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1年，刘邦大封功臣，对张良说出那句从齐地自择三万户。
这是汉初最高规格的封赏，整个朝堂没有第二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
张良当场拒了。
同样是功勋卓著，1724年，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班师回朝，雍正在奏折里亲笔写下恩人二字，赐下的荔枝从京城六天急送西安，规格堪比唐明皇给杨贵妃的那一篮。
年羹尧收下了，还嫌不够。
两个人面对的是同一道题，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结局也天壤之别。
张良这个人，在刘邦身边的分量，历代史家很少有争议。
楚汉相争那几年，从鸿门宴前的暗中斡旋，到垓下之战前对战略部署的建议，几乎每一个关键节点背后都有他的判断。
刘邦后来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件事张良做得比自己强。
这话出自一个开国皇帝之口，分量不轻。
但张良在接受封赏那天做了一件反常的事。
他没有像其他功臣那样讨价还价，也没有谦虚几句最终收下，而是直接说：从前我想为韩国复仇，后来追随沛公，凭着一张嘴走到今天，封了列侯，已经是我这辈子没想到的事了。
他最后只接受了留侯的虚衔，没有要那三万户的封地。
这件事在当时就有人想不通。
陈平私下问过他，说先生功劳这么大，荣华富贵受之无愧，何苦拒绝？
张良没有正面回答，只说了一句：谋有其时，智有其废，进退应时，方为智者。
意思是谋略这东西是有时效的，天下太平之后，帝王最不需要、也最警惕的，恰恰是身边还有个人比他更清楚该怎么办。
他此后的行动比这句话更说明问题。
吕后为废立太子一事找他出主意，他给了，但事成之后叮嘱传话人：此事与我无关，请皇后不要再提。
不是推辞，是真的要把这件事从自己身上划干净。
吕后后来说的那句弃智绝俗才是大，说的就是这个。
刘邦死后，吕后大权在握，对萧何、韩信等人或杀或囚，对张良却始终优待。
不是因为张良没有威胁，而是因为他多年来真的做到了让自己看起来没有威胁，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前者是运气，后者是持续十几年的自我管理。
年羹尧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的起点并不低。
康熙朝就已经是封疆大吏，雍正即位后更是被当作自己人来用，西北军政事务几乎全权委托。
1723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调年羹尧主持平叛，不到一年基本平定，这个速度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相当不容易。
雍正高兴坏了，赏赐不断，措辞越来越热。
他在给年羹尧的朱批里写过：你此番功劳，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这话一个皇帝能说出口，足见年羹尧当时的地位。
问题是年羹尧把这些当成了可以继续支取的存款。
平叛之后，他回京觐见，京城大小官员出城迎接，年羹尧骑马而过，众人按惯例下跪，他坐在马上没有要求众人平身，就这么在一片跪拜中穿场而过。
雍正身边的亲信侍卫被他派去牵马执鞭，这些人是皇帝的人，不是他的属下。
在陕甘任上，他向朝廷举荐的官员几乎全被录用，形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年选，陕甘川三地的官员任免实际上绕过了吏部，直接走年羹尧这条线。
这些事情雍正看在眼里，一开始还压着。
但有一件事让气氛明显变了。
1724年，年羹尧给雍正上了一道贺表，文章里有几个字写错了，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意思没差多少，但雍正抓住这个细节大发雷霆，说年羹尧这是故意的，是对皇帝的不敬。
从这时候起，局面急转。
雍正先将他从抚远大将军任上调离，降职发往杭州任将军，与此同时，之前一直压着的弹劾奏折开始到处涌现。
那些在年羹尧得势时敢怒不敢言的官员，这一次一共列出了92条罪状，包括贪污、结党、僭越、欺君等各类罪名，其中光是死罪就有几十条。
雍正最后说，年羹尧是功臣，朕不忍亲手杀他，允其狱中自裁。
1725年，年羹尧在狱中自尽，年仅47岁。
他的儿子被流放，家产被查抄，年选出来的那批官员也大批受到牵连。
从雍正写下恩人二字，到年羹尧狱中自裁，前后不过四年。
张良活到了什么时候，史书记载不很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平稳走过了刘邦在位的全部岁月，也走过了吕后当政的那段时期，在那个功臣几乎被清洗殆尽的年代里，算是极少数有善终的人之一。
两个人的差别，其实不是性格，也未必是智识高下，更像是对自己所处位置的认知是否诚实。
年羹尧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他读过书，做过多年官，不可能不知道功高震主是什么意思。
只是当那些赏赐和恩宠真的落到自己身上，知道和做到之间的距离，比他想的要远得多。
张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清楚这件事的？
是鸿门宴那天，还是汉朝建立的那一刻，还是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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