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珍藏的国宝，竟是1200年前的唐朝“护照”|住持|佛教戒律|唐朝|园城寺|国宝|圆仁|圆珍|日本|最澄

一览扶桑

从日常开始，带你重新发现一个深度日本

2021年秋初，友人约我去郊外访寺。那时世界处于异样的封锁之中，京都市内游客很少，到处都是口罩与消毒液。本想去南山城一带的古寺，不料有好几家因新冠而暂时关门。我忽而想起园城寺，跟友人提起那里收藏的国宝“唐过所”，即智证大师圆珍入唐求法期间唐朝官府签发的旅行证明书，是非常珍贵的唐代交通制度史料。友人也很感兴趣，二人在细雨中出发。从南禅寺附近的蹴上一路东行，绕过东山，经山科，往东北方向而去。路过近江神宫和一片巨大的运动场，就到了目的地。

寺门前有茶屋“风月”，几乎没有客人。店里的老太太非常和气，我们很自然地被吸引，吃了山药泥荞麦面，方进仁王门。手水钵已停止使用，贴着防疫的告示。右手边是一座古朴的释迦堂，面阔七间，进深四间，歇山顶，桧木树皮覆顶。

圆城寺仁王门

继续前行，登上一段石阶，金堂就在眼前。堂前东南侧钟楼内的巨大梵钟铸于1602年，以音色优美著称，在江户时代被评为近江八景之一。秋里篱岛编《东海道名所图会》（1797年刊）详细介绍了园城寺，并收录相国寺住持玉质宗朴（1583—1612）的诗：“湖面朦胧画不成，昏鲸高闇出园城。霞间好是客船月，十倍枫桥半夜声。”阔大寺院悄无人声，不少地方立着解说牌，提醒某某电影曾在这里取景：金堂附近拍过《寻访千利休》，唐院前拍过《石榴坂的复仇》和《武士的食谱》，村云桥拍过《天地明察》，一切经藏、觉胜院遗址拍过《浪客剑心》，观音堂展望台拍过《大奥》。

圆城寺唐院前的石灯长道，多有时代剧、电影在此取景

最后我们登上园城寺别所微妙寺前的高台，眺望烟波苍茫的琵琶湖。微妙寺是观音信仰的灵场，友人说，在他们故乡，每至盂兰盆节，全村人都会聚在一起唱《西国观音咏歌》。

微妙寺高台前所见琵琶湖烟波

园城寺山号长等山，传说是大友氏所建。667年，天智天皇自飞鸟迁都位于大津的近江京，本想在大津建立供奉弥勒菩萨的寺院，但生前并未实现。其子大友皇子与其弟大海人皇子争夺皇位，爆发了“壬申之乱”。初大友皇子继位，后大海人皇子纠集军队打败大友皇子的近江朝廷势力。大友皇子自杀，大海人皇子将都城迁回飞鸟京，继位为天武天皇。大友皇子之子大友与多王为祭祀亡父，发愿以自己的庄园城邑建成寺院，供奉祖父天智天皇的弥勒菩萨像。寺院得到天武天皇批准，赐号“园城”，取自“庄园城邑”。寺内有一眼泉水，传说天智、天武、持统（天智天皇之女，天武天皇之妻）三代天皇出生之际，都曾以此泉沐浴，故此泉名为“御井”，读“みい”（mii），后转写为同音的“三井”，便是园城寺的别名。今园城寺境内虽早无飞鸟时代的遗物，但曾挖掘出奈良时代早期乃至飞鸟时代的古瓦，或可说明传说并非完全出于虚构。

三井晚钟

园城寺更可靠的历史从“入唐八家”之一的智证大师圆珍入山后开始。圆珍814年生于赞岐国（今香川县善通寺市），俗姓和气，母亲佐伯氏是弘法大师空海的侄女。圆珍自小学习《毛诗》《论语》《汉书》《文选》等汉文经典，828年，随叔父仁德（传教大师最澄弟子）到京都。次年经仁德介绍，来到最澄开辟的天台宗总本山比叡山延历寺，跟随最澄弟子义真。833年，得度授戒，正式成为天台宗僧侣，在比叡山开始为期十二年、极为严苛的“笼山修行”。修行期间，圆珍突然看到金光遍布、魁伟奇妙的不动明王，遂命画工作绘，即《黄不动图》，并据此雕刻木造彩绘不动明王立像。完成笼山修行后第二年，圆珍被比叡山僧众推举为总管学问的真言学头。853年，在当时最高掌权者藤原良房的支持下，圆珍踏上了入唐求法的旅途。

园城寺唐院藏智证大师木像，转引自国立国会图书藏《三井寺秘宝展》（1990年）

根据圆珍留下的资料，今天我们可以还原圆珍的入唐旅路。853年，他率丰智、闲静等七名侍僧、翻译，从太宰府取得“公验”（入唐证明书），搭乘商人王超、李延孝（日方资料显示是大唐商人，也有研究认为是在唐朝活动的新罗商人）等人的商船，驶入烟波。一个月后，船漂流至琉球，次日抵达福州，在福州开元寺停留一月。随后获得福州公验（通行许可书），途经温州、台州等地，前往天台山国清寺。854年九月，离开国清寺，经越州、苏州、洛阳，于855年五月抵达长安，在青龙寺接受法全和尚灌顶。同年冬离开长安，次年6月回到天台山国清寺，搭乘李延孝商船返回日本，14天后抵达博多，带回典籍共441部。

