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百年,世界上先后出现过三个称霸全球的超级大国。

19世纪是号称“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殖民地遍布五大洲,全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要向英国君主效忠。

20世纪下半叶是苏联,它与美国平分天下,坦克数量冠绝全球,核弹头多到能把地球毁灭好几回。

到了21世纪,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一年的军费比排在它后面的九个国家加起来还多。

这三个国家在各自的年代都无人能敌,可偏偏有一个地方,三国都派大军打进去过,都在那里调兵遣将、志在必得,最后又都夹着尾巴撤走。

这个地方不是富甲一方的大国,也不是兵强马壮的军事强权,而是一个夹在亚洲腹地、四面看不见海、也没什么石油、只有四千多万人口、人均收入长期排在世界末尾的山地国家——阿富汗。

三个时代的三个霸主都在同一片穷山恶水里撞得头破血流,于是阿富汗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外号:帝国坟场。

阿富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这片土地上的人,又凭什么在几百年间一次又一次把世界上最强的军队拖到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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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在亚洲大陆正中间,四面不靠海,被伊朗、巴基斯坦和中亚几国团团围住。

国土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四分之三是山地和高原。

兴都库什山脉从东北斜贯西南,像一把刀把国家劈开,最高峰超过七千米,许多山口一到冬天就被大雪封死,几个月过不去人。

山多意味着路少,路少意味着人跟人难来往。

阿富汗的人口自古以来散落在不同河谷和绿洲里,每条山谷都像一个自成一国的小世界。

有自己的部落、长老和规矩,山外面发生什么,往往不怎么关心。

这片土地上住着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等民族,人数最多的普什图人约占四成。

各族之下再分成无数部落和宗族,关系错综复杂,像一张理不清的网。

最值得一说的是普什图人,他们有一套流传几百年的部落法典,叫“普什图瓦利”,即普什图人的为人之道,其中三条特别要紧。

一是待客:只要有人踏进你家门,无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要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

二是庇护:有人走投无路来投奔,哪怕是仇家,也要拼死保住他。

三是复仇:家人受了欺负,一定要讨回来,这一代讨不到下一代接着讨,一笔血债能传几十年。

这套规矩让普什图社会像个永不熄灭的火药桶,外人一旦得罪他们,得罪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整个家族,甚至一整条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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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常被忽略:阿富汗很穷。

它没有石油,没有出海口,土地大半是石头山和沙漠,能耕种的地方不多,靠高山融雪汇成河水,再用地下暗渠一点一滴引到田里。

这种地方养活自己都费劲,根本榨不出多少油水给外来统治者。

所以在古代,阿富汗对多数帝国来说不是值得慢慢经营的肥肉,而是一条必经之路。

从中亚草原到印度、从波斯到中国,商队和军队都要经过这里,丝绸之路的几条干线就在这些山谷间穿行。

要明白阿富汗,先记住一句话:它是一个十字路口,而不是一座宝库。

既然是十字路口,就注定不断有人路过。

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大帝打到这里,花了三年才摆平当地贵族和山民,最后娶了一位当地贵族的女儿才算收住人心。

后来阿拉伯人带着伊斯兰教杀到,在山区拉锯了近两百年才站稳脚跟。

成吉思汗的铁骑一路屠城,连当地人赖以为生的地下水渠都捣烂。

再后来,中亚王子巴布尔以喀布尔为根据地翻山杀入印度,建立了统治印度三百年的莫卧儿帝国,死后还坚持葬回喀布尔。

这些古代帝国在阿富汗一样打得头破血流,却没有一个在这里被拖垮,反而不少把这里当成征服天下的跳板。

为什么?关键在于它们想要的东西根本不同。

古代征服者只要阿富汗当一条路、一块跳板,只要你肯纳贡、肯让路,部落里怎么过日子,他们懒得管。

近代帝国要的却不只是服从,还有控制,甚至要把整个社会改头换面。

真正的坟场,到近代才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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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故事,由阿富汗人自己揭开序幕——他们也建立过自己的帝国。

18世纪中叶,年轻的普什图军事首领艾哈迈德沙在坎大哈被各部落推举为王,建立杜兰尼帝国,至今仍被阿富汗人尊为国父。

他率部落大军一再南下印度劫掠,最鼎盛时版图从伊朗东部延伸到克什米尔和旁遮普,是当时伊斯兰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国。

