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在2000多年前提出“民无信不立”，那“国无信”会怎么样呢？
本月，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伍德福德和斯坦福大学教授霍尔获奖。
伍德福德用数学模型论证了，政府为对抗通胀或者通缩的最重要手段不是调整利率，而是积累足够的信用，让民众相信政府能“说到做到”，如此其政策才能取得效果。
换言之，若政府失去信用，则其任何引导投资和消费的政策都不会激起市场和民众的响应，这个政府将沦为“失能儿”。
另一位得主霍尔最著名的研究是家庭怎么决定消费和储蓄，在他的数学模型里，收入的变化能不能影响消费，只取决于它有没有改变持久收入。一个工人如果三个月前就被告知要被裁员，他应该在接到通知时就削减消费。
根据霍尔的理论，单纯给民众一笔钱或给他去淘宝购物的补助，是促进不了消费的。只有民众充满希望时，认为将在未来赚到很多钱，且没有沉重负担时，他才敢消费。
伍德福德和霍尔都在用不同数学模型说同一件事：政府的信用。
伍德福德认为，当市场相信政府时，其政策才能产生效果。霍尔认为，当民众相信未来时，他们才敢消费和投资。
这个理论，伍德福德和霍尔几乎是对着某些亚洲国家打脸。
这些亚洲国家就是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
一、
1999年，在咱国的澳门刚刚回归、国运蒸蒸日上时，日本的老百姓一夜醒来却发现天塌了。
日本政府为了促进经济，整出了个大活----实行0利率！
该利率是准备金利率，即各大银行在一个较短时期存到央行的钱无论再多也一毛钱利息都没有，意在逼迫银行们赶紧给企业贷款，让经济繁荣起来。
银行的钱都是从民众处借来的，银行都没利息吃了，只能给民众贴近于0的利息。
这意味着，民众的钱如果不将钱拿来消费或投资，存到银行几乎无利可图。
这时的日本正身处“失去的三十年中”，经济泡沫带着人们的梦想一起破碎了，全民躺平。日本政府此举的目的在于刺激一下民众，让他们别想躺着吃老本，赶紧起来给我花钱去。
然而，正如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伍德福德的研究，政府为对抗通胀或者通缩的最重要手段不是调整利率，而是让民众知道相信他们能“说到做到”，有能力振兴起来经济。
换言之，若民众失去信心，单纯降低利率的政策手段是无效的。
事实验证了伍德福德的理论，日本的0利率政策没啥用，企业仍旧不敢投资，民众也不敢消费。
对于企业，决定是否扩大投资的标准是产品能否卖出去，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干了一年就被赶下来的小渊惠三，接下来的是抽象程度堪比高市早苗的小泉纯一郎，企业对日本政府没有啥信心，不认为市场会复苏，所以即使利息降到0也根本不敢扩大生产。
对于日本民众，决定其是否敢花钱的也是信心。日本民众们看到经济软榻榻的的样子，再看天天参拜神社的小泉纯一郎，更没信心，一毛钱都不敢乱花。
更有甚者，一些日本人中的“美分党”做起了借日元买美元赚利息差的生意。他们借日元的利息是0.5％,换成美元存到美国就是4.5％，各路有门路的大佬们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劲换美元来发财。
总之，日本的经验说明，降息能够改善融资条件，却不能独自解决需求不足、资产负债表受损和长期增长预期疲弱等问题。货币政策可以降低经济复苏的门槛，却无法替企业创造市场，也无法替家庭消除所有不确定性。
于是日本的0利率政策就成为全球的笑柄。
而且利率这个东西是易降难升，利息如此低了大家都不敢投资和消费，如果再升起来，那经济就彻底完蛋。
于是日本的银行就尴尬维持0利率水平好多年,中间曾解除过，但很快又回归0利率，让日本老百姓破了大防....
更让人瞠目的是，眼见0利率没用，到了跟邪教厮混的安倍晋三当首相后，在2016年又整出了个大活-----实行“负利率”！
2016年1月起，日本央行对银行存放的超额准备金实施-0.1%利率，这意味着往央行存钱不仅没利息，还要给央行钱......
离了大谱了......
