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办退休那天,把一只锈铁盒推到我面前,说等他走了再开。

他转身往荒山水库大坝走,步子慢得像拖着石头。

水库要加固,包工头带人围住闸口,父亲坐在那里不让。

我打开铁盒,里面一张泛黄照片,年轻父亲和一个陌生男人站在坝上,背后洪水滔天。

照片下压着一沓退回的汇款单,收款人姓谢。

母亲在电话里骂他半辈子不顾家。

我抬头,父亲站在坝顶,风吹得他衣角乱摆。

他守了十二年的荒山水库,水下到底有什么?

我鼻子突然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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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赶到家时,母亲正靠在堂屋的藤椅里,左脚架在矮凳上,脚脖子上缠着纱布,渗出来的药水把边缘洇成暗黄色。

妹妹徐慧怡蹲在地上收拾碎碗片,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吭声。

“你爸呢?”我问。

“水库。”母亲赵玉莹把脸别过去,声音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摔了三天,他连个电话都没有。你妹妹请了假回来伺候我,他倒好,死在那破水库上。”

我掏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

响了七声他才接,那头风声很大,呼呼地灌进话筒里,夹杂着什么东西被吹得哗啦啦响。

我说妈摔了,脚踝骨裂。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知道了,汛期走不开。

“走不开?”我嗓门一下子上去了,“我妈腿断了你走不开?你那破水库到底有什么东西比人还重要?”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风,接着是脚步声,像是从坝上往下走。父亲的声音终于传过来,还是那样,不高不低,听不出情绪:“下半月就回。”

然后电话挂了。

我站在堂屋里,手机攥在手里,指头捏得发白。

徐慧怡站起来,把碎碗片倒进垃圾桶,说:“哥,你跟他吵也没用。这么多年你还没习惯?”

我没接话。

习惯?

我十二岁那年发高烧,母亲背着我走五里地去镇卫生院,他在水库。

我中考那天暴雨,别人家爹都在校门口等,他在水库。

我结婚摆酒,他坐在主桌上一杯酒没喝完就走了,说水库闸门有问题。

我女儿出生,他来看了一眼,放下两百块钱,又走了。

永远是水库。

下午我去他房间找降压药。

他床底塞着个纸箱子,我拖出来翻,药没找到,手碰着个硬邦邦的东西。

扒开几件旧衣服,是一只铁盒子,比鞋盒小一圈,铁皮锈得看不出本来颜色,上面挂着一把铜锁。

我拎了拎,沉手。

“别动那个。”

声音从门口传过来。

我回头,父亲站在门框里,裤腿上全是泥点子,胶鞋帮上沾着干了的黄泥巴。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大概是接到电话后从水库赶回来的。

从水库到镇上,骑摩托也得四十分钟。

“我妈摔了你走不开,这破盒子你倒是赶回来了。”我把铁盒往地上一搁,咣当一声。

父亲没理我,弯腰把铁盒抱起来,拿袖子擦了擦盒盖上的灰,放进床头柜最底层,锁上门。

整个过程一句话没说。

他转身去堂屋看母亲,母亲闭着眼不看他。

他在藤椅旁边站了一会儿,从兜里掏出个塑料袋,里面是几盒药。

“水库上风大,膝盖受不了。”他把药放在矮凳上,“明天我去镇上买点骨头,熬汤。”

母亲没睁眼。父亲在堂屋里站了会儿,又出去了。摩托车发动的声音响起来,突突突地出了院子,往村外去了。

徐慧怡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碗水。她看着院门口卷起来的灰尘,说:“哥,你不觉得爸有点不对劲吗?”

“他什么时候对劲过?”

“我是说那个铁盒子。”徐慧怡把水碗放在桌上,“我上次回来也看见了,我想碰,他脸都变了。那东西他宝贝得很。”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镇上旅馆住的,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只锈铁盒,还有父亲抱着它时那个眼神,像是抱着什么活的东西。

我决定明天去水库看看。

02

第二天一早我骑摩托去了荒山水库。

水库在青石岭脚下,九十年代修的,后来撤乡并镇,库区的人搬走大半,只剩几户老人。

路不好走,最后三公里全是碎石土路,摩托颠得我手腕发麻。

到了坝下,我把车停在一棵歪脖子柳树旁。

水库比我印象中大。

坝体很长,石头缝里长满了蒿草,水面绿幽幽的,看不到底。

坝那头有两间平房,红砖墙,瓦片掉了大半,露出黑黢黢的椽子。

父亲就住那里。

我沿着坝顶往那走,风从水面上刮过来,带着一股腥湿气。

走了不到百米,我看见坝坡上蹲着两个人。

一个是父亲,另一个是个老太太,头发全白了,佝着背,手里攥着一把黄纸。

父亲蹲在地上,用打火机点纸。

风大,火苗刚起来就被吹灭。

他侧过身挡风,火终于着了,黄纸卷起来,黑灰飘进水里。

老太太嘴里念念有词,听不太清,只听见“河生”两个字反复出现。

我站在坝顶没动。等纸烧完了,老太太站起来,父亲扶了她一把。老太太转身看见我,愣了一下,问父亲:“这是英勋吧?长这么大了。”

父亲嗯了一声,没多解释。老太太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然后慢慢往坝下走。父亲目送她走远,才转过身来。

“你来干什么?”

