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清华大学宋念申教授第一次来到沈阳西塔，开始与这个街区相遇。多年之后，他以多语种档案、历史地图和扎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街道与居民的视角出发，写下《西塔：一个东北街区中的空间、国家与日常》。这不是一部只讲一座佛塔或一片街区的历史，而是试图从这个“不怎么重要”的地方，考察近四百年来国家、城市与区域如何被塑造，也追问那些看似遥远的历史力量，究竟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
西塔，只是沈阳市中心一处约1.2平方公里的街区，却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不断与更大的世界发生联系。它曾是清代政教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曾随着铁路的修筑，被卷入东北亚复杂的政治、经济与人员流动；后来，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在这里聚居、生息，商业与日常生活又赋予这片街区新的面貌。今天我们所熟悉的西塔，是许多历史层次不断叠加之后的结果。
对于今天的沈阳人来说，“西塔”可能首先意味着一片商业街区，也意味着独具特色的城市生活；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如前所述，这个名字背后有着相当漫长、复杂的历史。我们重看这座塔，以及围绕它形成的街区，不少问题会浮现出来：一个不断流动的地方，它的核心是什么？这样的“附近”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一个看似边缘的街区，为什么能够成为理解沈阳乃至东亚历史的一块棱镜？
中心与边缘相互叠加的地方
西塔的历史始自1643年。那时，清朝第一个皇帝皇太极下令在此处建造一座藏式尊胜塔。这个地点，位于由城垣围起的沈阳（盛京）老城的西郊。翌年塔成之时，清军攻陷北京，一个全新的时代在中国——以及亚洲大陆——徐徐展开。在清代，西塔是一处代表满洲、蒙古和西藏政治—信仰联盟的地标，它目睹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兴衰。20世纪早期，俄罗斯和日本等列强在东北修筑铁路系统，刺激了中国政府与地方军阀也修筑铁路以作抗衡，竞争性的铁道干线交会于西塔，把这里变成了新的城市中心。西塔折射着激烈的跨欧亚大陆地缘政治争夺。20世纪30和40年代，日本全面侵占东北，佛塔成了日本构建泛亚帝国政治野心的象征符号，是旅游观光网络的组成部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掠夺，也迫使大量朝鲜人移民沈阳，在西塔地区形成了朝鲜人聚居区。而从日本占领时期到改革开放前，朝鲜人的日常生活勾画了现代中国朝鲜族身份的形成过程，也折射了现当代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侧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作为社会主义重工业之都的沈阳，经历了转轨改制，一度衰落为“铁锈之城”。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与“锈城”铁西区仅隔一条铁路的西塔社区，却在此时繁盛起来。这一阶段中国所开展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将位于一座去工业化都市之中的小小社区，转变为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娱乐街区。
▲ 《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盛京郊外喇嘛纪念碑”（1894年，可能是最早印刷在现代媒体上的沈阳佛塔形象）
在超过380年的曲折历史中，西塔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城市化过程。不过，一个空间绝不是单纯被自上而下地创制的。参与了城市空间塑造并留下痕迹的，包括众多的族群：藏人、满人、蒙古人、汉人，俄罗斯人、日本人以及朝鲜人；也包括跨越社会阶层的各类人物：皇帝、喇嘛、学者、建筑师、军阀、商贩、游人、基督徒、工人、家庭妇女等等。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给这个小社区带来了丰富而多样的物质遗产及文化意义，统一的官方叙事无法滤掉这些微观的意义。本书将西塔看作一个多层时间与象征交叠压缩的空间。
在很大程度上，东北牵动着东亚地区大国政治的重心，但是在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作为中国工业基地的东北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遭受重创，又退回为沃勒斯坦所谓的“世界体系”中的一块边缘区。可以说，就是这种多层次的“既核心又边缘”的特性，令西塔空间有了一种特别吸引人的历史魅力。
西塔街：来一次巡行
