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没了
婆婆今年八十九,耳朵背得厉害,跟她说话得凑到耳根子边,像喊山似的。可她心里头跟明镜儿似的,谁家媳妇生了娃,谁家小子考上学,她门儿清。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堂屋那张老相框擦一遍,里头是她五个孩子的合影,黑白的,边角都卷了。
大姑姐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医院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给婆婆熬小米粥。老公接完电话,蹲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烟头摁灭在花盆里,把一株君子兰烫了个疤。他进屋跟我说:“姐没了。”我手里的勺子“咣当”掉锅里,小米粥溅了一灶台。
我们商量了一宿,怎么跟婆婆说。老公说:“先别说了,能瞒一天是一天。”我说:“妈那脾气,你不说她也猜得出来。大姑姐每个月初一十五准来,比闹钟还准,这都过了日子了。”
第二天晌午,婆婆坐在院里晒太阳,手里剥着花生,剥一颗往嘴里扔一颗。老公搬了个小板凳坐她跟前,搓了半天手,终于开口:“妈,我姐……我大姐……她走了。”
婆婆剥花生的手停了停,抬眼看他:“走了?上哪儿去了?”
“就是……没了。”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隔壁王婶家母鸡下蛋的咕咕声。婆婆低下头,继续剥花生,嘴里嘟囔了一句:“老人长寿,是拿儿女的寿换的。”
我当时正端着茶壶出来,热水差点浇自己脚面上。这话,像根针,扎得人心里直抽抽。
大姑姐是婆婆第一个孩子,生在解放前。那会儿婆婆才十九,自己还是个姑娘,就当了娘。大姑姐命苦,嫁了个男人,四十出头就得病死了,撇下仨孩子。她一个人拉扯大,没再嫁。那些年,她隔三差五回娘家,来了就干活,挑水劈柴,比男人还利索。婆婆总骂她:“死丫头,歇会儿能掉块肉啊?”大姑姐就笑:“妈,我干惯了,闲着难受。”
后来孩子们大了,大姑姐日子松快了,来得更勤。每回都拎着东西,自己腌的咸菜,集上买的软柿子,夏天是半扇西瓜,冬天是棉鞋垫。她手巧,纳的鞋底针脚密得像米粒,婆婆穿一双攒一双,柜子里塞了十几双,说“留着慢慢穿,我闺女做的,结实”。
大姑姐六十八那年,查出了病。肝癌,晚期。瞒着婆婆,说去城里儿子家看孩子。婆婆信了,还托人捎去一兜子鸡蛋,说“给外孙吃”。其实那会儿大姑姐已经吃不下东西了,瘦得脱了相,还硬撑着给我打了个电话:“弟妹,妈那儿你多费心,等我好点儿就回去看她。”
她没等到“好点儿”。
出殡那天,老公没让婆婆去。婆婆坐在家里,把大姑姐往年给她做的鞋垫全翻出来,一双一双码在炕上,摸了又摸。我问她:“妈,您不难过?”她说:“难过啥?我闺女解脱了,不受罪了。我活这么大岁数,早看开了。人呐,该走的时候就得走,赖着不走,拖累儿女。”
可那天夜里,我起来上厕所,听见她屋里有人说话。推门一看,她抱着大姑姐的相片,对着空气念叨:“老大啊,妈对不住你,你小时候没吃过一顿饱饭,妈把稠的都紧着你弟弟妹妹了……你怨不怨妈?”眼泪顺着她那张核桃皮似的脸往下淌,滴在相片上,把大姑姐的笑脸洇湿了一小块。
第二天一早,她又跟没事儿人似的,坐在院里剥花生,见我就喊:“老二家的,今儿初几了?”我说:“妈,腊月廿六了。”她点点头:“该蒸馒头了。老大爱吃枣饽饽,多搁点儿枣。”
我鼻子一酸,没敢接话。
村里人都说婆婆想得开,八十九的人了,闺女走了也不见她哭天抹泪。隔壁李婶来串门,劝她:“老嫂子,想开点儿,人死不能复生。”婆婆把手里的花生壳一扔:“我想得开。我活了快九十,送走了爹妈,送走了老伴儿,现在又送走闺女。我这辈子,该尽的孝尽了,该养的孩子养大了,我知足。就是……”她顿了顿,“就是老大走得太早了,才六十八,搁现在,还年轻呢。”
李婶走了以后,婆婆让我把相框拿给她。她指着照片上大姑姐的位置——那是她十二三岁的样子,扎俩小辫,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咧着嘴笑。“这丫头,从小就知道让着弟弟妹妹。有一年闹饥荒,队里分了半块饼子,她掰成五份,自己舔了舔手指头,说‘我不饿’。”婆婆的手指头在相片上摩挲,“她这辈子,净说‘我不饿’‘我不累’‘我没事’……到最后,病了也不跟我说实话。”
入冬以后,婆婆精神头不如从前了。有天晚上,她突然跟我说:“老二家的,你给我做条棉裤吧,要厚实点儿的。”我说:“妈,您不是有棉裤吗?”她说:“做条新的。我走的时候穿。”我手一哆嗦,针扎了指头。她说:“别怕,我不怕死。我就是想着,到了那边,见着你爹,见着老大,我不能穿得破破烂烂的,让他们笑话。”
棉裤做好那天,她试了试,挺合身。她在屋里走了两圈,突然说:“老大做的棉裤,腰上总多絮一层棉花,说‘妈你腰不好,得护着’。你这手艺,比她差远了。”说完自己笑了,笑着笑着,眼圈红了。
过年的时候,大姑姐的儿子来拜年。婆婆拉着外孙的手,问:“你妈走的时候,疼不疼?”外孙眼圈一红,说:“不疼,睡着走的。”婆婆点点头:“那就好。你妈这辈子,净疼别人了,临了没疼自己,挺好。”
外孙走了以后,婆婆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晒着晒着,自言自语:“老大啊,你在那边要是见着你爹,跟他说,我挺好的,不用惦记。等我把这口气咽了,咱娘俩再好好唠。”
我站在屋里听着,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饺子馅里。
如今开春了,婆婆还是每天擦相框,还是每天剥花生。只是有时候剥着剥着,会停下来,对着院门口愣神。我知道她在等谁——等那个每月初一十五准来、拎着大包小包、进门就喊“妈,我来了”的大闺女。
可她等不来了。
有天傍晚,我扶她上厕所,她突然说:“老二家的,你记着,等我死了,别给我烧纸钱,烧点花生吧。老大爱吃花生,我给她送去。”
我说:“妈,您别老说死啊死的。”
她笑了:“傻孩子,我都八十九了,还能活几年?我跟你说,人老了,不怕死,就怕拖累人。你大姐六十八走的,是早了点,可她没拖累儿女,走得利索。我要是哪天也这么利索地走了,那是我的福气。”
夕阳照在她脸上,皱纹一道一道的,像老树皮。可那双眼睛亮着呢,里头有光。
那天夜里,我梦见大姑姐了。她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扎俩小辫,拎着一兜子花生,往家走。走到门口,婆婆站在那儿,冲她招手:“老大,回来啦?饭做好了,就等你呢。”
大姑姐应了一声:“哎,妈,我回来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片。我扭头看看婆婆屋里,灯还亮着。她大概又抱着相片,跟大姑姐唠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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