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婆阮氏梅把手机递给我的时候，屏幕上是一张照片。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院子里，穿着一件褪色的迷彩夹克，脚上趿着塑料拖鞋，手里举着一张纸。纸上的字是用圆珠笔写的，歪歪扭扭几行，我放大了看，是越南语。梅在旁边翻译：“哥说他想借两个亿。”

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三秒钟，然后笑了。

两个亿。越南盾。折合人民币五万六。

“你哥是不是觉得两个亿听起来特别有排面？”我把手机还给她，“跟人说出去多有面子——我妹夫借了我两个亿。”

梅没笑。她坐在沙发上，抱着靠枕，下巴搁在上面，眼睛看着我，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每次她娘家人有事，她就是这个眼神，不哭不闹，但那个样子比哭闹厉害十倍。我跟她结婚六年，太了解她了。

“阿光，”她开口了，声音轻轻的，“我哥说他想买那块地，还差一点。”

“差一点？他买地差两个亿，那地总共多少钱？”

“三亿五。”

“他自己有一亿五？”

“他说他攒了八千万，跟别人又借了七千万。”

我把手里的茶杯放下了。大舅哥阮文雄，今年四十二岁，在越南隆安省乡下养虾。说是养虾，其实就是挖了两个塘子，靠天吃饭。年景好了挣个几千万越南盾，年景不好就白干，碰上虾病爆发连苗钱都收不回来。他老婆在镇上卖米粉，一天挣个二十万盾，够一家人吃饭。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学费不算贵，但杂七杂八加起来也是一笔钱。

这种情况下，他要买地。

“什么地？”

“他家旁边那块。原来的主人要搬去胡志明市跟儿子住，急着出手。我哥说那块地位置好，靠着路，以后要是修了柏油路，地价能翻好几倍。”

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这话听着耳熟。我老家那些亲戚也说过类似的话，什么“以后修路”“以后开发”“以后升值”。修没修不知道，开发没开发不知道，反正钱是花出去了。

“你哥拿什么还？”

梅把脸埋在靠枕里，闷闷地说：“他说养虾挣了钱就还。”

“他去年养虾挣了多少？”

“……没挣。虾死了大半。”

“前年呢？”

“前年还行，挣了大概四千万。”

“四千万越南盾，一万多人民币。他借两个亿，拿什么还？靠虾？”

梅不说话了。靠枕上面只露出她半张脸，眼睛还是看着我。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哥从小对她好，她来中国读书的时候，她哥把攒了半年的钱塞给她当路费。那会儿她哥还没养虾，在建筑工地上扎钢筋，一天挣十五万盾，自己留五万吃饭，剩下的都给她了。

这些事情她跟我说过很多遍，每一遍都差不多，但每一遍她都认真讲。

我跟梅结婚那年回过一次越南。隆安省，湄公河三角洲边上，从胡志明市开车下去要两个多小时。到了她家，我第一印象就是热，第二印象是房子。砖墙铁皮顶，地面铺着红砖，客厅摆着一张木沙发，一台老式电视，墙上挂着胡志明像。她妈从厨房端出来一锅鱼汤，蹲在地上收拾了一条鱼，那个鱼还在扑腾。院子里养了十几只鸡，一只公鸡从篱笆上飞过去，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

大舅哥当时刚从工地上回来，晒得黢黑，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捆捡来的废钢筋。见了我，咧嘴笑，露出被槟榔染红的牙。他不会说中文，我不会说越南语，两个人就靠梅翻译，一顿饭吃了两个钟头。他问我中国有没有虾，我说有。他说中国虾贵不贵，我说还行。他说那他以后养虾卖到中国去，我说好啊。

后来他真养虾了。第一年挣了点钱，把铁皮顶换成了水泥瓦。第二年虾价跌了，没挣着。第三年碰上病害，几乎全赔。第四年重新来过，勉强持平。他就这么一年一年地折腾，像在赌桌上押大小的赌徒，赢了想再赢，输了想翻本。

现在他要买地了。

梅说那块地她小时候常去，是村里一户人家的菜园子，靠着一条土路。路那头是镇上的集市，赶集的日子人来人往。我说行，那地确实有点用。但有用归有用，两个亿借出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多少，全是没影的事。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梅翻来覆去也没睡着，我知道她想开口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快十二点的时候，她终于说话了：“阿光，你要是不想借，我就跟我哥说。”

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问她：“你哥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还？”

“他说三年。”

“三年养虾能挣两个亿？”

“他说他想把塘子扩一下，多养一季。”

“扩塘要钱吗？”

“要。”

“那他的钱从哪儿来？”

梅不吭声了。

我翻了个身，脑子里的账算得清清楚楚。我们俩在苏州，我干装修，她在一家越南餐厅当领班，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两万出头。房贷四千多，孩子上幼儿园两千多，日常开销四千左右，每个月能存个七八千就算不错了。这几年攒下来，手里有二十来万，本来打算明年换个大点的房子，孩子要上小学了，现在的学区不好。