“送药。”我把兜里的降压药掏出来,“我妈让我带的。”

其实是我自己买的。但我不想说。

父亲接过药,揣进兜里。我看了眼坝坡上那堆纸灰,问:“那老太太谁啊?”

“谢家奶奶。”

“谢家?”

“水库边上住的。”父亲弯下腰,把地上没烧完的纸角捡起来,扔进水里,“你回去吧,这里风大。”

我没走。

我看着那片黑灰在水面上漂,慢慢散开,沉下去。

心里有个念头冒出来,压都压不住。

母亲说的那些话,邻居那些闲言碎语,一下子全涌上来。

父亲在水库一住就是半个月,十几年如一日,连过年都待不住。

以前我不理解,现在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爸。”我喊他。

他回过头。

“你跟那个谢家奶奶,什么关系?”

父亲脸上的表情没变,但嘴角绷紧了。他看了我几秒钟,那眼神让我有点发毛。最后他转过身,往平房走。

“不该你问的别问。”

我站在坝上,看着他的背影,风把他灰白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

平房的门吱呀一声关上,整个水库安静得只剩下风声和水拍岸的声音。

我站了很久,直到太阳升到头顶,才转身往回走。

下山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站在平房门口,远远的,看不清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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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母亲能下地走路那天,家里来了两个客人。

一个是管理所所长刘文强,四十来岁,穿件深蓝夹克,腋下夹着个公文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另一个是包工头杨海涛,块头大,脖子上挂根金链子,一进门就东张西望。

刘文强是来通知父亲办退休手续的。水库要除险加固,市里拨了款,工期定在秋后。父亲到了退休年龄,手续一办,看护员岗位就撤了。

“老徐这些年辛苦,所里都知道。”刘文强坐在堂屋里,端着母亲泡的茶,“退休金虽然不多,但够生活。以后水库的事就不用操心了。”

父亲坐在门槛上,手里拿把镰刀在磨石上蹭,一下一下的,铁皮刮着石头,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他没抬头,问了一句:“加固怎么个加固法?”

“大坝灌浆,溢洪道翻修,旧涵洞那边可能要炸掉重建。”杨海涛接话,嗓门粗,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老涵洞堵了十几年,里面全是淤泥,不炸没法施工。”

父亲手里的镰刀停了。

“旧涵洞不能炸。”

杨海涛笑起来,脸上的肉堆在一起:“老同志,这你说了不算。设计院定的方案,我们照图施工。”

“不能炸。”父亲又说了一遍,声音不高,但磨石上的镰刀搁下了。

刘文强放下茶杯,语气缓了缓:“老徐,你有什么想法可以提,但工程上的事……”

“涵洞里有人。”

堂屋里一下子静了。刘文强脸上的笑僵住,杨海涛的二郎腿也放下来了。母亲从厨房探出头,徐慧怡站在里屋门口,手里还拿着扫帚。

我坐在角落里,后背一阵发凉。

“老徐,这话可不能乱说。”刘文强干笑了一声,“当年的事所里清楚,但……”

“清楚什么?”父亲抬起头,这是我头一回看见他那种眼神,硬邦邦的,像坝上的石头,“人没找到,就是有人。你们要炸,先把我埋里头。”

杨海涛站起来,脸色不好看:“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九十年代的事,该结的案早结了。你一个看护员,有什么资格拦工程?”

父亲没再说话,弯腰把镰刀捡起来,继续磨。刺啦刺啦的声音又响起来,在安静的堂屋里格外刺耳。

刘文强和杨海涛走的时候,脸色都不太好看。杨海涛在院门口啐了一口,说什么老顽固。刘文强拉了他一把,两人上了车走了。

徐慧怡从里屋出来,站在我旁边,低声说:“哥,爸说的涵洞有人,是什么意思?”

我摇摇头。

但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十二岁那年夏天,我在水库边玩水,脚下一滑,水没过头顶,满眼都是绿幽幽的光。

有只手从后面抓住我,把我往岸上推。

那只手很大,很有劲,推了我一把又一把。

后来那只手松开了,我再也没见过它。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

04

我开始打听当年的事。

村里知道水库旧事的人不多,搬走的搬走,老的老。

最后我找到了萧银山。

他以前是水库的正式职工,退休后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成天坐在柜台后面听收音机。

我买了两瓶酒,一条烟,坐在他店里的小板凳上。萧银山精瘦,戴副老花镜,听我问起1998年水库的事,把老花镜摘下来,看了我半天。

“你是徐德威的儿子?”

