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死的时候是腊月初九。

村里收电费的老赵去敲门,敲了半个钟头没人应。

门从里头插着,老赵绕到房后,后窗玻璃上结了霜,霜上有一道手指头划开的印子,很细,很短,划到一半停住了。

老赵喊来我堂哥周建民。

建民一脚踹开门,屋里煤炉早灭了,一屋子冷气,混着酸菜缸子味儿。

三叔蜷在炕上,盖着一件军大衣,袖子磨得发亮,露着棉花。

炕沿上放着半碗剩粥,粥面结了皮,皮上落了灰。

村医来看,说是心梗,夜里走的。

手还攥着,攥着半个凉馒头。

灶台上有一袋盐,袋口拿麻绳系着,原先的皮筋断了。

案板上放着半棵白菜,切了一半,另一半拿2019年的县报盖着。

我三叔叫周德贵,五十六。

我叫周建平,在县城开货车。

他出事前一年我回来过一趟,给他捎了两条红塔山。

他拆开抽了一根,剩下的拿塑料袋裹了三层,塞进炕柜,说留着过年抽。

他没活到过年。

三叔不是一开始就是光棍。

我爷走得早,1991年,胃癌,从查出到走四十天。

我奶奶拉扯四个儿子,大伯周德福,二伯周德禄,三叔周德贵,我爸周德寿最小。

四间土坯房,一口压水井,三亩半薄地。

1994年大伯娶媳妇,彩礼三千,家里卖了一头牛,又跟我姑借了两千。

1997年二伯娶媳妇,彩礼涨到六千,三叔在镇上砖窑干活,一天十二块,干了一年挣了三千二,一分没留,全填进去了。

我奶奶说,老三你先等等,等你四弟成了家,再轮你。

三叔说,行。

2003年,有人给三叔说媒。

女方是邻村的寡妇,男人跑运输翻沟里没了,带个六岁的闺女,要八千彩礼。

那年三叔三十六,头一回有人正经给他说亲。

他去砖窑预支工钱,窑主说年底才结。

他回家跟我奶奶商量,我奶奶坐在炕头纳鞋底,头都没抬,说家里刚给你四弟定了亲,女方要两万八,钱得先紧着他。

三叔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烟。

第二天一早,他把攒了三年的一万五拿出来,搁在我爸跟前,说,四弟,哥就这些了。

我爸后来跟我说,他那时候小,不懂事,拿了钱就去镇上给对象买了个金戒指。

三叔没说啥。

2008年我爸结婚,彩礼两万八,酒席摆了二十桌。

三叔在席上端盘子,从中午端到天黑,一口热菜没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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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收拾完桌子,他坐在院里石墩上,把剩菜里的鸡骨头捡出来,拿塑料袋装了,说带回去给狗吃。

