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姑娘嫁中国后，第一次回国，弟弟问：中国的穷人住在哪里
我叫金惠兰，今年三十二。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中文名，我的本名是金惠兰的朝鲜语读法，音差不多，写出来是三个字，最后一个字是我们那边女孩常用的。我嫁到中国七年了，家在吉林延边的一个县城边上，一个叫平安屯的地方。
我先说说我是怎么来的。
我家在朝鲜北部，一个山沟里的村子，离江不远。我家四口人：我爸、我妈、我，还有我弟弟，比我小六岁。我爸在合作农场干活，我妈在家种点自留地，日子不算宽裕，但也没饿过。我读完了中学，后来在镇上的一个市场里帮人看摊，卖些日用品。
我和我丈夫认识，是二零一七年的事。他姓林，叫林长贵，比我大十岁，在延边做山货生意，收松子、收木耳、收人参，一年往南方跑几趟。那年他跟着一个熟人过来收购，在我看的那个摊上买过东西，后来一来二去，就熟了。他会说一点我们的话，说得磕磕绊绊的，我们俩就靠比划加写字。
他是个实在人，第一次给我家送东西，没送别的，送了三十斤大米，一桶豆油，两件棉衣。我妈后来跟我说，这个人不花哨。
我们结婚是二零一八年春天，手续来来回回办了大半年。我爸妈那会儿舍不得，我妈哭了好几回，我爸没说什么，只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去了那边，好好过日子，别丢人。”
我弟弟那时候十五岁，个子还没长起来，站在村口，看着我上车，一直没说话，等我车开出很远，回头看，他还在那儿站着。
到中国以后的七年，我过得怎么样，我先不说，我要说的是去年回去的那一趟。
去年八月，我回去了一趟，七年，第一次。这七年里我回过两次电话，不多，一次是二零一九年，一次是二零二二年，每次也就几分钟，说得断断续续的。
我出发的那天早上，我丈夫把两个行李箱搬到车上，一路上跟我说了好几句话，都是“别的不带，带上钱”、“多给你妈一些”。我们那边，回去带东西是规矩。我带的都是实打实的：两袋大米，两箱方便面，几件羽绒服，四双棉鞋，还有给我爸的四条烟，给我妈的雪花膏，给弟弟的一块手表。行李箱装不下，又多打了个包，绑在行李车上。
我在那边待了九天。
一回去那天，我弟弟来接我。他今年二十二了，长成了一米七五的个子，瘦，脸上没什么肉，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跟我印象里那个站在村口的小孩完全不一样了。他看见我，站了一下，然后走过来，把我手里那个包接过去，说了句：“姐，你来了。”声音变了，变得低了。
回家的路上，我看着他，眼泪在眼里转，我没让它掉下来。
我妈在门口等我，比我走的时候老了。她头发白了一半，人瘦了，但是精神还好。她看见我，一把把我抱住，抱了好半天，然后松开，上上下下看我，说：“胖了，好。”
我爸坐在屋里，看见我进来，点了下头，说：“回来了。”然后自己倒了杯水，手有点抖。
我在那边待的那九天，安排得挺满的。头三天在家，陪着我妈做饭，跟她说话。她问我在那边吃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冬天冷不冷、婆家对我好不好。我一件一件跟她讲，讲我丈夫怎么收山货，讲我们那个县城有什么，讲我们家里养的那条黄狗。她听得眼睛发亮。
中间几天，我去了市场，去了亲戚家，还去看了我以前那个看摊的摊子——早换了人，摊主是个比我小的姑娘，也不认得我。
真正让我记一辈子的，是第六天晚上。
那天晚上吃完了饭，我爸出去串门了，我妈在里屋躺着，我跟弟弟在灶台那边坐着。灶膛里还有火，红的，映得他脸上一明一暗。他一开始不说话，两只手在膝盖上搓来搓去。我问他：“你咋了？”
他顿了顿，问我一句：“姐，中国的穷人住在哪里？”
我一时没听懂，愣了一下，我说：“啥意思？”
他说：“我在电视上看的，说中国很有钱，楼很高，车很多。那穷人住在哪里？”他说这话的时候，不是挑衅，也不是讽刺，他是真的在问。他那张脸，就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问我一个他想了好久没想明白的问题。