我点头。

他拧开酒瓶,对着瓶口抿了一口,砸了咂嘴:“那年你多大?”

“十二。”

“十二。”他重复了一遍,把酒瓶搁在柜台上,“那年发大水,水库差点垮坝。你爹当时是安全员,管闸门的。那天晚上雨大得吓人,上游冲下来好多东西,树啊、牲口啊,还有……”

他没往下说,又抿了一口酒。

“还有什么?”

“人。”萧银山看着我,“冲下来一个人。你爹当时在坝上值班,后来出了事,他被开除了。具体什么事,所里没公开,只知道谢河生没了。”

“谢河生是谁?”

“水库的安全员,跟你爹搭班的。”萧银山把烟点上,抽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老实人,话不多,有个闺女,当年才几岁。他没了以后,媳妇带着闺女改嫁了,老太太一个人留在水库边上,死活不走。”

我坐在那里,手脚发凉。谢河生。谢玉芝。老太太嘴里念的名字。父亲烧纸时叫的名字。那个从水里推我一把的人。

“萧叔。”我的声音有点抖,“1998年,我落过水。”

萧银山抽烟的动作停住了。他慢慢转过头来看我,眼神变了,像是想起什么,又像是不敢想。

“你落水?”

“在水库边上。有人把我推上来了,我没看见人。”

萧银山把烟按灭在柜台上,沉默了很久。

收音机里在放评书,单田芳的嗓子沙沙响,说着什么英雄好汉。

他突然伸手把收音机关了,屋子里静得吓人。

“你爹被开除,是因为那天晚上他不在岗。”萧银山的声音压得很低,“闸门出了故障,谢河生一个人去提闸。后来坝上冲下来东西,他……你爹赶回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所里查了,说你爹擅离岗位,造成事故,开除了。”

“他为什么不在岗?”

萧银山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说:“你去问你爹吧。有些事,外人不该说。”

我从小卖部出来,天已经黑了。

骑摩托回去的路上,风灌进领口,冷得我直打哆嗦。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父亲不在岗,谢河生去提闸,人没了,父亲被开除。

还有那只手。

那只把我推上岸的手。

我十二岁落水,父亲不在岗,谢河生在坝上。

我加大油门,摩托在土路上颠得差点翻车。

到家的时候,父亲房间的灯亮着。

我推开他的门,他坐在床边,铁盒子搁在膝盖上,手按着盒盖,一动不动。

“爸。”我站在门口,喘着粗气,“1998年,是不是谢河生救的我?”

父亲慢慢抬起头。

灯光昏黄,照得他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坝上干裂的土。

他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他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把铁盒放回床头柜,锁好。

“你去睡吧。”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隔壁房间,父亲也没睡。我听见他翻身的声音,床板吱呀吱呀响了一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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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父亲办退休那天,是个阴天。

天压得很低,云层灰蒙蒙的,风从水库方向刮过来,带着水汽。

母亲特意做了早饭,煮了粥,煎了鸡蛋,还切了一碟咸菜。

父亲坐在桌边,吃得慢,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

吃完早饭,他去里屋待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手里捧着那只铁盒子。锈迹斑斑的盒面在暗光里泛着红褐色,像一块干了的血。

他把铁盒放在我面前。

“等我走了再开。”

我低头看着盒子,铜锁还挂着,钥匙没给。

我抬头想问他去哪,他已经转身往外走了。

母亲追到院门口喊了一声,他摆摆手,没回头。

摩托车突突突地响起来,出了村,往水库方向去了。

我抱着铁盒回到自己屋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锁是那种老式铜挂锁,锁孔堵着铁锈。我找了把钳子,用力一拧,锁鼻断了。

盒盖打开,一股樟脑丸混着铁锈的味道冲出来。

里面东西码得整整齐齐。

最上面是一张黑白照片,四寸大小,边角发黄卷曲。

照片上两个人站在坝上,年轻时候的父亲穿件白衬衫,头发浓密,旁边站着一个陌生男人,国字脸,浓眉,笑得憨厚。

两个人身后是水库,水面平平静静,坝上插着红旗。

照片下面压着一沓汇款单。

我数了数,十二张,每年一张。

收款人写的是“谢玉芝”,汇款人“徐德威”。

每张单子上都盖着红色的退汇章,理由一栏写着“拒收”。

汇款单下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没封口。

我抽出里面的东西,是我小时候的照片。

一张是满月照,我裹在红布里,父亲抱着我,笑得眼睛眯成缝。

一张是周岁照,我骑在他脖子上,手里抓着个拨浪鼓。

还有一张是十二岁那年夏天拍的,我穿着白背心站在水库大坝上,身后是绿幽幽的水面,笑得没心没肺。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1998年7月12日。落水那天。

最底下是一个笔记本,塑料封皮,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我翻开第一页,是父亲的笔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字被水渍洇得看不清。

第一行写着:“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