他家那条狗是条土黄狗,瘦得肋条根根分明。

2010年,三叔四十三。

村里王婶又来说媒,这回是个离了的,四十岁,没孩子,要八万八。

三叔手里有四万二,是他这些年打零工攒的,一分一分攒的,压在炕席底下,拿油纸包着。

他去大伯家借钱。

大伯在镇上开了个小卖部,卖酱油醋和小孩零食。

大伯说,老三,不是哥不帮你,你侄子今年上初中,择校费就要八千。

他去二伯家。

二伯在县城工地当小工,二婶说,刚给儿子交了学费,手头就剩两千,你要不嫌少就拿去。

三叔没拿那两千。

他在村口老槐树底下蹲到后半夜,第二天跟王婶说,算了。

王婶后来跟人唠嗑说,德贵这人,啥都好,就是太要脸。

人家女方说了,八万八可以分期,先给五万就领证。

他连这话都没听完就走了。

三叔四十三那年,把炕席底下的四万二取出来,存了个定期,三年,利息高点。

存折他拿塑料袋裹着,压在米缸底下。

2013年我奶奶瘫了。

脑血栓,半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利索。

四个儿子轮流伺候,一家一个月。

大伯在镇上离不开小卖部,二伯在外地回不来,我爸跑运输常年不在家。

轮了一圈,三叔说,别折腾了,我来。

他在奶奶炕头支了张折叠床,一伺候就是三年。

端屎端尿,擦身子喂饭,夜里奶奶一哼唧他就醒。

三年他没出过远门,最远到镇上买药,来回骑自行车一个半钟头。

2016年开春,奶奶走了。

走前那天下午,奶奶精神突然好了,拉着三叔的手,嘴里含含糊糊说了句,老三,娘对不住你。

三叔说,娘,你说啥呢,养儿防老,应该的。

奶奶闭眼的时候,三叔在灶上给她熬小米粥,粥还没熟。

办丧事,四个儿子摊钱。

大伯说手头紧,先垫两千。

二伯说工钱没结,垫了一千五。

我爸拿了三千。

剩下的大头全是三叔掏的,连棺材带酒席,一万三。

三叔把那个定期存折取出来了。

四万二变四万八,取完剩三万五。

奶奶走后,三叔把老屋拾掇了一遍,换了瓦,抹了墙,花了四千二。

院里种了两垄葱,一架豆角,墙根底下栽了棵柿子树。

他跟我爸说,四弟,这房子我住到老,哪也不去。

我爸说,三哥,你才四十九,往后日子长着呢。

三叔笑了笑,没接话。

五十岁一过,三叔在村里的位置就变了。

红白喜事,头一桌坐的是长辈和有头脸的,第二桌是随了重礼的亲戚,第三桌往后才是本家帮忙的。

三叔以前在第三桌,后来挪到院子里的小桌上,再后来,没人喊他了。

他自己也不往前凑。

谁家娶媳妇,他随五十块钱份子,搁下就走,连口水都不喝。

谁家老人没了,他去帮着抬棺挖坑,干完活蹲在墙根吃碗大锅菜,吃完把碗一刷,悄没声走了。

2018年冬天,村里刘二柱死了。

刘二柱比三叔大两岁,也是个光棍,腿有残疾,走路一颠一颠的,在镇上修了二十多年鞋。

他娘活着的时候,每天给他做饭洗衣裳。

他娘2017年走的,走之前拉着刘二柱的手哭,说儿啊,娘走了你可咋办。

刘二柱说,娘你放心,我会做饭。

他做了半年饭,净煮挂面,盐都放不准。

后来不做了,买着吃,一天三顿馒头咸菜。

再后来酒喝上了,一天半斤散白干。

2018年腊月,有人在村东头机井房里发现了他。

机井房没门,他就蜷在墙角,身上盖着两条编织袋,脚上穿一双露脚趾的棉鞋。

法医说冻死的,胃里除了酒啥也没有。

刘二柱的丧事是他侄子办的,花了两千八,从刘二柱存折里取的。

存折上还有一万二,是他修鞋攒的。

侄子办完丧事,把剩下的钱揣兜里了,逢人就说,我叔这辈子不容易。

三叔去送了刘二柱。

回来在院里柿子树底下坐了一下午,烟抽了半包。

我爸问他,三哥你想啥呢。

三叔说,想二柱那双手,修了一辈子鞋,临了连双囫囵棉鞋都没穿上。

2019年夏天,三叔得了阑尾炎。

半夜疼醒的,他自己骑三轮去镇上卫生院,五里地,骑到半道上疼得在车斗里打滚,三轮车顺着坡溜进路边沟里。

孙大夫给他做的手术,说再晚来俩钟头就穿孔了,穿孔就得转县医院,转县医院就得花大钱。

手术费四千二,新农合报了一千八,他自己掏两千四。

住院五天,没人陪。

他自己举着吊瓶上厕所,自己拿暖壶去开水房打水。

同病房的老头问他,你家里人呢。

他说,都在外头忙。

第五天我爸从外地赶回来,去医院接他。

三叔把剩下的半包烟塞给我爸,说,四弟,这烟好,你抽。

我爸说,三哥你留着抽。

三叔说,我戒了,大夫不让抽。

出院后他戒了三个月,又抽上了。

2021年,马老四没了。

马老四比三叔小五岁,年轻时是村里数得着的俊后生,说媒的踏破门槛。

他挑,挑来挑去挑到三十八,好姑娘都嫁完了。

