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我喝醉错抱了女同学姐姐，她没推开我，只在我耳边轻语：“傻小子，认错人了。”我酒醒大半正想道歉，她却说出了更让我震惊的话
她凑到我耳边的时候，我闻到的是一股桂花味，不是雪花膏，也不是洗发水，就是秋天院子里那种桂花，甜得发闷。
那是九八年十月十七号，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兜里还揣着白天刚发的工资，三百四十二块，用橡皮筋捆着，卷成一个卷儿，把裤兜撑得鼓出来一块。
我喝多了，脚底下踩着棉花，胳膊搭在谁肩上我也没看清，就记得那肩膀比我想的软，头发蹭在我脸上，痒。
声音不大，就在我耳朵边上。我脑子里那点酒一下子退了大半，像有人掀开被子泼了盆凉水。我手赶紧撒开，往后退了半步，差点让身后的小马扎绊倒。
灯是那种黄灯泡，十五瓦的，挂在院子里一根竹竿上，照得人脸都是蜡黄。我眯着眼才看清，站在我面前的是个穿灰毛衣的女人，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鬓角有几根碎的，被风吹得一飘一飘。
不是她妹妹。
她妹妹叫周小萍，是我高中同学，这天是周小萍她爸过五十五岁生日，喊了几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我进门的时候还跟周小萍打了个照面，她说她姐在厨房帮忙，我嗯了一声就上桌了。
结果喝到第二瓶高粱白，我就把厨房出来的那个当成了周小萍。
姐妹俩长得像，尤其是灯光一暗，那眉眼几乎一个模子。可离近了看就不一样，周小萍嘴角有颗小痣，她姐没有。周小萍说话嗓门大，咯咯咯的，她姐说话慢，尾音收得轻。
“我，我，对不起，我喝多了，我以为是——”
“以为是小萍？”她笑了一下，没恼，也没躲。
那笑我看不太懂，不像生气，也不像逗小孩。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围裙是蓝布的，边角磨得起了毛。她往前凑了半步，声音又压低了些。
“你要真觉得对不住我，就听我说句话。”
我点头，点得有点猛，脑袋里嗡嗡的。
“我下个月初八办事，你得来。”
“办事？”
“结婚。”
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没看我，看着院子里那盏灯泡，好像那灯泡是我，她在跟我说一件早就想好了的旧事。
我愣在那儿。周小萍她姐要结婚，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非得跟我说，还挑这么个时候。
“你跟我妹是同学，我认识你。”她说，“你叫李建国，对吧，城南棉纺厂三车间，修机器的。”
我更愣了。我确实在棉纺厂三车间，确实修机器，可我跟她统共没见过几面，有一回是周小萍过生日，在她家吃了一碗面，她姐端上来的，说了句“趁热”。就这一句。
“初八，你记着来。”她又说了一遍，围裙解下来搭在胳膊上，转身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别空手来，带两斤喜糖的钱就行。”
我站在原地，那点桂花味还没散干净。
后来我坐回桌上，周小萍问我上哪儿去了，我说解手。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桌上几个老同学正划拳，五魁首啊六六六，吵得人耳朵疼。我端起杯子又抿了一口，觉得这事有点怪，可又说不上怪在哪儿。
那晚散场是九点多，我推着自行车出门，后头有人喊我。
是周小萍她姐，站在院门口，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头是剩的半个蛋糕。
“你车链子掉了。”她说。
我低头看，还真是，链子耷拉在地上，黑乎乎沾了一层土。我蹲下去装，手上弄了一手油。她也没走，就站旁边，把塑料袋换了个手拎着。
“初八，别忘了。”
“姐，你这到底——”
“别问了。”她打断我，“到那天你就知道。”
说完就转身回去了，门在身后带上，铁门闩响了一声。
我推着车走了四十多分钟回厂里宿舍，一路上脑子没停。十月十七离十一月初八，还有二十来天。我掰着手指头算，这二十来天我得准备点什么，穿什么衣裳，随多少钱的礼。可我连她嫁的是谁都不知道。
第二天上班，我找周小萍问了一嘴。
“你姐要结婚了？”
周小萍正在更衣室换工作服，听我这么问，手上的动作停了停。
“谁说的？”
“你姐自己说的。”
她把工作服套上，扣子系到一半，看了我一眼。“我姐那人，脑子有点轴，说什么你别全当真。”
“她连日子都定了。”
周小萍没接话，把更衣柜的门砰一声关上，走了。
这事要是到这儿就完了，也就没后头那些了。
可偏偏十一月头上，我妈托人给我说了门亲事，对方是城西酱菜厂的一个姑娘，姓赵，叫赵玉芬，比我小两岁。我妈催得急，说人家条件好，家里三间瓦房，爹是厂里的会计，让我赶紧去见一面。