借出去五万六，手里还剩十五万左右。说伤筋动骨倒不至于，但这钱要是回不来，就是个窟窿。

第二天早上我给大舅哥打了个视频电话。梅在旁边当翻译，我说话，她翻。我说哥，钱的事梅跟我说了。大舅哥在那头搓着手，脸上有点不好意思，但眼睛亮亮的，一看就是觉得这事有戏。我说两个亿我可以借，但我有几个条件。

他点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

我说第一，这钱我不是借给你买地的，我是借给你周转的。地买了以后你把手续拍给我看，我要看那张红本本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他说行行行。

第二，我不收你利息，但你要给我一个还款计划。第一年还多少，第二年还多少，第三年还清。你养虾也好，干别的也好，每年到了时间你要给我打一笔钱，多少都行，但得有。

他说行行行。

第三，你买地剩下的缺口那七千万，你找谁借的？

他说找村长老阮。

我说你跟他打借条了吗？

他说打了。

我说好，那你把那张借条拍给我看看。我不是不信你，我是怕你被人坑了。老阮要是收你高利贷，你告诉我，这钱我不借了，你先把老阮的钱还了再说。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这个人真仔细。

我说哥，我在中国干了十几年装修，见过的烂账比你在村里见过的房子都多。你的钱是钱，我的钱也是钱，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后面才好办事。

他想了想，说行，我现在就去拍。

挂了电话，梅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她说：“阿光，谢谢你。”

我说你别谢我，我是有条件的。你哥要是三年还不清，我就找你。

她捶了我一下，笑了。

过了两天，大舅哥把借条和购地意向书拍过来了。我找了个在越南做生意的朋友帮我看了一下，朋友说没问题，那块地确实是那块地，价格也差不多，没被坑。我把五万六转了过去，折成越南盾打到他账上。

钱转完那天晚上，大舅哥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条语音，梅放给我听。叽里咕噜说了一串，梅翻译说：“哥说，妹夫这个人能处，有事情他是真帮忙。”

我说你告诉你哥，我不是能处，我是怕你天天在我耳朵边上念叨。

梅又捶了我一下。

这事过去大概四个月，大舅哥打了一次视频过来，兴高采烈的。他说地买下来了，红本本拿到手了，还拍了照片给我看。那片地上原来的菜园子已经推平了，大舅哥说要先种一季木薯，等木薯收了再养一季虾，钱慢慢攒。他说他老婆的米粉摊生意好了一点，一天能多卖几十碗。他说他大儿子期末考试考了全班第三，老师夸他数学好。

梅在电话这头笑得合不拢嘴，说哥你少吹牛。大舅哥说真的，不骗你，我把成绩单拍给你看。

挂了电话，梅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她哥以前借钱从来没人借给他，亲戚们都被他借怕了。我是第一个借给他钱还跟他讲条件的人。他跟她妈说，妹夫这个人靠谱，不光是给钱，还告诉他钱该怎么花。

我听了心里其实有点得意，但嘴上没说什么。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梅说，你哥那块地要是真修了路，升值了，让他把两个亿还了之后请我吃一顿好的。梅说他想请你去越南吃，他说他要给你烤一只整鸡。

我说整鸡就算了，让他给我弄碗米粉就行。他那儿的米粉比苏州的越南餐厅做得好吃。

梅说那肯定，我嫂子做米粉做了十几年了。

今年春节前，大舅哥又打了一次视频。他说他第一批木薯卖了，挣了三千多万盾，问我这笔钱是留着扩塘还是先还我一点。我说你先还我五百万盾吧，剩下的你自己安排。他问为什么只还五百万，我说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还钱的习惯。你要是按时还了这五百万，我就信你下一笔也会还。

他嘿嘿笑，说你这人真是，算得比银行还细。

我说哥，我要是算得不细，这五万六早就打水漂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跟我说了一句：“阿光，我以前借钱，人家要么不借，借了也不跟我说这些。你是第一个把我当正经人看的。”

梅把这句话翻给我听的时候，我端着酒杯，半天没说话。其实我当时想的是，你哪是什么正经人，你就是个想买地的养虾户。但这话我没说出口，我说的是：“哥，你好好干，三年以后我来越南吃你的米粉。”

他笑得露出一口被槟榔染红的牙，说：“管够。”

挂了电话，梅靠在我肩膀上，没说话。我知道她想家了。我跟她说，等孩子放暑假，咱们回去一趟，看看你哥那块地，看看你妈，顺便吃碗米粉。

她点点头，说好。

窗外的苏州下着小雨，我算了算账，大舅哥还了五百万盾，折合人民币一千四。按这个速度，三年还清两个亿是有点紧，但也不是没可能。他要是真把虾养好了，木薯种好了，每年还个七八千万盾应该问题不大。退一万步讲，就算还不齐，那块地还在，地又跑不了。到时候实在不行，把地一转手，钱也就回来了。

我把这个想法跟梅说了，梅说：“你连这个都算好了？”

我说那当然，你以为我借你哥钱是白借的？

她翻了个白眼，但嘴角是往上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