但这种帝国靠的是一个强人加源源不断的战利品,强人一死,王子争位,兄弟相残、剜眼砍头都是常事,帝国几十年内就四分五裂。

19世纪初,被赶下台的国王舒贾流亡英属印度,靠英国人接济度日,天天想着打回喀布尔。

这个废王后来成了英国入侵的绝佳借口。

舒贾下台后,政权落入另一个普什图家族。

1826年前后,首领多斯特·穆罕默德成为喀布尔统治者。

此人精明能干,也很会看风向,偏偏在他掌权的年代,阿富汗被卷入一场无从选择的大国博弈。

19世纪,两个帝国在亚洲迎头相向:由北向南的俄罗斯帝国,用大半个世纪一口口吞并中亚汗国,边境一年年逼近阿富汗;由南向北的大英帝国,已经把印度视为皇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两头巨兽中间只隔着阿富汗和几个摇摇欲坠的小国,英国人日夜担心俄国人翻过兴都库什山杀入印度平原。

这场两大帝国明争暗斗近百年、却始终没有真正开战的较量,后来被称为“大博弈”。

对伦敦和圣彼得堡的大人物,这或许是一盘棋;对夹在中间的阿富汗,却是实实在在的生死。

1837年,英国军官伯恩斯前往喀布尔,和多斯特谈得不错。

多斯特愿意与英国交好,只有一个条件:帮他从锡克王国手里要回白沙瓦。

可锡克王国是英国在印度的重要盟友,英国一口回绝。

这时一个俄国特使也到了喀布尔,多斯特便与俄国人接触了一下。

消息传到加尔各答,总督奥克兰勋爵立刻判定多斯特不可靠,要换人——换那个流亡印度、靠英国养老金度日的舒贾。

帝国的决策者坐在几千里外,对着地图画几笔,就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这个画面在之后两百年里会一次又一次重演。

1838年底,英国组建“印度河军团”:正规军约两万人,随行者三万多人,再加几万头骆驼,浩浩荡荡开往阿富汗。

据说某军官的行李、雪茄和美酒就要用两头骆驼驮。

排场惊人,打起来也厉害。

1839年7月英军攻破沿途要塞,多斯特的军队一触即散,本人逃往北方;8月,舒贾在英军簇拥下重登王位。

从开战到入主首都,只用了几个月。

英国人觉得仗已经打完。可他们很快发现:把国王扶上台是一回事,让他坐稳是另一回事。

在阿富汗人眼里,舒贾是被异教徒用刺刀送回来的傀儡。

他越依赖英军越没威信,越没威信英军越不敢走。

于是英军索性留下,军官们接来家眷,在城外修军营、赛马、溜冰,俨然把喀布尔当成印度的避暑山庄。

真正点燃火药桶的是钱,占领开支太大,伦敦要求削减经费,特使麦克纳顿于是停发了付给沿途部落的津贴。

这些津贴本质是买路钱,钱一停,喀布尔通往印度的山路立刻不再安全。

英军士兵与当地妇女的纠纷越来越多,对看重荣誉甚于性命的普什图人来说,这比割地赔款更难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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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11月2日,喀布尔爆发暴动,人群冲进伯恩斯住所,把他和弟弟砍死。