我去了。赵玉芬人挺周正，说话也爽利，一见面就问我一个月挣多少，我说一百八，她点点头，说够吃。我俩在公园里走了两圈，就算认识了。我妈高兴得不行，开始张罗定亲的事。
日子偏偏撞上了。
我妈挑来挑去，挑的是十一月初八。
我一听这日子，脑仁疼。
“妈，换一天行不行？”
“换什么换，我找人合的八字，就这天好。”
我跟她说不出口，说我答应了周小萍她姐去喝喜酒。这话说出来我妈准得问，你跟人家什么关系，随哪门子礼。
我去找周小萍。她在车间里正换纱锭，机器声音大，我站在过道上等她出来。
“你姐那个初八，我还去不去？”
“去呗。”
“我妈也定的初八，让我去相亲对象家吃饭，算定亲。”
周小萍拿胳膊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说：“那你去你丈人家呗，我姐那边我跟她说一声。”
“可你姐那天专门嘱咐我，还说了两遍。”
周小萍把擦汗的胳膊放下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李建国，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
“知道什么？”
她张了张嘴，又闭上，最后摆摆手：“算了，你自己掂量吧。我姐那个人，你答应她的事，她记一辈子。你要是不去，她也不怪你，可她会记着。”
这话跟没说一样。
我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烙了一晚上饼。第二天顶着俩黑眼圈去上班，路过传达室，老赵头喊我，说有我一封信。
信封上是女字，圆珠笔，一笔一划写得板正，落款是“周秀兰”。
我才知道她叫周秀兰。
信里就三行字：初八中午十一点，城南国营二食堂二楼，你来就行，不用带东西，人到比什么都强。
下面还添了一句：你妈给你说亲的事我听说了，你要是为难，就当没收到这封信。
我拿着那封信在传达室门口站了老半天。老赵头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事了，我说没有，就是风大，迷眼。
十一月初八那天，城南那天，我到底还是去了二食堂。
我妈在家骂了我一上午，说人家赵玉芬家里桌子都摆好了，我撂挑子。我没敢吭声，骑上车就跑。二食堂离我厂里隔着三条街，我蹬得飞快，到了门口一看表，十点五十三。
二楼靠窗摆了四张圆桌，桌上放着瓜子糖块，红纸写的喜字贴在墙上，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手剪的。
人不多，拢共坐了两桌半。我扫了一圈，没看见穿新衣裳的新郎。
周秀兰坐在靠里那张桌，穿了件红毛衣，头发还是挽在脑后，脸上抹了点粉，抹得不太匀，颧骨那儿白了一块。她看见我进来，站起来朝我招手。
“来了。”
“来了。”
我把兜里的红包递过去，二十块钱，是我半个月工资。她接过来捏了捏，没拆，顺手塞进毛衣兜里。
“坐。”
我坐下来，左右看看，两桌人都是些叔伯婶子，说话都压着嗓门，也没什么人张罗。桌上冷盘已经摆上了，皮蛋豆腐、炸花生米、糖拌西红柿。
“新郎呢？”我到底没忍住。
周秀兰给我倒了杯茶，茶水是温的，飘着两根茶叶梗。
“没有新郎。”
“啊？”
“没办事，就请亲戚朋友吃顿饭。”她把茶壶放下，手在毛衣上蹭了蹭，“我爹走之前一直念叨，想看我成个家。我应了他。”
“你爹？”
“前年走的。肺上的病，拖了十一个月，最后那段什么都吃不下，就喝点米汤。”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得很，像在说别人的事，“我那时候谈了个对象，谈了小两年，临了我爹住院，人家家里不愿意了，说我这头拖累太多。散了。”
我不知道接什么。
“后来我爹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说，兰啊，你哪怕办个事给我看一眼呢。我说行，我办。”她笑了一下，“所以今天这顿，就是办给他看的。他在底下看着呢，也算我把话兑现了。”
桌上其他人开始动筷子，有人喊秀兰你过来坐，她应了一声，站起来，又弯下腰跟我说了句。
“你那天抱着我，叫的是小萍的名字。我本来想推开的，可我一想，这傻小子连人都认不清，还知道说对不住，心眼不坏。”
“就这？”
“就这。”她顿了顿，“还有，我看你兜里那卷钱，橡皮筋都勒进肉里了，还想着先道歉。人穷不丢人，穷还知道认错，不多。”
我脸上烧得慌。
那顿饭吃了不到一个钟头就散了，亲戚们走的时候也没说什么恭喜的话，都是拍拍周秀兰的肩膀，说句“想开点”“日子还长”。她一个一个送到楼梯口，说“慢走”“回头来坐”。
最后就剩我俩。
她从后厨端出一碗面，搁我面前，面上卧了个荷包蛋。
“特意给你留的。过生日的面，得有人吃。”
“谁过生日？”
“我爹。今天是他阴历生日。”她坐到对面，两手托着腮，“我一个人吃不完，你帮我吃一半。”
我低头吃面。面坨了，有点咸，荷包蛋煎得老，边上焦了一圈。我吃了半碗，她吃了小半碗，剩下一点汤推来推去，谁也没再动。