2019年夏天的一个周日，我再次走在西塔社区。对于我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惯例性的仪式：每次我来这里做田野调查，都会对整个社区巡行一番。这次，我从早上9点钟的延寿寺开始。尽管窣堵坡佛塔是原样复制的，但延寿寺建筑群则比原来的规模小很多。从大门进入，佛塔马上矗立在眼前，它过于高大，在寺中任何一个角落都无法全览其风貌。当日有一两位和尚当值，但无其他访客。除了塔本身，也见不到任何藏传佛教的痕迹。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在沈阳得到了复兴。21世纪初，政府邀请四川藏区的一位活佛来主持北塔法轮寺。几年内，他和弟子们重修寺院，将之变成活跃的佛教和藏学研究中心，甚至在周边创造出一个微小的西藏文化空间。与之相比，西塔延寿寺显得十分寂寥落寞。
接着，向东走几分钟，跨过西塔大街和市府大路，我来到西塔教堂。现在是大约9点20分，很多人走了进去。六七个身着蓝色T恤的志愿者站在大门两侧，张开双臂，欢迎进入教堂的人，一边鞠躬一边喊着“耶稣爱您！”。一场中文礼拜活动会在10分钟内开始。教堂内有电梯，但我走楼梯，因为楼梯的墙上挂有老照片，记录了教会近几十年来的历史。位于第五层的礼拜堂可容纳约500人甚至更多，仪式从阅读《圣经》中的某一段落开始，教堂的乐队则开始演奏和演唱。他们表演的不是传统的唱诗或者教堂音乐，而是动听愉悦的流行歌曲。信众很热情，礼拜堂中的气氛有点像现场音乐会。一小时后，教会中文部的朴牧师开始布道。听了一会儿，我起身离开，这才注意到不但屋子里座无虚席，连走廊中也坐满了人。不用说，教堂和寺庙之间的对比是极强烈的。
▲ 航拍沈阳护国延寿寺和西塔
出教堂，转而西行，走上几步，就到了著名的西塔大冷面。上午11点不到，已经有顾客在里面吃饭了。我曾经几次想来点餐，但这座两层的餐馆不论午饭还是晚饭时间都人满为患，而我又最不喜欢等位子。这家历史悠久的饭馆，不像那些在西塔主街上的新派餐厅——整洁、舒适、有中产气息。它的环境如同社会主义单位制下的食堂：拥挤、乱糟糟、闹哄哄，总是有股混合了肉、酒、烟的味道的浓郁气味——尽管也贴着禁止吸烟的牌子。没有服务员在餐桌前提供服务。顾客必须自己去窗口排队点餐，取上不同颜色的餐牌，然后在另外一个窗口排队取餐，最后自己找个空位，享受美食，并时刻准备和别人拼桌。这里的冷面有两种口味，酸甜口的更适合汉族顾客的喜好，而如果你想尝试“正宗的”朝鲜口味，那就点咸口的。价格相当便宜：著名的大冷面16元一碗，小菜10元一份。直到2019年，饭馆还只收现金，不能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更别提信用卡了）。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这种对旧习惯的坚守固执而顽强，甚至有些过头了。至于为什么西塔大冷面如此受欢迎，我始终不得要领。无论如何，它让人想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对老一辈来说沈阳的黄金时代。至今提到“西塔”一词，当地人最常见的反应就是：“啊！西塔大冷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地点是琢如巷，位于冷面馆对面，穿过市府大路。那是条狭小而活力四射的巷子，和西塔大街平行，有数十家小摊贩和小商店聚集，兜售朝鲜泡菜、打糕、米酒、桔梗、辣椒面，以及无数各种各样的食品和作料。小商亭把货物都摆出来，欢迎顾客品尝。这是一个亲密空间，似乎人人都熟识。买家和卖家互致问候，聊上几句。很多人告诉我，大多数小店都是外地人在经营，虽然他们都会说几句朝鲜语，但并不是朝鲜族。在采访过许多当地人之后，我倾向于认为，这个小巷子代表了西塔社会活力的一个来源。
▲ 西塔琢如巷中的小摊
小巷北端是玉温社区，这里藏有俄国东正教小教堂。老人们仍然记得，这儿曾是俄国墓地，自打墓地在90年代被迁出，小教堂就成了西塔唯一的俄国遗存。小教堂的故事和20世纪初期铁路的到来相关，提示着沈阳现代历史的某种开端。而如果要看铁路，最好的地点则是三洞桥，当年南满线和京奉线交会的地方。我用10分钟从玉温社区向北，走到西塔街的北端，然后穿过东西快线干道的高架桥下，从一条窄路进入，走向三洞桥。要是想看清楚，你必须穿过一个黑黢黢的地下通道，来到桥的西北侧。平行的数条铁路线之间，树立着一块花岗岩纪念碑，告诉过往行人这里就是张作霖1928年6月4日被刺杀的地点。三洞桥仍在使用，唯一不同的是，桥上桥下的铁路线都改成了高铁线，子弹头列车在沈大和京哈铁路上穿梭。远处，西塔高耸的商业楼画出了天际线。
忙碌一天之后，我通常在傍晚回到旅馆房间。从五楼的窗户向外看，可见下面的西塔大街。当霓虹灯点亮，交通开始拥堵，这条大街终于苏醒，开始活力满满的新一天。我感到疲乏，不愿外出觅食，于是拿起手机，打开一个常用的点餐软件，下单一个外卖。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居民已经离不开这些极为方便的服务。一旦商家接下我的订单，手机屏幕上就会跳出一幅地图，提示我送餐的每一个步骤。
“骑手已取餐，距离您30分钟”
屏幕上，一个卡通人物骑着摩托车奔向我住的旅馆。借着卫星定位系统，骑手在真实街道上的移动，时时转化成卡通图标在屏幕地图上的移动。这里，空间以时间来测量。如果你想让骑手更快地送来，还可以给他打赏。似乎付一点钱，你就既能征服时间，也能征服空间。
“距离您20分钟”
地图放大，显示出沿途所有重要的地标：沈阳火车站、整齐划分的和平区的街道——那是过去的满铁附属地，以及其中的大型购物中心。
“距离您还有5分钟”
地图继续放大。我看到今天刚刚去过的那些地点：西塔大冷面、教堂，以及延寿寺。所有地标按照我的订单进度来重新组织。
“距离您还有1分钟”
图标停在了我的旅馆。很快传来敲门声，我从座椅起身，开门。通常，骑手会把餐放在前台，不过偶尔也会直接送到门口。我谢过他，关门，回到桌前。手机屏幕上，骑手的图标消失了。地图，地理标记，所有地方，也都一起隐去。人与那个空间的联系在地图上丢失了，只有一条新消息在屏幕上闪现——
“订单已完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