城外英军有几千人,指挥官埃尔芬斯通却年老多病、优柔寡断,迟迟不敢出兵。暴动迅速蔓延,粮仓被攻陷,英军断粮。

这时,多斯特的儿子阿克巴汗带兵杀到,成为反英领袖。

麦克纳顿一边谈判撤军,一边暗中收买其他首领对付阿克巴汗。

12月23日,他在会面时被当场杀死,尸体被拖到集市示众。

走投无路的埃尔芬斯通接受条件:英军交出大部分火炮,撤回印度,阿富汗人保证沿途安全。

1842年1月6日,零下十几度的严冬,约4500名士兵加12000名随军平民、杂役和家眷,离开喀布尔,踏上去贾拉拉巴德的一百多公里山路。

印度籍士兵和杂役没有御寒衣物,夜里在雪地露宿,一觉醒来成排成排冻死。

一条狭窄峡谷里,几千人几天之间倒在枪林弹雨和冰雪中。

阿克巴汗又要求交出军官和家眷做人质,埃尔芬斯通等人被带走,他本人几个月后病死。

1月13日,最后一批英军在甘达马克的山岗上作困兽之斗,几十人围成一圈,直到全部被杀或被俘。

当天下午,贾拉拉巴德的哨兵看见一个人骑着跛脚马走近。

他是军医布莱登,头部受伤,靠帽子里塞的一本杂志挡了一刀,才捡回命。

有人问他军队在哪,他答:“我就是军队。”这话或许经过加工,但他确实是大部队中唯一靠自己走回来的人。

后来,英国女画家据此画成油画《一支军队的残余》,成为大英帝国史上最著名的耻辱画面之一。

英国立刻组织报复军,1842年秋重新杀入喀布尔,救出人质,放火烧掉喀布尔最繁华的大市集,随后全军撤走,舒贾没多久就被刺身亡。

最讽刺的是:被英国视为不可靠、千方百计换掉的多斯特,战后被放回阿富汗重登王位,一直坐到1863年,晚年和英国关系反而不错——1857年印度大起义,他也没趁火打劫。

三年、几千万英镑、上万条人命,最后只是把一切还原到开战之前,还搭上一个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大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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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疤好了就忘了疼,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帝国也不例外。

三十多年后,大博弈再度升温。

俄国人在中亚推进越来越快,已吞并几个古老汗国,兵锋直逼阿富汗北部边境,当时阿富汗的统治者是多斯特的儿子希尔·阿里。

1878年,俄国派使团前往喀布尔,希尔·阿里不情愿,还是接待了。

英国人知道后立刻要求阿富汗也接待英国使团,结果使团走到开伯尔山口,被阿富汗守军拦住。

英国视为奇耻大辱,同年冬天兵分三路,再次杀入阿富汗。

和上一次一样,英军没遇到太大困难。

希尔·阿里一路北逃,几个月后郁郁而终,儿子雅库布汗被迫在甘达马克——三十多年前英军全军覆没的地方——与英国签订和约:阿富汗外交由英国控制,英国可派常驻使节住在喀布尔。

英国人很得意,觉得终于把阿富汗收入囊中。

1879年7月,英国使节卡瓦纳里带几十名卫兵入住喀布尔。

9月3日,一群被欠饷激怒的阿富汗士兵冲击使馆,卡瓦纳里和卫兵全部战死。

历史像个冷笑话,在同一座城市,用几乎一样的剧本又演了一遍。

罗伯茨将军带兵重入喀布尔,竖起绞刑架报复,但周边部落很快揭竿而起,反把英军围困在城外。

1880年7月27日,雅库布汗的兄弟阿尤布汗率军在坎大哈附近的迈万德与一支英印旅团正面交锋,英军大败,死伤约一千人,残兵逃回坎大哈,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一战被阿富汗人视为民族史诗,当地流传着少女马拉莱的传说:她看见阿富汗军队快顶不住了,就扯下头巾当旗帜,高声唱歌激励士兵冲锋,最后中弹牺牲,故事至今仍被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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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救坎大哈,罗伯茨率一万精兵从喀布尔出发,在八月酷暑里二十几天走了五百公里山路,一到就出击,击溃阿尤布汗。

但打完之后英国人冷静算账:长期占领阿富汗,等于在一个又穷又乱、遍地仇家的地方养一支庞大军队,还随时可能重演第一次战争的惨剧。

这盘生意怎么算都亏,于是他们想出新办法:不自己下场,找一个够强够狠、又肯合作的阿富汗人做国王,每年给钱给枪,让他自己摆平部落,英国只要阿富汗的外交权。

人选是多斯特的孙子阿卜杜拉赫曼,此人此前流亡十几年,一直住在俄国控制的中亚。

挑一个从俄国那边回来的人做国王,看着荒谬,但英国人看重的是他的手段和野心。

1880年,阿卜杜拉赫曼登位,英军随即撤出。

事实证明没看错人,阿卜杜拉赫曼后来被称为“铁血埃米尔”,统治阿富汗二十年,用极残酷的手段镇压几十次部落叛乱:砍头、剜眼、把犯人锁在铁笼里吊在山口活活饿死,都是常用招数。

