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以下简称《“作”者与王权经义》）[①]是一部在中西比较古典学视域下沉淀的厚重著作。该书站在中国经学诠释学与西方诠释学等相关理论比较研究的高度上，对“孔子作《春秋》”“汉代《春秋》学”及“王权经义”构建的“话语诠释机制”等，给予了通贯经史哲的理论性思辨与系统性研究。《“作”者与王权经义》出版后，因作者郭西安自觉且自洽地汇通中西知识结构和语言能力的功底，因其观点提出和推论的思辨性、闪光性与启示性，在国际学界所产生的赞誉性学术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我注意到，郭西安在这部著作“绪论”的第一节“基本问题意识与理论视域”中，即自觉地宣示了撰写这部著作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视域”：“《春秋》是前现代中国享有崇高特殊地位的正典话语，汉代是经学得以形塑且昌明的关键时段。可以说，《春秋》之为正典与经学之为王权意识形态正统，这两种话语间具有高度共振的关联。”（郭西安 1）我为什么强调这是一部在中西比较古典学视域下撰写的厚重著作，因为大方之家只要直观郭西安这部著作的首句，体验她所书写的这76个汉字的陈述以生发出去，如果直观者与体验者能够有效地还原其中潜在且丰沛的中西经史哲知识含量，就不难见出作者的良苦用心。我在这里所言说的“直观者”和“体验者”是隐指在中西经史哲知识结构及语言能力的储备上可以配适通阅这部著作的行家读者。
《“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
而我的设问是：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阅读这部著作而给予其评价性定位？
在语法结构上，“《春秋》”是这部著作推动第一段陈述句展开的主语，与这部著作的主命题构成紧密的逻辑呼应。郭西安以“《春秋》”作为主语的操用，在语句的起始处即把读者必然推送至宏大的中国经学史内部复杂蜕变的历程中，同时，也具体地推送至《春秋》及《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繁复的解经释义和释传解经的经传注疏传统中，因此也必然把读者带入“理论视域”的系统性分析中，以透视“汉代《春秋》学”及“三传”诠释话语机制差异性构成的历史原因。
诠释学（Hermeneutik）是从西方舶来的一个汉语译入语及研究方向。我始终认为，诠释学在西方文化传统那里，其底层逻辑是哲学的问题，而在中国文化传统这里，其底层逻辑是经学的问题。因为从相传“孔子删‘六经’”以降至清代，有太多的儒士与经学家投入毕生的精力对“五经”或“十三经”进行解经释义与释传解经，其中沉淀着汗牛充栋的释经文献与丰厚的经学诠释学思想。而这部著作恰然是定位于中国经学史把“孔子作《春秋》”及“汉代《春秋》学”等带入诠释学理论的高度给予哲学思辨性体验的研究，从而把中国经学与西方哲学汇通于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名义下给予整合与思考。
让我们再来阅读与理解郭西安在这部著作的第一段所使用的相关术语，以此放射出去，从而透视这部著作所荷载的经史哲信息及相关学科知识的含量。因为，在我看来，一个概念、一个术语或一个范畴就浓缩着一部学术史！
这部著作仅以“《春秋》”这两个汉字作为主语操用，其学术分量就显而易见地凸显出来，因为读者必须在自己的知识结构储备中瞬间召回大量的历史信息与学术资源，以唤醒自己有效阅读的能力，从而清醒地照面与理解郭西安撰写《“作”者与王权经义》所设问的一系列“问题意识”所在：
孔子究竟有没有作《春秋》？是孔子修《春秋》还是作《春秋》？《春秋》是经还是史？《春秋》经传之间是怎样的结构性关系？如何看待《春秋》与儒学知识传统或国家治术方针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与表征《春秋》学特征的话语形态紧密相连，同时，也指涉着《春秋》学得以形成和演化的生成论前提（existential presupposition）和意义生存的机制。（郭西安 2）
这里的“问题意识”及在这部著作中的系统性回应，至于中西知识结构及相关术语的操用，均涉及经学、哲学、史学、诠释学、政治学、训诂学、文献学、语文学、语言学、符号学与翻译学等跨学科的多元研究方向。一篇文章的发表或一部著作的出版，必然是一位作者知识学养与思想深度的尊严显现，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不可随意发表文章和出版著作，因为，那是一位学者的脸面！
关于这部著作首句“《春秋》”两个汉字作为主语的操用，郭西安在研究思路的知识装备上所荷载的中西学术知识量非常宏大，其中不仅给予中国经学史以历史学语境化的铺垫——因为在中国古典学传统中，章学诚总纳的“六经皆史”推论了经史不分——郭西安还整合了周秦两汉的相关重要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使之互涉于“正典”“作者”和“经义”争辩性论述的承接与互文关系中：“从先秦至汉代，‘孔子作《春秋》’一说始见于孟子，倡明于西汉大儒董仲舒，详述于太史令司马迁，三者的叙述之间具有承接与互文关系。”（40）关键在于，不同于单向度且老旧的传统经学研究，郭西安就“《春秋》”这个主语的操用及推展而来的学术思考，还秉有国际学术研究的比较视域。
