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九十九岁了,一个人住在城南这条老巷子里。有人问我,你儿孙满堂,怎么不请个护工?我说,请啥护工,钟点工也不要,我就靠两件小事,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的。

这话说起来,很多人不信。一个九十九岁的老头,耳不聋眼不花,还能自己烧水煮饭,这本身就够稀奇的了。可他们不知道,我这份精气神,不是白来的。

我这辈子,年轻时在纺织厂干了四十年,什么苦没吃过。老伴淑芬比我小两岁,也是厂子的工人,我们俩一个车间,她挡车,我修机器。那时候日子穷,但两个人在一起,啥都不怕。五年前她走了,走得很安详,就是睡了一觉没醒来。儿子建国从外头赶回来,哭得像个孩子,我却一滴泪都没掉。不是不想哭,是淑芬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老头子,你别慌,日子还得你自己过。”我答应了。

她走了以后,屋里一下子空了。建国要把我接去他家里住,我没去。我说我在这儿住了五十年,墙角有几根钉子我都清楚,我不走。建国拗不过我,只好隔一天来送一回菜,顺便看看我。媳妇秀兰也劝,说爸你一个人,万一摔了碰了怎么办。我说我自己的身子,自己心里有数。

其实我心里哪有什么数?就是舍不得这间屋子。屋子里到处是淑芬的影子。缝纫机在窗台下,她以前给我们做衣服,脚踩得溜溜转;床头那口旧柜子,是她娘家陪嫁来的,柜门上的漆掉了好几块,我用胶带粘着,她活着的时候老说换新的,我老是懒得换,如今倒成了宝贝。还有墙上那面圆镜子,是她每天早起梳头用的,镜框边缘磨得发亮。

我一个人住,日子该怎么过?我给自己定了两件小事。

第一件,是每天早上在被窝里“干搓”。醒了不急着起,先把手掌搓热,搓脸,搓头皮,搓耳朵,再隔着秋衣搓胸口,搓后腰,最后把两只脚心对着一顿搓。这套动作我做了二十年,一天没落下。搓完浑身发热,再慢慢坐起来,在床沿上定一定神,这时候就算外头下大雪,我也不觉得冷。第二件小事,是每天上午,拿块旧毛巾蘸清水,擦老伴的遗像。相框是木头边的,玻璃面,我擦得仔仔细细,擦完了就站在那儿跟她说几句话。说今天天好,说儿子来了,说我又忘买酱油了。有时候一说说半天,好像她还坐在那儿听着。这两件事,一件管身体,一件管心里头。身体热了,血脉就通;心里头有了念叨,人就不孤单。

可我的这点秘密,差点让一个钟点工给毁了。

那天上午,我刚擦完遗像,正趴在桌子上看老黄历,门锁咔哒一响,秀兰领着一个女人进来了。女人四十来岁,穿件红罩衣,头发挽在脑后,一进门就喊:“大爷好,我叫小刘。”我还没反应过来,秀兰就笑着说:“爸,这是我跟建国商量了,给您请的钟点工,以后每天来俩钟头,帮您收拾收拾屋子,做顿饭。”我当时脸就拉下来了:“我不要。”秀兰赔着笑:“爸,您都九十九了,咱们家又不差这几个钱,您就让小刘试试,不行再让她走。”小刘也站在那儿搓着手说:“大爷,我手脚麻利,您放心。”我看看秀兰那样子,知道她也是好意,叹了口气,说:“那你先坐吧。”

小刘是个勤快人,一进门就没闲着。她看见我床上的被子没叠,三下两下叠了;看见碗池里有俩碗,哗哗地洗了;又看见我窗台上那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也端起来就要刷。我赶紧喊:“那个搁着,我自己来!”她一愣,放下缸子,转了一圈,一眼瞧见我床头柜上的黄历本子,拿起来翻了翻,说:“大爷,这本子都卷边了,要不我给您扔了,换个新的?”我心跳都停了一拍,嗓子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你放下!那是我的命!”她被我吓了一跳,本子啪嗒掉在桌上。