他还征服中部和东部山区,大量哈扎拉人被杀、被卖为奴隶、被夺走土地。

今天阿富汗的疆域和中央政府的雏形,基本就是这位铁血君主用英国人的钱和枪一刀一刀砍出来的。

认真算起来,第二次英阿战争之后,英国其实达到了目的:阿富汗变成亲英君主统治、外交由英国控制、夹在英俄之间的缓冲国。

英国人不是没赢,只是终于学会,在阿富汗,打赢不难,难的是留下。

与其自己做皇帝,不如找人做代理。

“帝国坟场”四字,对学会这一招的英国来说,并不完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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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国的地位一落实,英国人就着手划界。

1893年,英属印度政府派外交官杜兰德前往喀布尔,同阿卜杜拉赫曼商定边界,这条两千多公里的线后来被叫做“杜兰德线”。

问题是,它在地图上画出来,不管山谷里住的是什么人,一刀切下去,把普什图人的传统地盘劈成两半:一边属阿富汗,另一边属英属印度,也就是后来的巴基斯坦。

时至今日,住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甚至比阿富汗的还多。

历届阿富汗政府,包括今天的塔利班政权,都从未正式承认这条线。

对两边的部落来说,它基本形同虚设:照样走亲戚、做买卖、通婚、结盟、报仇。

这一点对理解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很关键,杜兰德线以东的部落地区英国人自己管不到,只能用钱和枪维持表面平静;后来的巴基斯坦也差不多,基本任由当地自治。

于是这片山区成了天然避难所:无论是反英的部落、抗苏的游击队还是反美的塔利班,打不过就退过这条线,喘口气再杀回去。

入侵者打到边界就得停手,否则引发国际纠纷。

一个能随时退进去休养生息的后方,正是游击战能打几十年的最大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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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1919年,阿富汗国王遇刺,儿子阿曼努拉继位。

他年轻气盛,一上台就宣布阿富汗完全独立,不再接受英国控制外交,并出兵攻打英属印度边境,这就是第三次英阿战争。

刚打完一战的英国国库空虚、民心厌战,印度国内又因一场屠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根本没心思再打一场长期战争。

英国虽出动飞机,第一次在阿富汗投弹,连皇宫都炸了,但仗只打了一个月就停火。

同年8月签约,英国承认阿富汗自主外交。

阿富汗把8月19日定为独立日,纪念至今。

从1839年到1919年,三仗、八十年,英国最后还是放手。

赢得独立的阿曼努拉雄心勃勃,最崇拜在土耳其推行西化改革的凯末尔,也想把阿富汗改造成现代国家。

他开办女子学校,派学生留学欧洲,颁布宪法,要求官员穿西装,限制一夫多妻,鼓励妇女摘面纱。

改革方向或许没错,但他太心急,也太小看了乡村的力量,每条新法令在部落长老和宗教领袖眼里都是对信仰和祖规的践踏。

1928年底,东部部落起兵,叛乱迅速蔓延;1929年叛军攻入喀布尔,阿曼努拉退位流亡,最后客死意大利。

之后皇室远亲纳迪尔汗收复喀布尔自立为王,只做了四年,1933年就被学生刺杀。

阿曼努拉的悲剧是后来所有想改造阿富汗的人的预演。

他是本地人、国王、民族英雄,尚且因改革太急而被推翻;苏联人和美国人作为外来者,想在更短时间里做更彻底的改造,下场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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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迪尔汗被刺后,年仅十九岁的儿子查希尔沙继位,在位四十年是阿富汗近代史上难得的平静时光。

他为人温和,国家慢慢走向现代化,喀布尔有了大学、电影院和柏油路。

六七十年代,喀布尔甚至是西方嬉皮士环游路线上的一站,校园里女学生穿着短裙走来走去,和今天世人印象中的阿富汗完全是两个世界。

此时正值冷战,阿富汗再次施展夹缝求生的本事,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要援助。

苏联在北部帮它修公路、开凿穿越兴都库什山的萨朗隧道,美国在南部帮它修水利、建坎大哈机场。

两国你一条路、我一条渠地比拼,阿富汗人坐收渔利。

只是没人想到,苏联人修的公路隧道十几年后会变成坦克南下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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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查希尔沙出国治眼疾期间,表亲达乌德发动政变,君主制终结。