但仍旧没卵用，实体经济依然低迷，企业仍旧不敢投资，老百姓也不敢花钱，日本人的存款总额一直在涨。利率低到负，他们存得越狠。2025年日本家庭的现金和存款总额高达一千一百多万亿日元。
到了2026年一季度，日本名义GDP在全球的占比已从1995年的17.8%萎缩至不足4%。
直到2026年6月，日本央行终于将利率升回1%，结束了“0利率”政策，为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
由此可见，对于任何政府，其最大的资本都是信用。当民众不相信政府的能力后，出台啥政策都没用。
伍德福德的理论如今已经被各国央行广泛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应用。比如在疫情期间，美联储已经把利率压到零。为了继续增加通胀，鲍威尔做了一系列承诺，包括未来三年不会加息，而这种保证本身足以改变市场行为。
到了2022年，通胀却加速了，鲍威尔只能要么加息，要么维持美联储的信用。最终鲍威尔选择了后者。
而若一个政府“言而无信”，上午说东下午就西，为了眼前蝇头小利不惜陷入塔西佗陷阱，那之后出台再多政策也不过是溺水者的扑腾，毫无效果。
二、
日本人整出来的“0利率”大活儿证明了伍德福德的理论的正确性，而韩国作的大死则证明了霍尔的理论的正确，即单纯给民众一笔钱或发点消费券是促进不了消费的，只有民众感到经济状况安全，他才敢消费。
对于发达国家民众，其最大的支出是生小孩，孩子的教育成本远大于房子和车子。
发达国家韩国则作了个大死，整个民族为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练起了“葵花宝典”，以国家为单位而整体自我阉割。
这个阉割我没有加引号，他们的男男女女真的在自我阉割，虽然不是用刀。
在2023年，韩国破了人类有史以来的记录，其总和生育率达到0.72！
啥概念？0.72意味着按照当年的年龄别生育率推算，一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约为0.72个。而对于一个国家，维持人口数量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
0.72意味着韩国的人口将先腰斩一次，再腰斩一次。
这个国家在集体阉割，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大多数韩国人的职场环境极为恶劣，普遍没有安全感。
根据调查，韩国打工者的境遇分化极大，只有约1/10的人在三星、现代等财阀企业工作，享受较好的福利。而大多数人则在中小企业工作，其薪水仅仅是前者的50%多，且工作变动较快，平均离职年限为2年。
另外，韩国还有三分之一的雇员从事通常极不稳定的非正规就业，即“灵活就业”。
这背后的原因在于韩国独特的经济结构。韩国是一个政治与经济高度绑定的国家，首尔国立大学教授康元泰曾在《经济学人》杂志上表示：“直到最近，向企业高管索要资金以换取政治支持的行为仍然被视为正常现象。”
比如，前总统朴槿惠就因为收受了韩国多家大型财团的贿赂被判 22 年监禁。其中，三星的李在镕就向其及亲信支付了 5280 万美元的贿赂款。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朴槿惠获得了特赦。
财阀与政客联系紧密，所以财阀能在政府项目、政策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占据中小企业无法撼动的地位。
因此，财阀的企业有高额利润，其员工的福利则较好。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则作为财阀产业链的配套而存在，利润微薄，其员工自然收入低下。
韩国的企业也提倡“狼性文化”，厌恶员工因为生育而耽误工作。在2019年，28%的韩国雇主承认曾非法限制雇员休育儿假。另外，该年韩国出生婴儿303,100名，其中仅有约24%的雇员休了产假，约17%的雇员休了育儿假。
因为只有进入财阀企业工作的人有福利保障，导致韩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极高，几乎人人都在课外补课，以求其能考入三所精英大学--首尔大学、高丽大学或延世大学，从而进入财阀企业或考上公务员。根据2022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 2% 的家长不曾支付私人辅导费用。而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平均每个韩国学生月均补课费用折合人民2100多元。
另外，韩国人还有沉重的住房压力。该国近一半的人都集中在首尔都市圈，而首尔的公寓均价达 17.03 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800-900 万元）。
近 20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想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总计投入了2860亿美元，平均每年100多亿美元。
100多亿美元是啥概念？韩国的人口也就相当于我国的一个省，去年我国最富裕的直辖市上海在医疗上的全部投入也就这个数。
然而，韩国政府花这笔钱是类似于一次性给出，仅仅在孩子刚出生一两年内有大量补助，而没有整体改变普通韩国人的职场处境。
韩国人一合计，觉得不划算，而且随时担心失业，于是大多数人选择不生孩子甚至不结婚。
