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想不通！满大街退休老头大概六十五岁上下的出门全戴帽子。我蹲在五金店柜台后面数了三回，打东边走过去七个老头，六个戴帽子。鸭舌帽、棒球帽、那种老头帽，还有一个戴草帽的。我媳妇周小敏从厨房出来，手里攥着个搪瓷缸，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她当年在纺织厂得的。缸子底磕掉一块瓷，我焊过，焊了三回。她喝了口水，搁在我面前。

“你蹲那儿数啥呢？”

“数帽子。你爹出门戴不戴？”

“戴。天天戴。那顶灰的，帽檐都磨起毛了，不让扔。”

“为啥？”

“谁知道。你问他去。”

我岳父姓周，叫周广福，六十六，退休前在县化肥厂干了三十四年。住在城东老小区，三楼，没电梯。那天下午我拎着两斤苹果过去，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戏曲频道。头上戴着那顶灰帽子。屋里暖气足，二十多度，他戴着。我坐下来，他看了我一眼，把搪瓷缸推过来。他那个缸子，白底红字，印着“先进工作者”，化肥厂得的。焊过两回。

“爹。屋里这么热，你戴帽子干啥？”

“中。习惯了。”

“啥习惯？”

“你不懂。”

“我不懂你跟我说说。”

他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口水，搁下。从兜里摸出个东西，是个铁盒子，月饼盒那种，漆掉了一大半。打开，里头是照片。黑白的，两寸，一个年轻男人站在一个厂门口，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跟现在这顶一个款式。背面写了字，铅笔，歪的。1985年，周广福。

“这帽子。厂里发的。那年评先进。全厂三千多人。评了二十个。我拿了一个。”

“就为这个？戴了四十年？”

“中。也不光这个。”

他把铁盒子盖上，揣回兜里。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窗外是小区院子，几个老头在晒太阳，全戴着帽子。他看了一会儿，回来坐下。

“大勇。你数过没有，那些戴帽子的老头，六十往上的，为啥都戴？”

“不知道。你跟我说。”

“两个原因。第一，头发少了。不戴帽子，风一吹，头皮凉。第二，更重要的。那些老家伙，头上都有疤。”

“啥疤？”

“你仔细看。老赵头，你认得吧。戴那顶蓝帽子的。他头顶上，有一道疤，缝了十二针。当年在车间，天车掉下来一个钩子，砸的。老钱头，那顶黑帽子的。头上也有，三针。修机器的时候磕的。老孙头，红帽子的。六针。搬铁块的时候划的。我头上也有。你猜几针。”

“几针？”

“八针。1989年。化肥厂三号车间。管道爆炸。我离得远，弹片飞过来，擦着头皮过去的。缝了八针。那回全厂伤了七个，走了两个。那之后，厂里发帽子。一人一顶。工伤补助，一人八十块。帽子，不要钱。”

他把帽子摘下来。头顶上，一道旧疤。从额头往后，斜着，八针的印子。缝得粗，像条蜈蚣。

“大勇。你上街看那些戴帽子的老头。帽子底下，十个里有八个有疤。他们不摘帽子。不是怕冷。是怕人问。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身上都有几道印子。戴帽子，遮着。”

“没人问啊。”

“有。孙子孙女问。爷爷你头上咋了。他们就说，小时候摔的。不提厂里的事。提了，孩子们不懂。那个年代，车间里多热，多吵，多危险。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戴帽子，遮着。遮了几十年，遮习惯了。”

我从岳父家出来，骑电动车回店里。路过城东菜市场门口，一个老头蹲在地上挑土豆，帽檐压得低。我停下来，看了一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看啥？”

“大爷。你那帽子，戴几年了？”

“二十多年了。”

“为啥戴？”

“遮风。”

“风大？”

“中。头顶有疤。不遮，风灌进去，疼。”

“啥疤？”

他把帽子摘下来。头顶一道疤。不长。但明显。

“年轻时候在砖窑干活。掉下来的砖砸的。”

“为啥不跟人说？”

“说啥。都过去了。戴帽子，遮着。遮着遮着，就忘了。”

他戴上帽子，拎着土豆走了。我站在菜市场门口，骑上电动车，回了五金店。周小敏在柜台后面算账。看见我进来，抬头。

“问明白了？”

“中。”

“啥原因？”

“头发少。还有，头上有疤。工伤留下的。戴帽子遮着。”

“你头上有没有？”

“我五十二。还没退休。头上没疤。”

“中。等你六十五了。你也戴帽子。”

“为啥？”

“遮风。遮疤。遮那个年代。”

她从柜台底下摸出个东西。是个铁盒子。月饼盒那种。打开。里头是照片。黑白的，两寸。我爹的。年轻时候的。站在一个厂门口。头上戴着一顶帽子。背面写了字，铅笔，歪的。1985年，孙广福。

“你爹的。你娘留给我的。她说你爹当年也有这么一顶帽子。化肥厂隔壁那个机械厂发的。也有疤。你爹不说。你娘也不问。戴了一辈子。”

我把那张照片揣进兜里。然后从柜台底下摸出个帽子。那种老式的鸭舌帽，灰的。是我爹的。我翻过来看。帽檐磨得起毛。我戴上了。周小敏笑了。

“你戴啥帽子。”

“中。先练练。等六十五了，不用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