五年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又发动政变,攻入总统府,把达乌德和家人几乎杀尽。

共产党人想在一夜之间把阿富汗变成社会主义国家:没收地主土地,强推男女同校扫盲,改革婚姻习俗,反对的宗教领袖和部落长老一律关进监狱,被秘密处决者数以万计。

叛乱遍地开花:1979年3月,西部赫拉特大起义,几十名苏联顾问和家属被杀,政府军一个师整师倒戈。

更要命的是政权内部自相残杀,同年9月,二号人物阿明派人把一号人物塔拉基活活闷死,自己上位。

苏联本不肯出兵,但眼见局势失控,又怀疑阿明暗通美国,最终在1979年12月拍板出兵,去“收拾”自己的小老弟。

行动很有效率,圣诞节前后,大批空降兵飞抵喀布尔,地面部队沿苏联人自己修的公路隧道源源南下。

12月27日,特种部队强攻总统府,此前克格勃已在阿明午餐里下毒,谁知不知情的苏联医生拼命抢救,把他救了回来;几个小时后,特种部队攻入,再次把他击毙。

用自己的医生救回一个人,再用自己的士兵杀掉他——这一幕本身就荒谬得像黑色喜剧。

更大的黑色喜剧还在后面:苏联扶植卡尔迈勒上台,本以为驻军几个月就能撤,结果一驻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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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兵力高峰约十一万五千人,很快控制所有大城市和主要公路,但城市以外的广阔山区农村,成了反抗者的天下。

这些反抗者统称“穆贾希丁”,原意为圣战者。

他们不是统一军队,而是由几十个党派、几百个地方指挥官、几千个部落武装凑成的松散力量,有时自己之间也互相攻打。

但正因为松散,苏联人根本没法一击致命:打散一股又冒起一股,砍掉一个头还有一百个头。

抓不到游击队,苏联就改用最残酷的办法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农村:轰炸村庄、炸毁水渠,在田地山路大量布雷,要让农村无法住人,让游击队变成离水的鱼。

阿富汗付出了惨痛代价,十年间一百万人到两百万人死亡,五百多万人逃到巴基斯坦和伊朗,几乎每三个阿富汗人就有一个流离失所,但难民营本身又成了游击队补充兵员的大本营。

游击队背后站着一群金主,巴基斯坦是最前线基地,情报部门负责分配武器、训练人员,还趁机扶植亲巴派系。

美国中情局通过巴基斯坦输送武器金钱,国会议员查理·威尔逊在国会四处奔走,把援助额从一年几千万美元推到几亿美元,沙特则按美国出多少它出多少配对出资。

此外,成千上万阿拉伯志愿者从世界各地赶来,其中有出身沙特富商家庭的本·拉登——当时的美国人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年轻人十几年后会变成美国的噩梦。

最出名的指挥官是塔吉克人马苏德,他在喀布尔东北的潘杰希尔山谷建立根据地,苏军九次大规模进攻,每一次都无功而返,他因此被称为“潘杰希尔之狮”。

他的打法灵活:苏军大举进攻就退入深山,一撤又杀出来,还会谈判停火、趁机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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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出现在1986年,此前苏军最大的王牌是武装直升机,游击队的步枪机枪对它毫无办法。

这一年,美国开始提供肩扛式“毒刺”防空导弹,一个游击队员站在山上就能击落一架几百万美元的直升机。

苏军直升机损失大增,只能飞得更高更小心,空中优势大大削弱。

同年,戈尔巴乔夫在党代会上把阿富汗战争称为“流血的伤口”。

苏联经济停滞、国库空虚,棺材源源不断运回国,厌战情绪蔓延。

1988年各方签约,苏军开始撤退。

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位指挥官格罗莫夫步行跨过阿姆河友谊大桥回国,据说他身后再无一个苏联士兵。

