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守义。这名字是我爷爷起的，他念过三年私塾，说人活一辈子总得守点什么，守得住才算义气。我们陈家祖上没出过买卖人，爷爷种了一辈子地，我爹在县砖瓦厂烧窑，我是家里第一个能按月领工资的。1992年夏天，我从地区供销学校毕业，学的是农副产品经营，分配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沭水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我们全班都知道，县社在城关，解放路上，三层灰楼，门口挂着两块牌子。

报到那天是八月二十七。天还没大亮我娘就起来给我煮了两个鸡蛋，塞进我的黄帆布包，又把我爹那辆二八大杠推出来，擦了三遍。我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的确良衬衫，口袋里揣着介绍信、户口迁移证和粮油关系转移证明——三张纸，比我的命还金贵。从我们陈家洼到县城四十二里，我骑了两个半钟头，到城关的时候后背全湿透了。

进了城我就傻了眼。那年县城正在修路，解放路堵了半截，一堆人在挖沟。我在路口问一个扛着铁锨的老头，县供销社往哪走。老头手往西一指，含混地说了句"往西，牌子大"，然后就低头干活去了。我道了谢，蹬上车往西。西边是出城的路，越走越荒，柏油路变成碎石路，碎石路变成土路，两边先是饭店和旅社，后来变成菜地，再后来是河滩上的芦苇荡。我骑了差不多四十分钟，心里开始犯嘀咕，正想掉头，忽然看见路边一个大门垛，水泥牌子上刻着几个字，掉了漆，模糊得很，我只认出"供销""收购"四个字，后面还有两个，被雨冲得看不清了。

我当时长出一口气，心想总算到了。门口没有传达室，只有个老头蹲在墙根底下晒太阳，脚边堆着一捆捆泡过水的红麻。院子里有股味道，是麻绳、桐油和霉混在一起的，闷得很，像谁家灶膛里没燃尽的柴火。过道里摆着一杆大磅秤，秤砣锈得发黄。

我推着车进院，正赶上吵架。

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站在台阶上，脸涨得通红，手里攥着一沓纸，被四五个农民围着。农民们不骂，就是不走，蹲在台阶下面抽烟，隔一会儿说一句："王站长，娃要开学了。"那男人就重复一句："钱一到我就给你们，我王德福要是骗你们，我……"他说不下去了，把那沓纸往怀里一按，蹲下去也抽起了烟。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介绍信掏出来，走过去说，同志，我是来报到的。

王德福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眼介绍信上地区供销学校的红章。他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那动作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先拍左边，再拍右边，拍得很慢，像是在给自己留时间想事。"分来的？"他问。我说是。他又问："分到县社？"我说是。他"哦"了一声，把介绍信还给我，说："进来吧，先喝口水。"

那天我在收购站喝了一碗玉米面糊糊，就着半碟腌萝卜。王德福跟我说了实话：三里桥土产收购站，原来归县社管，现在县里搞"断奶"，收购任务取消了，流动资金也没了，账上现金三十七块六毛，欠职工七个月工资，还欠着附近七个村一万四千块的白条。前任站长春天就调走了，他这个副站长顶到现在，还有两年退休。他问我愿不愿意留下，我说这得县社说了算。他说，你先住下，明天一早我陪你去。

第二天早上，他没陪我去。他说夜里肚子疼，让我自己去，去找人事股的孙股长。我骑着车又往回走，到县社已经十点。孙股长翻了半天名册，抬起头说："陈守义？三里桥的。"我说不对，我是分到县社的。他愣了一下，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是王德福前一天下午让人捎来的条子，上面写着"该生已到三里桥收购站报到，请予备案"，底下盖着收购站的公章。孙股长把条子推给我，说："你看，人家都报到了。那边正缺人，去吧。年轻人到基层锻炼锻炼也好。"我说那我户口和粮油关系呢。他说办到三里桥就行，一样的。

我站在县社走廊里，头顶上的吊扇慢悠悠转，转得我眼晕。那年我二十一岁，一句话也没敢多说。

回三里桥的路上，我在河堤上坐了半个钟头。芦苇长得比人高，风一过哗哗响，像有人在笑我。

收购站一共五个人。王德福，副站长，老婆有肾病，常年吃药。会计周明远，腿有残疾，走路一歪一歪，算盘打得比谁都快，账本上的字像印出来的。仓管员老靳，叫靳大山，话极少，会修磅秤会修拖拉机，一天能不说一句话。还有个女的，秦桂兰，三十出头，管过磅开票，男人去了广东打工，一年回来一趟。加上我，六个人守着一个四亩地的大院子、三间仓库和一排塌了半边的旧房。

头两个月我想的是怎么走。我给县社写过三封信，托同学带过话，都没回音。我爹来看过我一次，站在院子里抽完一支烟，说："要不回家吧，砖瓦厂也招人。"我说再等等。其实我心里清楚，不是舍不得这个破院子，是舍不得认输——我才二十一，头一回出门就走错路，还被人三言两语扣下了，传回村里，我这辈子别想抬头。

