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叫苏晴，三十六岁，离婚第二年。
搬进红旗巷一年，楼下修鞋的老头，把我的口味、鞋码、生理期、过敏源，摸得比我前夫还清楚。
我以为遇上了变态，半夜报了警。
警察撬开他那只上锁的铁皮柜，翻出一本用了几十年的旧笔记本。
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我。
可翻到第一页的时候，连民警都愣住了……
我是去年秋天搬进红旗巷的。
那条巷子在老城区，两边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红砖楼，墙皮掉得斑斑驳驳，楼道里的灯十盏有七盏是坏的。可房租便宜，一室一厅带个小阳台，一个月只要六百，连中介都说，这价钱是捡漏。
那时候我刚离婚半年，带着八岁的女儿糖糖，手里的钱只够撑三个月。
搬家那天，前夫周凯来了。他拎着一束玫瑰，站在楼下，仰着脸冲我笑：“晴晴，我知道你恨我。可咱俩好歹夫妻一场，你要是有啥难处，随时跟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不管你们娘俩。”
话说得漂亮，眼眶还红了一圈。
我没接那束花，只说：“糖糖下周三家长会，你去。”
“去，一定去。”
他走了，隔了一个礼拜，家长会那天，他在微信上发来一长段话，说临时有个重要客户，实在走不开，字里行间满是愧疚，末尾还跟了三个哭泣的表情。
我看完，把手机扣在桌上，自己去了学校。
楼下有个修鞋摊，就摆在单元门口的梧桐树底下。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大家都叫他老郑。他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脸被风吹得黑红，左手少了一根无名指，缺口平平的，像是被什么东西齐齐压断的。
搬来的第三天，我穿着一双高跟鞋下楼，鞋跟咔的一声断了。
我单脚跳着，狼狈得要命。老郑从小马扎上站起来，一声不吭，把我的鞋拿过去，翻来覆去看了看，用一把小锤子敲了几下，抹了点胶，按上一块新的鞋跟。
前后不到十分钟。
我问：“多少钱？”
他摆摆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挤出一个字：“不用。”
我坚持要给，他就把头低下去，继续摆弄手里的活，再不看我一眼。
我心想，这人真怪。
怪事是一点一点冒出来的。
先是豆浆。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送糖糖上学，路过修鞋摊。从第二个月起，老郑的摊子上多了个保温桶，每次我走过，他就从桶里倒出一杯热豆浆，不言不语地递过来。
头一回我吓了一跳，连连摆手。他也不说话，就那么举着，举到我不好意思，才接过来。
喝了一口，我愣住了。
是咸豆浆，加了榨菜末和一点点虾皮，没有香菜。
我从小就爱喝咸豆浆，也从小就不吃香菜，沾一点都想吐。可这些，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连周凯都不知道。他在一起八年，每次点菜都忘了交代，每次我都默默把香菜一根一根挑出来。
我把杯子攥在手里，问：“郑师傅，您怎么知道我爱喝咸的？”
老郑搓了搓手，目光落在地上：“看……看你买过。”
我没多想，只当是巧合。
可后来，巧合越来越多。
十一月，降温的那个礼拜，我发现自己那双半高跟的皮鞋，被人悄悄加了一层防滑胶底。我左脚比右脚大半码，平时穿鞋总是不得劲，那双鞋拿回来的时候，却合脚得像是量身定做。
十二月，我痛经，疼得在床上直打滚，下楼扔垃圾的时候，看见单元门口的台阶上，放着一杯红糖姜茶，还冒着热气。杯子底下压着一张小纸条，什么字也没有，只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太阳。
糖糖爱吃麦芽糖，那种老式的、用一根竹签挑着的。我从来没带她去哪买过，可隔三差五，她的书包里就会多出一块，说是郑爷爷给的。
我开始觉得不对劲。
一个陌生的修鞋师傅，凭什么把我们母女俩的喜好，记得这么清楚？
说起来，这事儿让我浑身发毛，还有另一层原因。
我和周凯结婚八年，他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做销售的，嘴上抹了蜜，三句话能把客户哄得心花怒放。恋爱的时候，他给我写过十几页的情书，每个纪念日，他都要在微信上发一篇长长的小作文，一字一句，感人得让我掉眼泪。
可他从来没记住过，我对芒果过敏。
结婚五周年那天，他订了一家高档餐厅，点了一份芒果慕斯，笑着说这是特意给我挑的。我咬了一口，不到五分钟，嗓子就开始发紧，脸肿得像个馒头，是被人抬着送进急诊室的。
躺在病床上打点滴的时候，周凯就站在走廊上接客户电话，嘴里说着：“放心放心，我马上过去。”
后来他在病房门口讲了一堆道歉的话，句句诚恳，我没怪他。
只是从那以后，我再没听进去过他说的任何一句。
离婚那天，他在民政局门口说：“晴晴，不是我不爱你，是你这个人太难伺候，什么都不说，让我怎么猜？”
我没吭声。
我想说，我没让你猜，我只是想让你记着。
我妈刘桂兰，对我离婚这件事，更是一个字都不肯提。
她今年六十二岁，从前是轴承厂的挡车工，一辈子话少，脾气倔，嘴上从来没一句好听的。我离婚的消息告诉她，她只丢下一句：“丢人。”然后挂了电话，三个月没联系我。