后来有人给他介绍个带俩孩子的寡妇,他嫌人家孩子多,没愿意。

再后来没人给他说了。

四十岁那年查出糖尿病,吃药控制着,也不忌嘴,该吃吃该喝喝。

五十三岁那年脚上烂了个口子,一直不收口,拖了半年,去医院一查,得锯。

锯了右腿,拄拐。

拄了半年拐,又锯了左腿。

镇上养老院收了他,一个月一千二。

他侄子拿着他的五保户补助,一个月六百八,剩下的侄子贴。

贴了不到一年,侄子跟养老院说,我叔这情况,你们看着办吧,我实在管不了了。

2021年冬天,马老四死在养老院,五十八。

三叔去养老院看过他一回,回来跟我爸说,老四那屋里有股味儿,尿骚混着药味,窗台上搁着半碗粥,凉透了。

我爸说,三哥,你以后咋整。

三叔说,我跟他不一样,我有房有地,饿不死。

2021年村里煤改气,开口费三千八,不交不让烧煤。

三叔没交。

村干部来做了两回工作,第一回他给人倒了杯水,说再想想。

第二回他躲出去了,天黑才回来。

他自己盘了个柴火灶,烧玉米秸和树枝。

冬天屋里温度上不去,他就把炕烧得滚烫,人缩在军大衣里。

那件军大衣是我爸当兵退伍带回来的,穿了二十多年,袖口烂了拿胶带粘。

我爸给他买了件新棉袄,一百六,在集上买的。

三叔试了试,说合身,脱下来叠好搁炕柜里,说等过年穿。

过年他还是穿那件军大衣。

2023年入冬,三叔咳嗽了半个月,自己去镇上拿了点甘草片,一瓶三块五,吃了不管事。

孙大夫让他去县医院拍个片,他说不碍事,老毛病。

腊月初八那天,隔壁老赵家炖肉,香味飘过来。

三叔在院里喊了一嗓子,老赵,你家炖的啥,这么香。

老赵说,排骨,过来吃点。

三叔说,不了,我熬了粥。

那是他最后一句话。

第二天老赵去收电费,门敲不开。

葬礼是我爸张罗的,花了一万一千三。

棺材三千八,酒席八桌,一桌三百二,烟酒另算。

收的份子钱一共四千六,大伯随了五百,二伯随了五百,剩下的都是村里人三十五十凑的。

建民说,三叔那宅基地和地,得有个说法。

我爸说,你三叔没儿没女,按老规矩,谁摔盆谁继承。

建民说,那我摔。

我爸没吭声。

摔盆那天建民哭得挺响,眼泪没见着。

宅基地三间老屋,建民推了,盖了个车库,停他那辆二手朗逸。

柿子树也刨了,说挡光。

我腊月十六回去给三叔烧头七,站在车库门口,地上还散着几块老屋的青砖,砖上长着青苔。

建民从车库出来,递给我一根烟,说,建平,你说三叔这辈子,图个啥。

我接过烟,没点。

我想起二十年前,三叔蹲在门槛上抽红塔山,问我,建平,你说这人一辈子,图个啥。

我那时候二十出头,说,图个热闹呗。

他说,热闹是别人的。

村东头机井房还在,刘二柱死的那间,门框上还挂着半截草帘子。

村西头养老院也还在,马老四住过的那间,窗台上换了盆塑料花。

三叔的老屋没了,可村里人都记得那三间土坯房,记得门槛上坐着个抽烟的老光棍,见人老远就打招呼,家里做了好吃的还端一碗给隔壁。

他是慢慢没的。

先是说亲的没了,再是红白喜事不喊他了,再是过年没人来拜年了,再是病了没人知道了。

一年少一点,一年少一点,跟那件军大衣似的,先磨袖口,再露棉花,最后整件都糟了,风一吹就透。

村里人不是没看见,都看见了,谁也没伸手。

我有回问我爸,你们兄弟四个,咋就没人管管三叔。

我爸闷了半天,说,咋管,你大伯俩儿子,你二伯一个儿子,我养你一个,谁家不是紧着自己锅里那点米。

你三叔要是当年娶上媳妇,现在也有人给他端碗热水。

这话说得实在,实在得噎人。

三叔出殡那天,天阴着,没下雪,干冷干冷的。

棺材抬出村口的时候,碰见隔壁村的老光棍孙拐子,六十了,拄着根棍子站在路边看。

他问,德贵走了?

我爸说,走了。

孙拐子说,他比我小五岁呢。

说完拄着棍子一颠一颠走了,回他那间没院墙的土房。

我站在村口看了他半天,心里咯噔一下。

三叔的今天,就是孙拐子的明天。

孙拐子的明天,村里还有七八个。

他们不是突然没的,他们是一天一天、一顿一顿、一年一年,从这个村子里慢慢淡出去的。

没人赶他们,也没人留他们。

老屋的砖被建民拿去垫了车库地基,三叔的存折最后剩了八千六,建民取的,说是丧葬费剩下的。

其实丧葬费没剩。

那八千六是三叔自己攒的,压在米缸底下,跟当年那个存折一个位置。

存折里夹着张纸条,三叔的字,歪歪扭扭写着:建平结婚,随两千。

我婚期定在明年开春。

我没要那两千。

我把纸条收起来了,搁在我货车驾驶室的遮阳板上。

跑夜路犯困的时候,我就把纸条拿下来看一眼。

一个村子最安静的人,死的时候最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