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海螺,被匠人雕琢成酒杯,静静埋在陕西蓝田的黄土之下,一晃就是九百多年。蓝田地处关中平原,距离大海足有上千里。这枚海螺活着的时候,栖身在热带、亚热带的浅海之中。很多人都会好奇,它究竟是怎么跨越千里,最终出现在北宋古墓里的。
这件酒器名叫螺托盏,出土于蓝田吕氏家族墓地。杯座与杯身分为两部分,工匠将螺体切割掏空,做成环形底座,杯身则顺着海螺原本的轮廓,稍加打磨修整而成。这件螺托盏最特别的地方,藏在螺壳本身。内壁有一道粗壮扭转的螺旋脊,形态和椰子螺特有的轴柱褶皱十分相像,就是壳内像阶梯一样盘旋的结构。
椰子螺也叫木瓜螺,只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浅海海域。热带海洋的螺,出现在内陆关中,能想出各式各样的猜想。但想要找到答案,关键不在于古代的贸易路线,而是这座墓葬的主人。蓝田吕氏,是北宋关中地区声名显赫的大族。吕家有兄弟四人: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后世统称为“蓝田四吕”。
其中吕大防官至宰相,是北宋举足轻重的名臣。熙宁九年,四兄弟一同订立了《蓝田吕氏乡约》。乡约的核心只有短短十六个字:“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用来约束乡里百姓日常相处的准则,这份文献,也被视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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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家人,同时在做两件意义深远的事:为活着的人定下相处的规矩,也为散落世间的古物建立档案。后者,便是吕大临的事业。吕大临,字与叔,号芸阁,京兆蓝田人。最初他跟随张载求学,张载离世之后,又拜入二程门下。他和游酢、杨时、谢良佐齐名,被称作“程门四先生”。
吕大临熟读六经,对礼制的研究尤为精深。他的仕途并不算显赫,依靠祖上恩荫入仕,元祐年间升任太学博士,后来又调任秘书省正字。范祖禹十分赏识他,评价他修身勤学,品行堪比古人,举荐他担任讲官,可惜举荐还没落地,吕大临就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他留下的著作不少,《易章句》《大学说》《中庸说》《礼记传》《论语解》,都是阐释儒家经典的作品。但在所有著作里,分量最重的当属《考古图》。其他书籍是注解先贤文字,唯有这部书,专门为一件件古器物立传。
全书一共十卷,成书于元祐七年,收录了从商周延续到秦汉的青铜器与玉器,总计二百三十多件。书中器物来源分为两类,一部分来自宫廷,秘阁、太常寺、皇家内府的珍藏;另一部分来自民间藏家,一共三十七家,藏品最多的是李公麟,也就是庐江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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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图》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搜罗了多少珍宝,而在于记录器物的整套方式。每一件古物,先描摹器形,还原器物比例;再临摹上面的铭文,一字不差誊写;接着记录尺寸、容量、重量;还要标注出土地点、收藏者是谁;最后附上文字释义与考证。这套工作流程,直到今天的考古报告还在沿用。
一件文物出土,第一件事就是编号、测绘、称重,记录出土地层和伴生物品,整套逻辑几乎一脉相承。书中还有一处容易被忽略的记录:收录的器物里,能确定出土地点的有九十多件,其中一半以上都出自陕西各地。
足以说明,吕大临不是困在书房里摘抄藏品目录的学者,他会主动去追问每一件古物,究竟出土于何处。他做这件事的初衷,在书中写得很明白:“探制作之源,补经传之阙亡。”想用实物,补上古籍经文里缺失的内容。在北宋,这样的想法其实十分超前。当时世人收藏古物,大多是出于赏玩,还常常牵强附会。
这件鼎是否符合上古礼制,那件尊该如何摆放,大多靠藏家的经验,再对照经书里的想象去推断。吕大临换了全新的思路。先实测数据,做好记录,再开展考证。一尊鼎有多高、能容纳多少东西、出土在哪、藏于何人之手,全都可以核验。没有证据支撑的猜想,他不会随意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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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古物不再是祥瑞象征或是文人雅玩,变成了可以查证、可以研究的实物。中国现存最早,系统整理古器物的图录,就这样诞生了。把视线拉回蓝田的吕氏墓园。