可我回去看她，她还是会摆一桌子菜。清一色，全是我爱吃的：红烧排骨，清炒豆苗，咸鸭蛋，没有香菜。我坐下吃，她站在厨房门口，一边擦手，一边板着脸问我：“瘦了，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我说：“妈，您别操心。”
她就不说话了，转身回去，又端出一碗汤。
腊月里，糖糖放学后，开始坐在老郑的摊子旁边写作业。
我起初不同意，可老郑那儿有个小马扎，有个旧铁皮炉子，炉子上烤着红薯，比我那个冷冰冰的家要暖和。我下班晚，糖糖一个人在家，我也不放心，渐渐就默许了。
有一天晚上，糖糖趴在饭桌上啃红薯，忽然抬头说：“妈，郑爷爷说，你小时候最爱吃荔枝糖，是不是？”
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了。
“他还说，”糖糖歪着脑袋，“你小时候怕打雷，一打雷就往被子里钻。”
我后背一阵发凉。
荔枝糖，我小时候确实爱吃，是那种用玻璃纸包着的、红色的老糖，现在市面上早就绝迹了。至于怕打雷，这件事我只跟我妈说过。
这些，一个陌生人是怎么知道的？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我尽量压着声音问。
“他说，你小时候扎两个小辫，系红头绳。”
我把筷子放下，手心全是汗。
第二天，我去了我妈家。
我故意把话题往旁边带，说起楼下有个修鞋的，姓郑，对糖糖挺好。话还没说完，我妈手里的碗啪地一下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你说，他姓啥？”
“姓郑。叫老郑，大家都这么喊。”
我妈弯腰去捡碎瓷片，捡着捡着，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血滴在地板上，她却像是没感觉。
“妈，您怎么了？”
“没事。”她站起身，脸色白得吓人，嘴唇哆嗦着，“你别跟那种人来往，来路不明的，别让糖糖老往那边跑。”
“您认识他？”
“不认识。”
她回得太快，太硬，像一堵墙。
我走出妈家的门，站在楼梯口，腿肚子直打颤。
一个陌生男人，知道我小时候的事。我妈听见他的名字，吓成那样，却咬死说不认识。
我想不明白，越想越怕。
出事是在腊月二十八。
那天我临时加班，下班时已经晚上八点多。回到家，屋里黑漆漆的，糖糖不在。
我给学校打电话，老师说她四点就放学了。我给邻居打电话，没人看见。我冲下楼，修鞋摊也空着，炉子熄了，小马扎翻倒在一边。
我疯了一样在巷子里喊糖糖的名字，一家一户地敲门。喊到嗓子哑了，才有人说，看见老郑背着个孩子，往巷子外头走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拐孩子。我心里只剩下这三个字。
我顺着巷子跑到尽头，看见老郑的身影，正从一家小诊所里出来。他怀里抱着糖糖，孩子裹着一条旧毯子，脸蛋烧得通红，睡着了。
我扑过去，一把把糖糖抢过来，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
响亮得整条街都听得见。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我嘶吼着，“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什么都知道？你跟踪我们多久了？”
老郑被我打得偏过头去，嘴角渗出血丝。他没躲，也没还手，只是低着头，两只手垂在身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发烧了……”他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沙哑，“我打你电话……没打通……”
我这才想起来，下班路上，我的手机没电关机了。
可我已经收不住了。这半年来积压的恐惧、愤怒、委屈，一股脑涌上来。我哆嗦着掏出手机，借着路人的充电线，报了警。
警察来得很快。我把一切都讲了：他知道我的口味，知道我的鞋码，知道我的生理期，知道我小时候的事，他从我搬来的第一天，就在暗处盯着我们母女。
民警问老郑：“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老郑站在路灯底下，头垂得更低了。过了很久，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我……没有恶意。”
“那就把你住的地方，让我们看看。”
老郑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
他住在修鞋摊后面的一间小平房，十来平米，一张行军床，一个煤炉，墙角立着一只掉了漆的铁皮柜，挂着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锁。
“钥匙。”民警说。
老郑的手伸进口袋，摸索了好一阵，掏出一串钥匙，指尖发抖，对了三次才把锁孔对准。
锁开了。
民警拉开柜门，里面只有一样东西：一本用牛皮纸包了封面的旧笔记本，边角磨得发白，用红色的橡皮筋捆着。
民警把它取出来，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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