十年间,苏军阵亡约一万五千人,伤病者数以十万计;撤军两年多后,苏联解体。

傀儡政权的结局也很耐人寻味,卡尔迈勒1986年就被换掉,接任的是前秘密警察头子纳吉布拉。

众人以为苏军一撤他几个月就垮,谁知靠苏联继续给的武器粮食,加上游击队内斗,他竟撑了三年。

直到苏联解体、援助中断,手下要员倒戈,1992年4月政权才崩溃。

纳吉布拉躲进联合国喀布尔办事处,一躲四年——这和一百五十年前舒贾的下场本质相似:外人扶上台的人,外人一走,命运就由不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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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布拉倒台本该是圣战者的胜利,谁知真正的灾难才刚开始。

打走苏联人的各路武装一进喀布尔,立刻为争权反目。

马苏德控制首都,巴基斯坦大力扶植的普什图军阀希克马蒂亚尔,则在城外山头上架起大炮天天轰击。

苏联十年都没打烂的喀布尔,圣战者自己几年内就夷为平地,几万平民死在自己人的炮火下。

首都以外更乱,全国被几百个军阀割据,每条公路都有关卡,都要买路钱。

军阀手下强抢民女、杀人越货,无人能管。

老百姓打了十几年仗,最渴望的已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安安稳稳过日子。

就在这时,南部坎大哈出现一群特别的人,他们大多是在巴基斯坦难民营宗教学校长大的普什图青年,读的是极保守的宗教经典,自称“塔利班”,意思是学生。

带头的是抗苏战争中瞎了一只眼的乡村宗教教师奥马尔,人称毛拉·奥马尔。

1994年,塔利班在坎大哈起家,旗号很简单:清除军阀、恢复秩序、实行伊斯兰教法。

对受够军阀欺凌的百姓,这口号格外有吸引力。

塔利班纪律严明,不抢不杀,拆除关卡,商人司机第一个拥护。

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见希克马蒂亚尔扶不起,转而全力支持塔利班,提供武器、资金和顾问。

塔利班以惊人速度横扫南部,许多军阀不开枪就收钱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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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9月攻入喀布尔,第一件事就是冲进联合国办事处,把躲了四年的纳吉布拉拖出折磨,吊死在交通灯柱上。

塔利班建立“伊斯兰酋长国”,推行极端严苛的统治:禁止女性上学和外出工作,出门须男性亲属陪同、全身遮盖;禁止音乐、电视、放风筝;男人必须留胡须;小偷斩首,通奸用石头砸死。

秩序确实恢复了,却是用恐惧砌出来的。

马苏德率残部退回北方,与乌兹别克、哈扎拉武装组成北方联盟,地盘最后只剩国土一成。

同年,本·拉登被苏丹驱逐,回到阿富汗并获塔利班收留,建立训练营,策划一连串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美国要求交人,塔利班一口拒绝——理由一半是宗教上的所谓兄弟情谊,一半与普什图瓦利“庇护投奔者”的古规有关。

2001年9月9日,两名假扮记者的基地组织杀手借采访接近马苏德,引爆藏在摄像机里的炸弹,这位“潘杰希尔之狮”当场身亡。

两天后,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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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后美国再要求交人,塔利班再拒绝。10月7日,美英开始空袭。

美国人吸取了苏联的教训,初期不派大军,而是一小批中情局特工和特种部队,带着大袋美元,与北方联盟和南部反塔部落联手。

于是出现魔幻一幕:美军特种兵骑着马和阿富汗军阀骑兵一起冲锋,手里举着激光指示器,指引高空轰炸机投下精确制导炸弹。

塔利班在空袭下迅速崩溃,11月13日北方联盟攻入喀布尔,12月初坎大哈失守。

推翻塔利班政权只用了两个月,美军伤亡极轻。

这个胜利快到连美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仿佛帝国坟场终于遇到克星。

但和1839年的英国、1979年的苏联一样,他们很快发现:进去容易出来难。

第一个漏洞12月就出现,本·拉登和基地残部退入东部紧贴巴基斯坦的托拉博拉山区,美军没派足够地面部队封锁,把围剿交给收了钱的本地军阀,结果本·拉登翻过山口、越过杜兰德线,消失在巴基斯坦部落区,一走近十年。

同年底波恩会议,扶植普什图贵族卡尔扎伊做临时领导人,随后制定宪法、举行选举,西方式政府在喀布尔搭起来。

可美国的注意力很快转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大量军队、资源和精力被抽走,阿富汗变成被遗忘的战场。