在这部著作的系统性论述中，她的思考视域有效地透射于一众国际知名汉学家的相关研究，如哈佛大学的李惠仪、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斯坦福大学的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爱荷华大学的方妮安（Newell Ann Van Auke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柯马丁（Martin Kern）等，郭西安以平等对话和批评的姿态回应了上述学者在国际汉学界关于《春秋》和孔子作者身份之极其松散的讨论，从而形成了自己汇通于中西诠释学比较研究的第三种思者立场，以凸显自己通约于中西之间的独立性思考观点。
在我看来，经学是构成中国古典学传统的底层逻辑。从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班固 212）、设立“五经”博士以降，汉代经学家以释训儒家正典力图提取其中荷载的周孔之道，以介入性知识分子（interventionist intellectuals）的姿态参与王朝宪政的制定，即郭西安所讨论的中心话题：“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及“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在汉代经学史上，这无疑是一个历史学及政治学分量极重的经学诠释学话题。
于此，我有必要提醒从事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学者，倘若一位学人蒙昧于经学诠释学在本质上就是国家诠释学，其必然是受限于中西古典学知识学养的瘠薄而无法解蔽其令人遗憾的蒙昧，如此，的确很难理解郭西安在这部著作第四章“为王权言说与向王权言说：经术角力中的‘作’者”中，所书写的一段非常理论化的结论性表达：
当“孔子作《春秋》”被重构为汉代王权的经学话语时，其革命性事关鼎鼐：孔子以平民之身作经，以一家之言抵王官学；但也正因如此，孔子《春秋》之为王官学越成功，孔子作《春秋》所包含的家学革命性就越微弱，道统就越被政统所消纳，孔子最终被改造为王权辅政之吏师。（郭西安 310）
确然，孔子《春秋》之家学一旦成为王官之学“政统”的附庸，其在被“政统”的“消纳”中即降解了“道统”的地位，但问题是，在中国经学诠释学史上，那些经学家秉有知识分子介入性的野心，他们解经释义和释传解经在骨子里是为了获取自身的思想尊严，以希冀成为帝王之师，从而把自己为“五经”释义而构建的潜在释经思想锻造为制定王朝宪政的治国政治方略。关于这一点，王充在《论衡·程材》中诠释得清清楚楚：“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则，《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于汉。”（811）这里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与从事中国经学诠释学研究在学理的本质上实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级。毋庸置疑，中国经学史所包蕴的那些体大精深的思想，是历代经儒在对“五经”或“十三经”践行于经传注疏的章句训诂传统中出场的。儒家正典一旦退出经学家的理解与解释，将成为因无人阅读而遭遇意义死亡的文本，其正典的本质属性瞬间消亡。儒家正典只有借助通贯历史的持续性理解与解释，在信仰上才得以葆有其荷载真理意义的神圣本质属性。
我想指明的是，传统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往往是陈陈相因于经学历史上那些众所周知的表象知识而组码成文，多种研究文章与著作在框架体例、经史人物与事件的描述等方面形成经年积久、相互复制的现象，其研究非常碎片而平面化，从而缺失研究思想，更谈不上挖掘于经传注疏传统中而提纯的深度性与系统性理论总结了。这种现象让经学研究多年来保守于僵滞的观念下，导致这个学科相当陈旧且落魄。历史证明，传统的经学研究已经不可遏制地走进后经学研究时代了。
郭西安在这部著作中打破学科壁垒，通约于圣经诠释学，自觉地操用了“canon”——“正典”这个术语的学理观念，在翻译术语的使用策略上是为了把“六经”或“五经”尊称为具有神圣性的“正典”，而不是贬称为降解于普遍化层面上的“经典”（classics）：“经书乃是正典化（canonization）的结果，作者观念、文本凝定是这种正典化运作的有机构成。”（38）这的确是在西方圣经诠释学与中国经学诠释学之间做出的通约性思考。
无疑，这种中西汇通的思考在中西诠释学比较研究的学理和学科观念上是相当讲究的！我建议诠释学研究者不妨通阅这部著作的第一章“经书‘作者’问题的浮现与论辩”，其中含有关于“正典”“摩西作者身份”及上帝赋予摩西与《摩西五经》之合法性等论述，借此还可以了解这部著作对英国圣经研究学者贝克维茨（R. T. Beckwith）的文章“旧约正典”（The Canon of the Old Testament）等相关知识的陈述与介绍。[②]
对于从事诠释学研究的学者来说，非常有必要把握“canon”这个术语在印欧语系中的词源学意义，否则会让自己面对诠释学所指向的正典“文本”及其神圣“意义”罔知所措。
在圣经诠释学与经学诠释学关于“canon”“经”“Bible”“圣经”“正典”等中西术语通约的翻译原则下，我们必须把圣经之“canon”的神圣正典意义作为前理解的语境，以尊称儒家“六经”为正典，即统称为“儒家正典”；如此也就规避了把普适化的“经典”这个术语茫然不知所措地带入中国诠释学研究领域，以泛指天下都可以称之为“经典”的普遍文本。我在此不妨借喻《庄子·逍遥游》的一段语境以推动我们的体验与反思：“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庄周 14）在我看来，郭西安在这部著作中就一个“正典”概念的通贯性操用，以降维打击的专业姿态拦截了一个“大而无当，往而不反”的虚妄研究方向——经典诠释学。“正典”和“经典”两个概念一字之差，反照出“经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在诠释学理论的自觉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维度的研究方向，同时，也反照出两类学者在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上的差异性。
