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一个人，整场会议几乎没正眼看过李德。张闻天。

要说“近”，遵义会议上没有第二个人比张闻天跟李德更近。两人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出来，都属于那个“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的圈子。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张闻天是政治局常委、人民委员会主席，跟博古、李德同处最高决策层。李德自己都说过，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他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办，他们不能自相磨擦”。这句话把张闻天划进了“自己人”的圈子里。从背景和位置看，张闻天跟李德之间，确实隔得最近。

但这个“最近”的人，早就不想搭理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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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跟博古当面吵翻了。张闻天批评跟敌人死拼的打法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博古指责他态度有问题，两人争执不下。李德跳出来当和事佬，搬出那套“莫斯科回来的人不能自相磨擦”的说辞。张闻天的反应，史料里记得很干脆：“张闻天却不理这一套。” 他转头对博古说了一句极重的话：“中国的事情不能全听李德的，应该自己有主张。”

遵义会议上的张闻天，把这个态度变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反报告”。他按照会前跟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口径，第一个站出来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把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一条条摆出来。博古的主报告还在为失败找客观原因，张闻天的“反报告”直接把刀口对准了“你们那套指挥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最有意味的是张闻天发言时的姿态。他不是拍桌子骂，不是情绪爆发，而是一种近乎冷漠的条理化批判。这跟“懒得搭理”是同一种东西的两面：我不跟你吵，是因为你已经不值得我吵了；我把你干过的事一条条列清楚，让在座所有人看清楚，然后该换人就换人。 遵义会议最终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张闻天本人随后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回头再看“近”这个字。张闻天跟李德的“近”，是出身和位置的近，不是心思的近。 恰恰因为曾经在同一个圈子里待过，张闻天比会场里很多人更早、更清楚地看穿了李德那套东西的底细：一个连中国农村长什么样都不了解的外国顾问，拿着一本蓝皮笔记本上的等高线和箭头，决定红军往哪走、在哪打、死多少人。看穿了，就再也懒得跟他多说一句。

李德在遵义会议上失去的，表面是指挥权，底下那层东西是：连最该站在他那边的人，都懒得再替他说话了。 一个人走到这一步，才是真正的孤立。张闻天那句“不理这一套”，不是脾气，是判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