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莫斯科已经有些凉意,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教室里正在上课。

一个24岁的中国男生坐在前排,肩上披着一面旭日旗,桌角摆着一顶旧日军军帽。

教室里的中国同学没有等到下课,当场上前制止,把他控制住。

事后知情人向媒体讲述,这个男生不肯把旗子收起来,理由是俄罗斯朋友送的生日礼物,期间还用日语对同学进行了辱骂。

事情到这一步,已经不是一个“课堂上的小动作”能装得下的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处理的速度变得可以理解。

在同学的强烈要求下,他录了第一段道歉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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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里的人戴着墨镜和口罩,整张脸几乎看不到,低头对着平板念稿,鞠躬草草结束。

这段视频放出来之后,舆论没有平息,反而更不满。

原因并不复杂:一个真正意识到事情分量的人,不会先把脸遮起来再念道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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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脸这个动作本身,比念出来的句子更直接地说明了态度。

但真正让事情往下走的,不是这段视频,而是另一群中国学生做的事。

10月16日,历史系研一学生张某和大四学生苏某一起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系里启动调查程序,核实涉事学生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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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中国留学生签了字,当天提交给历史系。从课堂上的展示发生到这份请愿书递上去,中间只隔了两天。

这两天里,签字的学生没有停在愤怒里,也没有把力气花在争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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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但它需要一个人在情绪最容易被带着走的时候,选择走规则的路。

我认为这份请愿书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不在于它“理性”或“克制”,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关键的翻译。

把一种源于民族记忆的集体情感,翻译成了接收方(俄罗斯校方)能够在其自身制度语言中识别的程序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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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对情感的压抑,而是对情感施加了一种策略性的形式。

那些签名的学生未必比其他人更“冷静”,但他们选择了一条更有可能改变结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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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校方启动了遣返程序。

10月17日,陈某摘掉墨镜和口罩,录了第二段露脸道歉视频,说向祖国和人民道歉,辜负了祖国的嘱托。

也是在17日,莫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发布通报,确认校方已启动校内调查,并明确将旭日旗定性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标志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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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指出任何公开展示、变相美化或者漠视其历史罪恶的行为都不可接受。

10月19日下午,历史系召开专题座谈会。

系主任别洛乌索夫在会上表示,反法西斯的历史共识不容亵渎,俄罗斯和中国在二战中是战友,校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中方以及该系中国留学生的立场完全一致。

校方承诺尽快公布开除决定,并通过学校官网和社交媒体公开事件经过与校方立场。

座谈会结束后,系主任和参会的中国学生站在历史系的反法西斯纪念碑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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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碑上刻着的是二战中牺牲的历届历史系师生的姓名。

这些学生站到碑前这件事,和5天前教室里那面旗子之间,隔着的不是时间,而是一种选择:用什么方式去守住一条不能退的线。

从10月14日课堂上的展示,到人离开俄罗斯,前后5天。

这个速度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息:符号公开出现了,事实就已经在了,剩下的不是反复调查“有没有展示”,而是处理展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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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之所以不能按普通的校园纪律问题去看,是因为它落在两条已经存在的线上。

俄罗斯法律对公开展示纳粹及类似象征有明确的处罚条款。

《俄罗斯联邦行政处罚法》第20.3条规定,公民公开展示纳粹或与纳粹高度相似的象征物,可面临1000至2000卢布的罚款,或最长15天的行政拘留,涉事物品一并没收,还可以处以最长100小时的强制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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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与纳粹象征在视觉上难以区分的标志,同样在禁止范围内。

莫大历史系不是一段与这段历史无关的教学单位,系里那座纪念碑上的名字,就是这所学校在二战中失去的师生。

这里有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张力。

俄罗斯第20.3条的法定处罚上限是15天行政拘留或2000卢布罚款,而实际后果却是遣返和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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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认为,这种溢出在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这一侧的法律线同样清楚。

2018年5月1日,《英雄烈士保护法》施行,明确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

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情节严重的相关行为被纳入刑事规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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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给出的是一条底线,它的存在说明这类行为在社会层面被赋予的分量,不是“个人表达”四个字可以轻轻放下的。

旭日旗本身也没有随着1945年日本投降而从公共生活中彻底退场。

日本海上自卫队至今使用与旧日军军旗高度相似的旗帜作为舰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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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日本护卫舰悬挂旭日旗驶入韩国釜山港时,韩国国内的抵触情绪依然强烈,韩国媒体在报道中直接称其为“侵略的象征”。

对旭日旗的判断,不是某一个国家单方面的敏感,而是多个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在历史中共同形成的认知。

回过头看,这件事里最值得留意的不是开除决定本身,而是从10月14日到10月19日之间,一群普通中国学生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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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个语言不是母语、规则不是自己熟悉的规则的环境里,用两天时间把诉求写成了请愿书,用签字和递交把一件事推入了校方的正式程序,然后在座谈会上得到了一句“立场完全一致”,在纪念碑前留下了一张合影。

处理结果很快会公布,热搜也会过去。

但那面刻着名字的碑还在莫大历史系里立着,它不针对谁,也不多说什么。

有些符号不能披在身上,有些线走到哪里都不能踩。走得越远,越需要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