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这项技术不再叫“人工”智能，而要叫“超级”智能。随后他在Truth Social上向关注者发文，称本届政府把继续使用“人工智能”而非“超级智能”这一说法的人视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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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措辞听起来像是在创立一种国家层面的技术宗教，但它反映的观念在硅谷已经流传多年。“超级智能”这一概念由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在同名著作中普及，他预测超级智能将和一类比同类聪明得多的人类一起演化。博斯特罗姆提出，这些新（超级）人类将统治不如他们的人，而超级智能统治所有人。

博斯特罗姆描绘的超级智能主导的未来，与中世纪基督教教义有不止一点相似：一位全能的神统治着一个祭司阶层，由祭司阶层向普通人分发智慧。这并非偶然——在犹太-基督教语境中长大，就不可能避开无处不在的圣经故事。当西方人遇到某种强大而陌生的事物时，往往会退回到那位全知、独一的神的故事里，用它来解释自己正在经历什么。

AI末日论者与AI加速论者之间的争论，很像两个基督教教派在争论神的意图。末日论者取清教徒的角度，认为超级智能会用地狱之火（或失业）毁灭我们；加速论者取更温和的新教路径，声称只要我们接受充满爱的机器作为唯一的救世主，AI就能不可估量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同样的争论也出现在科幻故事里：未来的机器人霸主有时毁灭我们，像恶魔般的《终结者》和《机械姬》中的机器人；有时拯救世界，像《机器人总动员》和《荒野机器人》里可爱天使般的机械。

正如詹姆斯·帕尔默近期在《外交政策》专栏中所论，西方的精神传统与科幻传统会渗入公共政策，既塑造监管，也塑造公众对AI的总体认知。他指出，把美国对待AI的方式与中国的方式对照，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

中国科幻小说《荒潮》作者、《AI 2041》 essays 与故事合集合著者陈楸帆同意帕尔默的看法。通过电子邮件，他解释说两国最大的文化差异之一在于，中国思想中没有单一的大神。有的是地方性的、邻里式的神，人们“与它们协商”，用献上点什么来换取愿望。“神……是一位有职责说明的强大邻居，”他说。“在中国人的想象里，超级智能往往以工具、官僚机构、仆人或家庭成员的面目出现。”

在陈楸帆看来，AI也被视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部分，而中国可能在这轮革命中领先。中国普遍存在一种认知：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这个国家是在奋力追赶世界其他地方。而如今，AI代表着通过技术成就彰显国力的机会。“最深的恐惧与其说是机器奴役人类，不如说是错过又一场工业革命，”陈楸帆说。“美国人问AI的是神学问题：谁来拯救我们或审判我们。中国人问它的是历史问题：这一轮我们赶上了吗。”

机器人起义和机器神明在中国科幻中很少见。当下中国读者痴迷“系统文”：主角以某种方式在大脑中装上一个类似AI的系统。在这类故事里，AI把人类当作游戏中的化身，告诉他该做什么，评估他的进度，并在他完成任务时给他积分。“它一半是守护灵，一半是KPI经理，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帮助一个普通人升级、向上爬，”陈楸帆说。这恰好浓缩了中国人对AI的态度：它不会取代我们，它会与我们协作、住在我们体内，激励我们在（人类的）工作上取得更多成就。

两种AI叙事传统落到国家政策上，差别一目了然。在美国，不受监管的AI公司鼓励企业用AI替代人类，同时又忧心“超级智能”可能魔法般地活过来并惩罚我们。在中国，用帕尔默的话说，监管旨在“防止AI加剧青年失业”，同时抢先于世界其他地方取得AI主导地位。

我们与这项技术的关系总该有个中间地带。我的希望是，未来的机器存在于“超级”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某处，既不具备神明般的力量，也不施加系统般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