转机是老靳给的一句话。那年十月，他难得开口，说："河滩上的芦苇，往年都是沭河村的人自己割了当柴烧，今年没人要了，都烂在那儿。"我问他为啥没人要。他说没人收。我说造纸厂不要？他说要，县造纸厂年年从山东往回拉，一吨运费就五六十。

我当天下午就骑着车去了县造纸厂。供销科的门难进，我在门口等了两个下午，第三天才见着人，是个姓梁的科长。我跟他说，我那儿有芦苇，就近，一吨比山东的便宜二十块。他问我多少吨。我张口就报了三百吨——其实我一根芦苇都还没收上来。他看了我半天，说："小伙子，你先拉一车来看看。"

回站的路上我差点从车上摔下来。三百吨，我说得倒轻巧。

最难的是钱。收芦苇要现钱，一吨给农民十八块，还得管饭管车。我算过，哪怕先干五十吨，也得小一千块的垫本。我去县社找过孙股长，他说没有。我去信用社问，人家一看收购站的公章，摇头。最后还是王德福把家里准备盖厢房的八百块拿了出来，用报纸包着，放到我桌上。他说："守义，赔了就算我的。"周明远也摸出五百块，说是给闺女攒的嫁妆钱，先借站里用半年。秦桂兰没说话，第二天抱来一筐鸡蛋，说卖了算站里的。

我们又把仓库清了一遍。前年压的红麻，三百多捆，卖到徐州的麻纺厂，折了价，回来一千二。那批发霉的山羊皮，老靳拿石灰重新腌了一遍，卖给邻县一个皮匠，换了六百。加上杂七杂八，凑了三千出头。

冬天割芦苇是最苦的活。河滩上结了薄冰，芦苇根下是烂泥，一脚踩下去能没到膝盖。我在沭河村找到村支书，站在他家门口谈了一晚上。我说，一斤三分五，当场过磅当场给钱，中午管一顿热饭。他不信我，说你们供销社的白条还没兑呢。我把三千块钱摊在他家桌上，一张一张数给他看。他这才点了头。

腊月初八，第一车芦苇进的造纸厂。老靳开着那台老掉牙的拖拉机，跑了整整一天。过磅的时候我在旁边站着，手心全是汗。梁科长验收完，说了句："还行。"三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口气，像是给我发了奖状。

那笔钱回来是腊月二十。我们先把七个村的白条兑了。那天收购站院子里站满了人，从早上八点排到下午三点。王德福把钱一沓一沓摆在桌上，喊一个名字，递一沓，让人按手印。有个老太太拿到钱，坐在台阶上数了三遍，数完哭了，说她儿子以为这钱打水漂了，把她的药都停了。秦桂兰在旁边开票，写着写着趴在桌上哭，肩膀一抽一抽的。周明远不哭，他那天破天荒地喝了二两酒，脸红得像纸上的红戳。

剩下的钱，我们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不多，每人一百六。

过了年，我们又干了桔梗和半夏。那时候安徽的药材商常年在县里跑，我把他们请到站里，管一顿饭，让他们把收货点设在我们院里。站里抽成，农民不用再跑七十里去县城。秦桂兰成了站里最能干的收货员，她认得药材，抓一把闻一闻就知道是几年的货。老靳闲不住，自己搭了个烘干炕。年底一算账，站里不但还清了所有旧账，还第一次有了结余，四千三百块。

那些年其实也没那么顺。1994年县社搞承包，我们站被包给了个人，承包人干了八个月跑了，账上又空了一回。1996年以后个体户全起来了，河滩上的芦苇有人抢着收，我们的价压不过人家。再往后，供销社改制，职工身份买断，院子里的人一个一个走了。周明远最先走，他闺女在徐州给他找了个看大门的活。秦桂兰去了广东找她男人。老靳死在1999年冬天，脑溢血，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把修磅秤的螺丝刀。

王德福是1996年退的。退休那天他没办酒，就让我陪他在门口那块掉了漆的水泥牌子下面站了一会儿。他说："守义，那年你要是没走错路，你现在在解放路三层楼上坐着呢。"我说是。他说："那你就是个坐在楼上盖章的。现在好歹知道一吨芦苇有多沉。"我说我知道，三百斤一捆，一车装十四捆。他笑了。

我后来没走。三里桥收购站1998年改成了土产购销站，再后来卖化肥卖种子卖农药，2011年院子租给人家做了物流仓库，门口的水泥牌子拆了，换成一个蓝底白字的铁皮招牌。我在那个院子里待了二十六年，一直待到2018年，最后一批人买断工龄那年。走的那天我把办公室钥匙交上去，回头看了眼那个大磅秤——秤砣还在，锈得更厉害了。

前几天我回了趟三里桥。院子还在，现在是电商的仓库，门口停着几辆小货车。我在门口站了大概十分钟，有个年轻姑娘出来问我找谁，我说不找谁，看看。她哦了一声就进去了。河滩上的芦苇还在，没人割了，长得很高。

我有时候想，那年八月要是没走错那条往西的路，我会是什么样。大概在县社的办公室里待到退休，天天盖章，年年评先进，一辈子没闻过桐油味。那样也没什么不好。可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叫陈守义，我守了一个快倒闭的收购站二十六年。我爹说我这名字起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