这片墓地早年就遭到盗掘,后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建考古队,先开展调查、勘探与测绘,整理基础资料之后,才启动正式发掘。墓里出土的器物,没有想象中那种惊天重宝,大多都是日常用品:餐具、酒具、茶具、香具,都是生前会用到的实用器物,螺托盏便是其中一件。
身为出过宰相的名门,吕氏陪葬,选择的是烟火日常。一辈子为别人手中的古器测量、编号、追查出土信息的人,他自己的家族墓园,先遭盗墓,再被考古队测绘、编号,记录每一件文物的出土位置。这里并不是说什么因果报应。盗墓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和吕大临记录古物这件事没有关联。
只是将两段往事放在一起对照,难免让人感慨万千。吕大临留给后世的记录标准,是记下:是谁的东西、是什么器物、尺寸多大、重量多少、出土在哪。九百多年之后,考古队发掘吕氏家族墓葬,做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工作。当年他创立的这套记录方法,兜兜转转,完整地用在了他自己家族的墓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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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是一名记录者所能遇见,最公平的事。顺带再提一句吕氏乡约。十六个字,规范活人的相处之道;十卷《考古图》,建立古物的归档准则。前者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分寸,后者追求实物和文字记载之间的严谨。两件事看似互不相关,内核却是相通:把模糊难辨的事物,变成清晰可查的信息。
那只螺托盏也是如此。一枚远在热带海洋的海螺,辗转经过无数人的手,最终埋进北宋士大夫的墓穴。它本身不会说话,但这件文物的存在,就把这段流动的历史线索保留下来。吕大临当年对古物所做的,正是让这些沉默的器物,开口讲述过往。不过要厘清一点,吕大临并不是现代概念里的考古学家。
地层学、类型学这些理论,在他的时代还不存在,他心中也没有“考古”这个概念。他研究古器,目标是复原上古三代的礼制,而不是还原完整的历史场景。两件事方向相近,但本质并不相同。他当年著录的大量器物,如今大多已经遗失散佚。
书中的图画和实物无法对应是常态,后世翻刻的版本,还经过多次增补修改。后人称他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其实是后世的追认,并不严谨。那他真正留下的财富到底是什么?不是书中二百三十多幅器物画像,而是一套做事逻辑:先观察实测,做好记录,最后才下结论。顺序不能颠倒。
我们如今刷到考古新闻,最吸引人的往往是最终结论:墓主人是谁,出土了什么“史上之最”,文物价值有多高。很少有人会留意结论背后,大量繁琐的测量与档案工作。这些基础记录,很难登上新闻头条。一块陶片编号多少、出自哪一层土层、旁边共存哪些遗物,很少有人感兴趣。
可恰恰是这些枯燥细碎的记录,才能支撑起最后的考古结论。九百多年前,吕大临就是这样坚持的。他耗费心血,为天下古器整理十卷档案。九百多年之后,考古学者为吕氏家族墓葬建档,依旧沿用这套思路,只是记录的对象换了。想来有趣,吕大临当年撰写《考古图》,根本不会料到这套方法会用在自家人身上。
他写书的目标,是追溯上古三代,填补经书里语焉不详的地方。他所探寻的古,比他所处的北宋还要早千余年。谁能想到,这套为上古古器创立的记录办法,最后落在北宋墓葬,落在吕氏家族的墓园之中。一名记录者最好的归宿,未必是名字被代代传颂,而是他所创立的方法,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人的名字终会慢慢淡去,但治学的方法不会。今天很少有人能背出《考古图》里二百三十多件器物的名称,但每一位蹲在探方里,为文物编号记录的考古工作者,都在接续吕大临当年没有做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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