，祠堂三进，田产上千亩。
族中辈分最高的叫李崇德，七十多岁，做过一任县学教谕，在族里说一不二。
这一年的七月，李氏家族里有一户叫李守义的商人病死了。
李守义四十出头，在祁门县城开了一间布庄，攒下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布庄一间，田三十余亩，住房一栋，现银若干。
李守义没有儿子，但他妻子张氏怀有身孕，已经六个月了。
你可能会想，这不是好事吗？丈夫死了，但妻子肚子里还有遗腹子。
如果生下来是男孩，这份家业就有人继承了。
对张氏来说，这是她唯一的指望。
但对李氏族人来说，这个未出世的孩子，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因为按照《大明律》，如果张氏生下儿子，这个孩子就是李守义的合法继承人。
李守义的全部家产，就归这个孩子，族里人一分钱都拿不到。
而张氏才二十多岁，如果她生下儿子，守寡十几年，等儿子长大成人，这份家业就彻底跟族里没关系了。
于是，李守义死后第三天，李崇德把族中几个管事的叫到了祠堂。
参加祠堂会议的人不多，但都是族里说了算的：李崇德自己，李守义的堂兄李守仁，李守义的族侄李文焕，还有两个辈分较高的族老。
几个人商量一番后，决定为宗族承嗣计，这个孩子不能留。
万历三十五年七月二十日夜，李氏族人动手了。
张氏那时住在李守义留下的宅子里，后院正房。
丈夫死后，她按照礼法闭门守孝，除了贴身丫鬟，不见外人。
但那天晚上，来的是族里的人，守门的家仆不敢拦。
来的是三个男人：李守仁、李文焕，还有一个族里的壮汉。
他们带了一碗药，药是李文焕从县城药铺买的，说是“活血化瘀”的方子，实际上是红花、麝香、水银。
这是古代民间打胎的常用方，用料极其凶险，妇人只要喝下去十有八九流产，而且往往大出血。
他们闯进后院的时候，张氏已经睡下了。
听到动静，她披衣起来，看到李守仁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
李守仁说：“嫂嫂，守义没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留。这是族里的决定。你把这碗药喝了，族里给你二十两银子，你回娘家改嫁，日后还能寻个好人家。”
张氏往后退了一步，双手护住肚子：“这是守义的骨肉，你们凭什么？”
李守仁没有回答，他朝旁边使了个眼色。
那个壮汉上前一步，抓住了张氏的胳膊，把她按在了床上，药碗凑到她嘴边。
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妇人，怎么可能挣得过三个壮年男人？
李守仁捏住她的鼻子，她憋不住气，嘴刚张开，药就被灌了进去。
随后，张氏的血流的把盆都装满了，差点丢了命。
活下来的张氏拖着还在流血的身体，她要去衙门告状。
从祁门县城到祁门县衙，正常走路大概需要两个时辰。
张氏走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傍晚，她终于走到了祁门县衙门口，击鼓鸣冤。
当时的祁门县令姓周，叫周应期，进士出身，万历三十二年到任。
周应期接了案子，按照《大明律》，这个案子其实不复杂。
打胎致人流产，如果致人死亡，按“斗殴杀人”论；如果没死，按“殴伤”论。
但张氏的案子有一个特殊之处：动手的是族人，不是外人。
按照当时的司法惯例，宗族内部事务，官府一般不予干预。
但张氏告的是“谋杀亲子”，这个罪名可不小，如果成立，李守仁等人要流放三千里。
周应期升堂审了三天，三天里，李氏族人出了不少力。
李崇德带着族中几个有头脸的人，到县衙“拜见”了周县令。
但周应期最后的判决是：李氏宗族为了延续香火，情有可原。李守仁、李文焕各罚五两银子，给张氏养身体。李守义的绝户产，按照族规处理。张氏回娘家去，不准再告。
而李守义的布庄、三十亩田、住宅、现银，全部由李氏三房均分。
张氏被送回娘家，一分钱没拿到。
后来，张氏回了娘家，不久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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