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提起长征，直接把李德当成一个脸谱化的坏人，简单贴上野心家、破坏者的标签。但翻看完整史料，这个人的真实经历要复杂得多，不能用简单的好坏二字概括。他的错误实实在在，给红军带来毁灭性打击，可他本身也不是刻意要毁掉中国革命的敌人。
1933年9月李德抵达瑞金，博古把红军军事指挥大权交到他手上。李德在欧洲学习的是正规阵地战理论，他熟悉的是欧洲大规模兵团作战模式，却完全不了解赣南闽西山区的地形，不熟悉红军的装备条件，也不懂得中国农民游击战争的特点。前四次反围剿，红军依靠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战法，多次以弱胜强，成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李德来到苏区之后，直接否定这套已经被实践验证有效的战术，提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打法，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
当时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国民党军队装备火炮、飞机，物资充足，兵力远多于红军。红军缺少重武器，攻坚能力薄弱，最忌讳和敌人打阵地消耗战。李德无视敌我力量差距，命令红军修筑碉堡，和国民党军队硬拼。广昌战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1934年4月，李德、博古亲自指挥这场战斗，红军集中主力固守广昌，和敌人展开持续十八天的阵地攻防。这场战斗，红军伤亡巨大，大量指战员牺牲，最终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被打开。前线不少军团指挥员多次提出异议，彭德怀、刘伯承等人都当面指出这套战术行不通，但是李德十分固执，拒绝采纳一线指挥员的意见，还批评提出不同看法的将领。
随着战局持续恶化，苏区范围不断缩小，物资越来越紧张，红军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在根据地坚持作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启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长征初期，李德还是三人团成员，继续掌握军事指挥权。出发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部队携带大量笨重物资，行军速度缓慢，一路被动挨打。湘江战役，是红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八万六千多人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之后只剩下三万余人，大量红军战士牺牲在湘江两岸。惨烈的损失，让党内很多人开始反思李德和博古的军事路线。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会议集中批判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初期的军事错误，决定取消三人团，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议上李德为自己的指挥方案辩解，不接受批评，但他服从组织决定，没有选择离开队伍。之后的长征路上，李德不再负责作战指挥，但他跟着大部队一起行军，翻越雪山，走过草地，全程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也是唯一完整走完长征的外国人。在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关键时刻，李德坚定站在中央一边，上前制止李特强行带走四方面军学员，维护红军内部团结。抵达陕北之后，李德还在红军大学任教，给学员讲授基础军事知识。
很多人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全盘否定李德，把他当成蓄意破坏革命的反派；要么淡化他犯下的严重错误，只强调他革命者的身份。党史资料里写得很清楚，李德来华初衷是帮助中国革命，主观上没有出卖红军的想法，但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脱离战场实际，加上独断专行的指挥方式，直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无数红军将士付出生命代价。他的悲剧，是照搬外国军事理论，忽略本土实际情况带来的结果。
革命道路从来没有现成模板，再好的理论，脱离现实就会变成纸上空谈。直到今天，人们回看这段历史，依然会不断思考，外来经验和本土实际之间，到底该如何取舍。有人觉得李德的过错不能因为初心而减轻，牺牲的战士不会因为他主观没有恶意就复生；也有人认为，看待历史人物不能脸谱化，承认他革命者的身份，并不等于为他的错误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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