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核心，靠六封绝密电报抢先示警，帮助党中央机关躲过重大危机。
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钱壮飞却在乌江边失去了踪迹。
半个世纪后，金沙县持续追查，一段有关无名红军遇害的往事浮出水面。
1931年4月25日晚，南京，钱壮飞正在值班。
武汉方面接连发来六封特急绝密电报，收报人都是徐恩曾。
此时，钱壮飞已经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电报带来的，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消息：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了。
顾顺章参与过中央特科的领导工作，熟悉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情况，掌握人员住址和秘密联络关系。
这些信息一旦被用于抓捕，后果不堪设想。
危险已经逼近，上海的同志却还不知道。
钱壮飞立即安排女婿、地下交通员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寻找李克农。
消息随后传到周总理手中，一场紧急转移迅速展开。
机关搬迁，联络关系调整，顾顺章熟悉的工作方法被废止。
敌人原本准备顺着线索展开抓捕，却被这份及时送达的情报打乱了计划。
我觉得，钱壮飞这次行动最难得的，是判断之后立刻行动。知道一份情报重要，与让它及时送到能够处理危机的人手中，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
任何一个环节稍有迟疑，都可能让原本争取到的时间白白流失。
送走报信的人后，钱壮飞仍留在南京，继续掌握敌方动向，并设法通知相关同志撤离。
此后，他离开南京，经上海转赴中央苏区，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在我看来，勇敢也体现在这种克制里。
身处敌人的机关，越是心急，越不能让对方察觉异常。
他要同时顾及消息能否送达、同志能否撤离、自己的举动会不会引起怀疑。
1934年10月，钱壮飞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此时的他，已经从地下潜伏岗位转入红军队伍，承担情报等相关工作。
1935年春，部队在贵州连续机动，随后南渡乌江。
有关同志的回忆提到，钱壮飞当时身体有病。
就在渡江前后，他与队伍失去了联系。
周总理得知后，曾派人返回寻找，但没有找到。
部队仍在紧张行军，钱壮飞的下落就此成为长期未解的问题。
到这里，我更能感受到战争中“失散”的沉重。
平时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回到原地等，可以沿着来路慢慢问。
战时行军却很难拥有这样的条件。
一个人暂时离开队伍，可能很快就失去所有熟悉的联络，也让寻找他的人无从着手。
多年后，金沙当地的调查发现了一条线索：红军渡江前后，曾有一名高个子、长脸、操外省口音的红军，独自在梯子岩渡口附近赶路。
金沙县党史办的调查材料记述，这名红军带着包裹和手枪，向当地人问路。
对方见他孤身一人，起了歹念，假意为他带路，随后在临岩处将他推落三十余米的岩底，并继续施害，抢走随身物品。
一次问路，竟然引来了杀身之祸。
调查人员走访知情人，将当地关于遇害红军的回忆，与钱壮飞失踪的时间、行军路线等情况对照后，认为这名红军就是钱壮飞。
这样的遭遇令人痛心，也让我觉得，不能拿一个人过去的本领，去衡量他在任何处境下都该有怎样的表现。
病中的身体、陌生的道路、突然出现的恶意，都可能让人陷入困境。
钱壮飞曾经机敏地化解危机，他最后的遇害，同样需要我们带着尊重去了解。
1945年，钱壮飞的名字已经被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
他的牺牲得到确认，具体牺牲的时间、地点，却仍然需要查证。
1984年，有关方面邀请老红军召开座谈会，讨论这些问题，依然未能形成明确结论。
调查要面对一个困难：当年的村民并不知道遇害红军的姓名。
留在他们记忆里的，是外貌、口音、问路和遇害的经过；而寻找钱壮飞的人，需要把这些零散记忆与部队资料相互印证。
当地群众曾安葬这名遇害红军。
20世纪70年代，因水电站建设、库区水位变化，烈士遗骨又被迁葬。
有关这位红军的记忆，因此被一代代保留下来。
我的理解是，这些普通人的守护，是后来调查能够继续的重要基础。
他们当时不知道烈士有怎样的功绩，仍然愿意安葬、照看、记住他的遭遇。
几十年后，这份记忆让调查人员有了可以继续追问的线索。
2000年至2001年，贵州党史部门等参与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到实地考察，查阅材料、访问知情人，并组织专家论证。
2001年11月，有关部门研究后同意贵州方面的意见：在发现新的确定根据以前，将钱壮飞烈士牺牲地确定在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牺牲时间为1935年4月1日。
至此，这场延续数十年的寻找，终于有了明确的时间和地点。
2005年，金沙县后山乡修建了钱壮飞烈士陵园、铜像和事迹陈列室。
人们可以在这里了解他的事迹，也可以向这位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英雄表达敬意。
我觉得，追查这段往事，体现的是对一个具体生命的珍视。
功绩早已被记住，最后的去向依然值得认真寻找。
把一处地点、一个日期核实清楚，让家属有所寄托，也让后来者知道：
英雄为革命付出的一切，有人记得；他没能走完的那段路，也一直有人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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