吃完面，她从兜里把那个红包掏出来，抽出一张十块的，剩下十块塞回我手里。
“礼我收了，钱你拿回去。你一个月挣一百八，给我随二十，下个月你喝西北风？”
我推了两回，没推过她。
出了二食堂的门，风挺大，我车链子又差点掉了。她帮我扶着车把，等我蹲下去弄链条。
“李建国。”
“嗯？”
“你回去跟你妈说，就说那门亲事该定定，别耽误。我这边就是吃顿饭的事，过去了就过去了。”
“那你以后……”
“以后该咋过咋过。”她把车把正了正，“我厂里食堂还缺个打饭的，我跟领导说说，你那个赵玉芬要愿意来，给安排上。”
我抬头看她，她脸上那块粉还是没抹匀，可眼睛里干净得很，一点水汽都没有。
后来我跟赵玉芬真定了亲。第二个月摆酒，周秀兰没来，托周小萍捎来一对枕巾，粉底子上印着鸳鸯，是厂里发的福利品，商标还没拆。
再后来，我隔三差五在厂里碰见周秀兰。她在二食堂后头那个车间做统计，跟我三车间隔着一道墙。有一回下雨，她没带伞，我把我的给她，她不要，最后俩人顶着一件雨衣跑到厂门口。她把雨衣往我手里一塞，说：“你回去跟玉芬说，这雨衣你捎给她的，别说跟我一块跑的。”我说你这不是让我撒谎吗。她说善意的谎不算谎。
九九年春天，她找了一个，是二食堂炒菜的师傅，姓孙，离过婚，带个五岁的闺女。办酒那天我去了，随了五十。她穿着红棉袄，这回粉抹匀了，脸上喜气洋洋的，拉着她那个小闺女过来给我看，说：“叫李叔叔，李叔叔是好人。”
那闺女怯生生的，小声叫了，躲在她身后。
又过了两年，厂子效益不行，我调去了开发区的分厂，离得远了，见面就少了。有一年冬天在菜市场碰见，她胖了，脸上有肉了，手里拎着一兜西红柿和两斤排骨。
“过得咋样？”我问。
“还那样。老孙那个闺女，上初中了，成绩不错，就是费钱。”她腾出一只手来，从兜里抓了把瓜子塞给我，“过年炸的，拿回去给玉芬尝尝。”
我拎着那把瓜子往家走，走到楼下才发现，瓜子是热的，她一直揣在兜里捂着。
前些日子，周小萍在同学群里发了条消息，说她姐查出点毛病，住院了。我跟我老伴赵玉芬提了一嘴，她正在厨房剥蒜，头都没抬，说：“那你去看看呗，把那箱奶带上，家里没人喝。”
我去了。社区医院三楼，六人间，周秀兰靠窗那张床。人瘦了一圈，头发白了不少，还是挽着髻，鬓角的碎头发扎在耳朵后头。
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笑了。
“傻小子，你咋来了。”
我把奶搁床头柜上，柜子上有个保温桶，还有半个没吃完的馒头，馒头皮干得裂了口。
“老孙呢？”
“回家给我熬小米粥去了。熬一回倒一回，我一口喝不下，他急得在灶台边上转圈。”
我拉了把凳子坐下，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什么。
她倒先开口了：“你还记不记得九八年那回，你喝多了抱着我那个事。”
“记着。”
“我那时候其实有句话没说。”
“什么话？”
她往窗外看，楼下停着几辆车，有辆白车正往外倒，倒了两把没倒出去。
“我本来想说，傻小子，你要早两年认错人就好了。可我没说。”她转回头来，“说了就是害你。你那时候穷得叮当响，我这边还拖着个病爹，说了也是白说。”
“那你现在说这个干啥？”
“现在说，就是告诉你，那十块钱我没白塞给你。你拿回去给玉芬买了条围巾，对吧？我后来在菜市场看见她戴了，红线的那条。”
我没吭声。那条围巾确实是拿那十块钱添了点买的，赵玉芬戴了好几个冬天，起了球也没舍得扔。
护士进来换药，她把手背伸过去，指甲剪得整整齐齐，上面涂了一层透明指甲油，亮亮的。我头一回注意到这个，九八年那会儿她指甲就干净，没涂东西。
换完药，她有点乏了，眯着眼躺下去。
“你回吧。”她摆摆手，“跟玉芬说，排骨别老炖汤，红烧她爱吃。”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她又在背后叫我。
“李建国。”
我回头。
“那碗面咸不咸？”
“咸。”
“咸就对了。我故意多搁了盐，让你记着。”
我下楼的时候，走到二楼拐角，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她那个床靠着窗，窗帘是拉开的，阳光铺在她被子上，那半个干馒头还在床头柜上搁着。
门口她那双眼熟的皮鞋不在，换了一双老孙的布鞋，鞋帮子踩塌了，后跟磨得一边高一边低。
我站在楼下抽了根烟，想着九八年那天晚上那个桂花味，想着她凑在我耳边说的那句话。
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那天她说的那句“傻小子，认错人了”，到底是在说我真的认错了人，还是她认了别的什么。
你们说，她当初要是把后半句话也说了，这往后的日子会不会就不一样了？我心里一直没底，换作是你，那天晚上你推不推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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