事情的改变出现在2023年前后。韩国政府终于知道民众不好糊弄了，眼见国家马上就要在自我阉割后亡国了，终于将低生育现状正式上升为“国家紧急状态”。
他们不再是发一笔钱了事，而是出台了一揽子措施，将对企业施压、住房支持与长久的育儿激励结合起来。
首先是对企业施压。在韩国这种集权国家中，如果说劳动法、育儿法等在企业中实行不了，只有一个原因：各地方政府为了GDP任务，默许企业违法。
韩国在亡国之际，终于舍得对企业施压了。
他们先是修订了《劳动法》和《男女雇用平等与工作家庭兼顾支援法》，大幅加重了违反育儿条款处罚。根据修订后的法律，老板若打压或开除孕、产妇，最高将被处以5年有期徒刑。
韩国劳动局还成立了“育儿休假打压告发中心”，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企业实施定期的专项监察。一旦发现企业出现“员工刚怀孕即离职”等现象，将会被列入重点监控名单，遭受强行劳动监察。
韩国政府还规定，在参与政府招标、公共工程采购等申请时，不保障员工育儿权益的企业会被直接扣分或取消投标资格。
另外，韩国金融机构也将企业的“育儿支持率”纳入贷款审核流程。
除了“大棒”，韩国也对中小企业递上胡萝卜。
中小企业老板不愿意给员工休育儿假，主要是因为“小公司少一个人，业务就瘫痪”。为此，政府推出了“育儿假替代人力补贴”，如果中小企业员工休育儿假，政府直接给企业主发放每月数百万韩元的补贴用于聘用临时替代人员，并在税务上给予大幅减免。
而对于新生儿的父母，韩国政府也给与了全方位的补贴，而不再是发个消费券了事。
在住房上，新生儿的家庭可享受接近 0利率的长期住房贷款，而市场普通住房贷款利率普遍在 4%以上。
首尔等大城市推出了专门面向新婚和生育家庭的长租保障房，甚至允许居住满一定年限后以折扣价买下。
对于新生儿家庭（无门槛，取消以往的收入限制），政府将孩子刚出生时的一次性现金补贴大幅提升到2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1万元。在孩子一岁前，每月再给5000元人民币，两岁前每月给2500元人民币。在8岁前，每个月的儿童津贴和家庭护理津贴又是1000元。
总之，每个韩国婴儿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里，通过各种项目都能获得约12万元人民币的中央政府资助。
各地市也有自己的补贴政策，比如仁川宣布对在该市出生的儿童从出生到 18 岁累积提供高达 1亿韩元（约合 50多万元人民币） 的各项支持与补助。
（表格出自经合组织的报告）
韩国各地还完善“全天候公立托育体系”和“夜间紧急照看服务”，由政府出资聘用育儿看护师，接管原本需要家庭高价雇佣保姆的支出。
另外，时来天地皆同力，韩国的股市此时也应声上涨，从2025年初2400点，年底4200点，2026年6月直接到了9000点。十八个月，涨了将近三倍。股市一涨，人们有钱了，也敢生了。
终于，各项因素叠加下的韩国的出生率开始缓慢提升，2024年生育率回升至0.75，2025年进一步达到约0.80。
而到了2026年，韩国前7个月累计出生人口突破17万人，同比增加14.7%。这一揽子政策终于有效果了。
韩国的案例提醒我们：当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少数与政治高度绑定的大企业、多数劳动者处于相对弱势与高压环境时，单纯的现金补贴往往难以扭转生育意愿。
只有当政策真正触及“生活可负担、职业有前景、育儿不必然牺牲事业”的关键结构时，当国民对国家的政策有信心时，变化才可能发生。
这种情况完全贴合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尔的理论--对民众的单笔补贴并不能改变什么，关键要让民众对未来的预期向好。
且让我们对韩国拭目以待。
总之，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论证我们早在公元前就明白的一个道理
国无信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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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资料如下：
《OECD Economic Surveys: Korea 2024》经合组织调查：2024 韩国
《Why South Korean women aren't having babies》BBC
《South Korea's policy push springs to life as world's lowest birthrate rises》路透社
《South Korea’s Chaebol Challeng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South Korea: Sorrow in the Land of Chaebols》
《Two is already too many》Phoebe Arslanagic-Little
论文《Labour market dualization, permanent insecurity and fertility: The case of ultra-low fertility in South Korea》
《重返1%：日本利率31年的轮回》 华尔街见闻 研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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