实事求是地讲，这也解蔽了“经典诠释学”为什么无法落地给出具体个案研究的本质性学理困惑。事实证明，浮泛地空论如何建构“经典诠释学”毫无意义！在世界文明史上，除去“六经”、圣经、《古兰经》几部神圣“正典”之外，还有什么文本不可以被浮泛地称为“经典”呢？诸如此类，一种泛化的“经典”概念从而引发一众学者对“作者—作品—读者”进行强制泛论的“流弊”，其可谓是以逆道乱常的雕虫薄技让学界“惊怖其言”。对于当下从事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学者而言，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喻设了必要的“立学”立场：“然则，立学必先尊经，不尊经者，必多流弊。”（114）当然，此言之“经”是指“孔子制作，垂遗于汉”作为荷载“万世之公理”的“正典”——“六经”，即儒家正典。
理解了一点，也就理解了《“作”者与王权经义》这部著作的理论品质定位及其专业指向性：
因此，从《春秋》及“三传”不称作者，到汉代经学话语场中“孔子作《春秋》”的明确且显要的论断，这一变折与《春秋》的正典化运作密不可分：《春秋》及其诠释从一种含混弹性的话语状态被构建凝塑为无上神圣的王权正典实体，作者问题在其间发挥了枢纽性的功效。（郭西安 38）
这里存在一个清晰的逻辑指向：其筹议的“作者”问题是作为无冕素王的圣人“孔子”，其商酌的“作品”问题是作为“正典”且荷载“微言大义”指向“万世之公理”的“《春秋》”，其训释的“意义”是汉代的“王权经义”及其话语形构的问题，其所思辨的诠释机制等一系列解经释义与释传解经的现象，涉及了如此宏大且关涉国典朝章之命脉的国家诠释学问题。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班固：《汉书》第一册，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Ban, Gu. The Book of Han (han shu). Vol. 1. Annot. Yan Shig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郭西安：《“作”者与王权经义的话语形构：汉代〈春秋〉学的诠释机制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5年。
[Guo, Xi’an. “Authorship” and the Discursive Formation of Imperial Authority: Hermeneutic Studi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Han Dynasty (zuo zhe yu wang quan jing yi de hua yu xing gou: han dai chun qiu xue de quan shi ji zhi yan jiu).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25.]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Pi, Xirui. History of Confucian Classics (jing xue li shi). Annot. Zhou Yuto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9. ]
王充：《论衡》，程荣校，《汉魏丛书》，程荣纂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据万历新安程氏刊本影印并用他本补缺。
[Wang, Chong. Lunheng. Collat. Cheng Rong. Han-Wei Congshu. Ed and compiled. Cheng Rong.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1992.]
庄周:《庄子》，郭象注，陆德明音义，《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浙江书局汇刻本。
[Zhuang, Zhou. Zhuangzi. Annot. Guo Xiang. Phon. and gloss. Lu Deming. Ershier Z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6.]
注释：
[①] 这部著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诠释学思想史研究及释经文献整理”（编号：23＆ZD236）的阶段性成果。
[②] 关于“正典”“作者”“《摩西五经》”的论述，参见郭西安 47-49。
来源：杨乃乔（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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