塔利班没死,领导层退到巴基斯坦西南部奎达,在杜兰德线另一侧重新招兵,2005年前后卷土重来,不打正面仗,只用路边炸弹、自杀袭击和暗杀慢慢放血。

政府白天管城市,塔利班晚上管乡村,这局面维持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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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奥巴马增兵,美军最高约十万人,塔利班一度退却,但美军一减又回来。

2011年5月,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的一座高墙大宅击毙本·拉登——他没躲在山洞里,这本身说明边境避难所的重要。

拉登死了,美国却撤不了,因为阿富汗政府还站不稳。

阿富汗人对这个政府的观感和当年对军阀没什么两样。

2020年2月,特朗普政府同塔利班在多哈签约:美国撤军,塔利班承诺不让恐怖组织再借阿富汗袭击美国。

最耐人寻味的是,阿富汗政府没资格上桌——美国直接和自己扶植二十年的政府的敌人谈妥。

2021年,拜登把撤军进行到底。

7月,美军夜里悄悄撤出巴格拉姆基地,连阿方指挥官都没通知。

政府军崩溃快得出人意料:后勤、空中支援、情报和维修全靠美国,人一走,直升机趴窝,前线没粮没弹,而他们要保卫的是一个自己都不信的政府。

8月初塔利班连克省会,许多城市没打,长老军官就开门迎降。

从第一个省会失守到喀布尔陷落,只十天。

8月26日,喀布尔机场外自杀式袭击,13名美军和一百多名平民死亡;30日深夜,最后一名美军指挥官登机撤离。

二十年,夺走又归还。

2021年至今,塔利班牢牢掌权,女性再被禁止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

绝大多数国家未予承认,但至少眼下,其统治没有动摇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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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两千多年的故事,回到最初的问题:阿富汗为什么被称为帝国坟场?

它不是打不进去,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从英帝国到苏联美国,几乎每个强者开战初期都能攻城略地:英军几个月入喀布尔,苏军几天控首都,美军两个月推翻塔利班。

阿富汗真正的难从来不是打,而是守,不是征服,而是统治。

为什么统治这么难?原因逃不出三个。

第一是地形和部族。

群山把国家切成无数各自为政的山谷,没有一个能一刀下令全国投降的心脏。

打下喀布尔只代表打下喀布尔,山谷里的人不睬你,照样拿起枪拼命。

第二是避难所和外援。

从杜兰德线两边的部落,到巴基斯坦的难民营和美国的导弹,再到巴境内的部落区,反抗者几乎永远有打不到的大后方和肯出钱出枪的金主。

打不过就退过线,喘口气再回来,游击队自然打不死。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是时间。

阿富汗有句名言,据说是塔利班讲给美国人听的:“你们有手表,我们有时间。”

帝国要向选民和国会交代,算军费、算伤亡、算任期;山谷里的人没有别处可去,一代打不赢下一代接着打。

帝国的耐性以年计,部落的耐性以代计,这场比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谁先放弃。

还有一个少有人注意的事实:这个坟场埋葬的不只是外来帝国,还有许多阿富汗自己的统治者。

被刺的舒贾、纳迪尔汗,客死异乡的阿曼努拉,被推翻的查希尔,全家被杀的达乌德,被闷死的塔拉基,被击毙的阿明,被吊死的纳吉布拉,出逃的加尼——最高统治者里能在任上善终的屈指可数。

外来者在这摔倒,本地人一样头破血流。

与其说阿富汗克制帝国,不如说这片土地是对一切想把它攥在手心的权力的警示。

“帝国坟场”本身也要打折,英国受挫却没因此衰落,日不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才落山;苏联解体,阿富汗只是原因之一;美国输得狼狈,依旧是最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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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与其说是坟场,不如说是镜子,照出每个帝国在最自信、最膨胀时的傲慢与短视。

两百年前英国人说部落野蛮,四十年前苏联人说叛军被收买,二十年前美国人说塔利班没有民心,他们都觉得自己代表进步、会是例外,结果都在兴都库什的风雪里满身伤痕地离开。

阿富汗的江湖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暂时没输的人。

所谓帝国坟场,埋葬的从来不是帝国,而是帝国以为能改写别人命运的那份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