我扶着桌子站起来,气得手都抖。那本黄历是我从四十岁就开始记的,每天一页,记录当天天气,吃什么饭,身体哪儿舒服哪儿不得劲。淑芬在的时候,是她提醒我记;她走了以后,我自己接着记。那上面不光有字,还有她后来握不动笔时,用铅笔画的一个个小圈,表示今天也好好的。这本子就是我的命根子。小刘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嘴里一个劲儿说“对不起大爷,我不知道”。秀兰也进来打圆场。我摆摆手,嗓子发紧:“你们走吧,我不需要钟点工。”

那天晚上,我心里堵得慌,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量了个体温,有点烧。我没跟儿子说,自己煮了碗姜汤喝了,可到了下午,烧没退,反而浑身骨头节儿都疼起来。建国来送菜,一摸我额头,吓了一跳,直接把我背去了医院。

在医院那几天,我躺在病床上,望着白花花的天花板,心里头空落落的。建国和秀兰轮流守着,小刘也来看了我一回,提着一兜水果,站在床边低着头,说:“大爷,是我不好,您别生我气了。”我看着她那个样儿,心里也软了,说:“不怪你,是我老东西倔。”可我心里清楚,我的病根儿不是她,是我自己把日子过拧了。在医院里,我早上不能干搓了,也不能擦淑芬的相片了。我躺在床上,觉得自己像是被挂在树上的一片枯叶子,风一吹就要掉。

第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淑芬还是年轻时的样子,穿着那件蓝布工作服,坐在缝纫机前,头也不回地说:“老头子,你还不回家呀?家里的黄历该翻了。”我一下子醒了,眼角全是泪。我撑着坐起来,跟建国说:“我要回家。”建国急得直搓手:“爸,您还没退烧呢。”我说:“回家,回了家就好了。”

建国拗不过我,办完出院手续,用车子把我拉回了老屋。进门那一刻,我腿一软,差点栽倒,秀兰赶紧扶住我。我顾不上歇,先走到床头柜前,把那本黄历捧起来,翻到当天的日期,那页还是空白的。我颤颤巍巍拿起笔,在空格里写下:“今天回家了。淑芬,我回来了。”写完这句,我心里那口气儿才顺过来。然后我又去水龙头底下冲了冲手,回到卧室,先坐在床上,把两只手搓热,搓脸搓头搓耳朵,搓得浑身发暖。搓完了,我拿那块毛巾,又去擦淑芬的遗像。玻璃上蒙了一层薄灰,我擦得慢,擦一下,说一句:“让你担心了。我没事。”也怪,擦完相片,我身上就不那么沉了,烧也好像退了。建国站边上看着,眼圈红了,一句话也没说。

从那天起,建国和秀兰不再提请钟点工的事了。我照旧一个人过,每天早上一搓,每天上午一擦。小刘后来又来过两回,是秀兰让她来给我送自己蒸的馒头。她进门也不乱动,就站在那儿跟我聊几句。我慢慢知道了她的难处——她男人前年出了车祸,瘫在床上,家里还有个上高中的儿子,全靠她一个人打零工养家。我听了心里挺不是滋味,就跟她说:“小刘,你要是空闲了,就来陪我坐坐,跟我说说话,我不给你工钱,你也不用干活。你就当来串门。”小刘眼眶一下子红了,点了点头。

后来,小刘每个星期来两回。她来了,我就烧壶水,跟她泡茶喝。她跟我说她儿子的学习成绩,我跟她讲我年轻时候在厂里的故事。有时候我懒得煮饭,她也帮我下碗面,但我不让她动手的时候,她真就不动。她说:“大爷,你这日子过得真有规矩,早上搓,白天擦,晚上还记账,比我们年轻人强。”我说:“不是规矩,是活着的盼头。”她愣了愣,没说话,低头喝了口茶。

如今,我还是一个人住在这老屋里。儿子隔天来一趟,小刘时不时来串门。有人问我长寿的秘诀,我说,哪有什么秘诀?就是两件小事——早上把自己搓热,白天给老伴擦脸。你听着简单,可你得天天做,把这两件事当成比吃饭还重要的事。身体热了,人就垮不了;心里有念想,人就死不了。

我那本黄历,已经用到最后一页了。等记完这一天,我想着让建国再给我买一本新的。新黄历上,我还要继续记。第一页上,我要写:淑芬,我九十九了,还在好好过日子。你也好好的。咱们谁也不着急,到时候,我去那边找你。你再给我做一碗热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