我当时没马上答。我看着灶膛里的火，想了一会儿。
我说：“你看见咱家这个房子了吗？”
他愣了一下，说：“看见了。”
我说：“我婆家那边的老房子，跟咱家这房子，差不多，甚至有的比咱家还旧。我丈夫他爸妈住的那个院子，土墙，屋顶铺的瓦片，下雨的时候有两处要接水。”
我弟弟没说话。
我说：“也有楼，有很高的楼，我坐火车过去看过，一个楼比咱们镇上所有的房子加起来都高。可是有楼的地方，也有旧房子。你问穷人住哪里，我告诉你，中国很大，有十六七亿人，穷的人也有，住在山里的、住在老楼里的、住在城边上的，跟咱们这边一样，哪里都有。”
他说：“那他们吃什么？”
我说：“跟我们一样，吃饭。有钱的吃得好一些，没钱的吃得简单一些，也不会饿死人。我们那边也有老人，一个月就靠百来块钱，我给他们送东西，他们都接着。”
他低着头，好一会儿没说话。
后来说了一句：“他们那边的人，比我们这边有劲吗？”
我想了想，说：“有劲的，都差不多。”
那天晚上我们俩聊到了很晚。他问我中国那边的人怎么过日子，问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问我丈夫那边的家人是不是也吃三顿，问我坐火车是什么样子。他一件事一件事地问，问得很细。他问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光，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以前的我。
我十九岁那年，也这样问过一个从那边回来的女人。她说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当时坐在她跟前，听得心怦怦跳。
那天晚上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说：“姐，你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他点点头，没再问。
我回来那天，一家人送我。我妈给我装了一包东西，是她自己晒的蘑菇，还有几个荞麦面做的团子，一边装一边说：“这是你小时候爱吃的。”我爸站在门口，说了一句：“路上小心。”就这四个字。我弟弟把我那个大包搬上车，站在车门外，忽然说了一句：“姐，你下次来，我给你买点东西。”
我说：“不用。”
他说：“我在矿上干了半年了，有工资。”那是他第一次跟我说他有工作了。我听了，眼泪就掉下来了。
车开了，我从车窗往外看，他们三个站在路边，越来越小。我妈一直在挥手，我爸站着不动，我弟弟跟着车走了一段。
我到了这边，下了车，我丈夫来接我。他把我的箱子接过手，问了一句：“家里都好？”
我说：“都好。”
回家以后那头几天，我心里空落落的，走路都发飘。我给我妈打过一次电话，说了几句，她在那头说“好，好”，就挂了，那边的电话费贵，也说不长。
我坐在这儿写这些的时候，外面下着雪。我们家这个院子，围着竹篱笆，篱笆上挂着冻硬的玉米。我丈夫在屋里剥松子，他剥得快，指甲黑黑的。
有些事我没法跟我弟弟说清楚。我离开那边，不是那边不好，是那边太苦；我留在这边，也不是这边天上掉金子，这边也苦，也累，一年到头就那么过。可我在这边能自己挣点钱，能穿得暖，能吃饱，还能给我妈捎几件羽绒服回去。
他说“中国的穷人住在哪里”。我那天没有正面答他。我其实想说的是，在哪里都有穷人，在哪里都得自己往前走。
这话不好听，可是真的。我要是那天跟他说，中国多好多好，天上掉钱，他第二天可能就想跑过来。我要说中国多差多差，他又觉得我在这边过得苦。我什么都不敢多说。
我只跟他说了一句，是最后一天，我们俩站在院子里的时候，我说：“你还年轻，先把自己这边的日子过明白。别老想着外面的地，先把自己脚底下这块地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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