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冬天不算冷，但赵恒惕已经很少出门了。他住在自己的一方小院里，吃斋，翻经，偶尔写几个字。来台湾之后，他渐渐从国民党军政圈子里退了出来，挂着几个虚衔，心思更多放在佛教事务上。
有人还记得他当过湖南省长，是那个在二十年代统治湖南好几年的人。偶尔有记者找上门来，问一些旧事，他大多敷衍几句。有一回，记者把话题引到了一个人身上，问他当年在湖南为什么没有把那个人抓住。赵恒惕没有发火，也没有回避，苦笑了一下，说了一句让记者记下来的话：可能是他的能量太大了。
那句话里的“他”，是毛主席。赵恒惕说这话的时候，离他在湖南发号施令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赵恒惕是湖南衡山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出身，同盟会的老会员，辛亥年参加过革命，后来在湘军里一步步做到师长、总司令。1920年他掌握了湖南的军政大权，随后几年里做了一件在当时很显眼的事：推动湖南的省宪自治。
他请人起草省宪法，搞公民投票，1922年在一场有二十四个县、两千多名议员参与的选举中，以六成多的得票率当选湖南省长，被说成是中国第一个“民选省长”。不管这套程序在实际操作中有多少水分，赵恒惕确实把“自治”和“省宪”当成自己治理湖南的一块招牌，他想要的是一个在他控制之下、有章法、有面子的湖南。
真正让赵恒惕下决心动兵的是1925年。那年二月，毛主席带着杨开慧和两个孩子回到韶山，名义上是养病。
他在韶山一带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建立中共韶山支部，还领着农民搞“平粜阻禁”，把地主往外地运的谷子拦下来，逼他们平价卖给本地缺粮的人家。韶山冲的动静传到了长沙，当地的豪绅成胥生等人跑到省城告状，要求赵恒惕派兵抓人。
另一条线上，赵恒惕的姻亲、省警察厅长刘策成也知道了风声。刘策成的儿媳妇是赵恒惕的侄女，赵恒惕把抓人的事交到警察系统里，刘策成绕不开，但他没有照着办，而是找了自己信得过的城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把消息递了出去。王建屏派人赶到板仓一带，把信送到了毛主席手上。
1925年8月28日的晚上，毛主席离开了韶山冲。他没有走大路，也没有轻装简行，而是扮成一个下乡看病的走方郎中，坐进一顶轿子，由乡亲们抬着，趁着月色往外走。团防局的兵赶到韶山冲的时候，轿子已经走远了。
毛主席没有直接躲起来，他去了长沙，在赵恒惕的眼皮底下开了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运的情况，还重游了橘子洲头。那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是在这一次脱险之后写下的。
赵恒惕接到“毛泽东已于三日前离开韶山”的消息时，手指在那行字上敲了敲，没有再说别的。他布下去的那道密令，在县长办公室、在警察厅、在团防局之间转了一圈，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人把消息往韶山方向送，唯独没有一个人真的把兵带到韶山冲去。
韶山那次脱险之后，赵恒惕和毛主席之间的追与走并没有结束。1927年前后，湖南的农民运动起得更猛，赵恒惕的通缉令也下得更密。有记载说，那段时间里赵恒惕先后下过七道通缉令，悬赏五万大洋，要拿住毛主席。
七道通缉令，五万大洋的赏格，放在那个年代不是一个小数目。赵恒惕不是做做样子，他是真的想把人抓到。
但每一次，毛主席都从缝隙里穿了过去。有时候是消息先到了一步，有时候是他走的方向和追兵错开了，有时候是底下办事的人根本没有认真追。赵恒惕坐在省长的位子上，手里有兵，有警察，有密电，有赏格，但那个被他通缉的人，始终没有出现在他面前。
1926年3月，赵恒惕自己被唐生智发动的兵变赶下了台，离开湖南，去了上海，从此脱离了湖南的军政核心。他追捕毛主席的那些通缉令，随着他的下野，变成了一叠没有兑现的旧纸。
赵恒惕到台湾之后，日子过得安静。他不再管军政，把精力放在佛教上，担任过台湾佛教会的会长，参与迎奉玄奘遗骨的事，1971年去世，活到九十一岁。
记者问他为什么没有抓到毛主席，他给的答案是“能量太大”。这句话可以有很多种读法。它可以是一个老人对自己一生中少数几件没有办成的事情的含糊交代，也可以是一个曾经坐在权力位子上的人，在几十年后承认，有些东西不在他熟悉的那个权力逻辑之内。
赵恒惕懂兵，懂权，懂怎么在一个省里经营自己的局面，但他始终没有弄懂的是，为什么一道“就地正法”的密电，会在湘潭县的办公室里被人抄下来送走，为什么警察厅长明明是他的姻亲却把消息递到了被通缉的人那里，为什么七道通缉令和五万大洋的赏格，换不来一次成功的抓捕。
他说的“能量”，不是运气。运气是一个人碰巧躲过了一次，而赵恒惕面对的是，每一次都有人在消息到达之前先走了一步，每一个环节上都有人选择了不把事情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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