859年，圆珍成为园城寺长吏（即住持），将该寺发展为修学、传承密教的道场。866年，获赐真言、止观两宗弘传公验，天台寺门教法得到朝廷的正式批准。所谓真言、止观，即真言密教的行法与天台显教的观法。868年，成为延历寺第5代座主，当时的清和天皇将园城寺赐予圆珍。圆珍在寺内修筑唐坊，收贮自唐朝请回的典籍。891年，圆珍死去。928年，获醍醐天皇敕赐“智证大师”号。敕书为小野道风书就，今藏东京国立博物馆。

圆珍死后，圆仁、圆珍弟子之间纷争日益严重，比叡山分裂为山门（延历寺）、寺门（园城寺）两派，各执法统，斗争不绝。这种局面早在最澄死后已埋下种子，最澄的继任者义真临终前指定弟子圆修为下一任天台座主，引起最澄其他直系弟子强烈不满，众人推戴最澄弟子圆澄为第二代天台座主。义真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只能离开比叡山，移住奈良室生寺。圆珍是义真弟子，圆修等人被逐出比叡山时，他正在十二年笼山修行期间，因此未被赶下山。第三任天台座主圆仁是最澄的得意门生，838年入唐求法，在长安经历会昌法难，于847年返回日本，留下名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死后，弟子安惠就任第四代天台座主。

据平安时代编纂的《日本三代实录》可知，就在圆珍获得朝廷准许弘扬显密二法公验的866年，朝廷下达最高级别的“太政官处分”，指出最澄兼修显密，誓以护国，天台宗历代座主继承最澄遗志，莫不兼传两道。然而比叡山僧众违反先师遗训，“互称偏执之心”，今后担任座主者，须是显密兼通之人。由此不难想象当时比叡山权力斗争之激烈。圆珍担任座主的20余年间，他的弟子占据了延历寺要职。为获得政治资源，寺僧为贵族提供密教式的加持祈祷，延历寺势力壮大，显密兼通的原则也逐渐崩坏。圆珍死后的50余年间，天台座主多为圆珍系统所出。直到第十五代座主延昌，才终于出自圆仁系统。圆仁派僧众试图回归显密兼修的原则，与圆珍派对立日益激剧，双方各有依附的政治势力，终于发展到武装斗争地步。

993年，圆珍派僧侣成算率僧兵攻击圆仁派的赤山明神社（今赤山禅院）。圆仁派要求园城寺长吏带走成算，圆珍派不从。圆仁派遂烧毁圆珍派的寺院，将圆珍派僧侣驱出比叡山。圆珍派弟子只得夺出圆珍遗物，避走园城寺。自此，比叡山天台教团正式分裂为圆仁系统的山门派与圆珍系统的寺门派，天台宗座主渐为山门派独占。中世时期，两派屡屡爆发武装斗争，园城寺曾遭山门派焚毁七次，其余小规模攻击难以尽算。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不满延历寺庇护敌对势力浅井、朝仓联军，于1571年在园城寺设本阵，进攻比叡山及山麓坂本地区，焚毁延历寺，比叡山化为焦土。当时的天台座主觉恕是后奈良天皇之子，碰巧人在京都，躲过一劫。觉恕辞去天台座主，不久去世。直到1582年本能寺之变信长去世，延历寺才开始逐渐复兴，并于1585年迎来空缺十余年的新任天台座主。

园城寺出土奈良时代复瓣莲花纹瓦当，转引自国立国会图书藏《三井寺秘宝展》（1990年）

园城寺多次遭遇焚毁，又屡次复兴，现存建筑多为江户时代所造，比如存储圆珍所遗典籍的唐院就是1598年重建。而寺内竟完好保存着大量平安时代，甚至唐代的文书、绘画、佛像与法器，不能不说是奇迹。这些资料、宝物是如何躲过一次又一次灾难？并未见公开资料详细介绍，只知1595年园城寺遭丰臣秀吉没收时，寺院部分佛像、宝物曾被转移到其他寺院。园城寺内部大概有极严密的典籍保护制度，内藤湖南文章中曾透露，第124代长吏直林敬圆严守寺内世代相传的祖师宝物，绝不公开，连古寺社保存会的调查研究也一概拒绝。只有某研究日唐交流史的皇族成员写毕业论文时才获准阅览部分资料。明治元年，皇室北白川宫智成亲王担任园城寺住持，圆珍一些文献资料被北白川宫家带走。二战后，这些资料归东京国立博物馆所有。

1930年，为了准备9年后的祖师圆珍圆寂1050周年大法会，园城寺开始了各项筹备工作。首先是在这年4月20日至5月7日举行传法灌顶会，并以此为契机，在同年5月3日至8日举行结缘灌顶会，公开《黄不动图》等千百年来秘藏不示人的宝物。早在1900年，《黄不动图》就被指定为日本国宝，但除了极少数几位学者，宗门外绝少有人见过。消息一出，引起轰动，申请参观寺内宝物的各界人士高达三千多人。所谓传法灌顶，即由具备传法资格的阿阇梨向符合条件的弟子正式传授密教法脉，并授予其阿阇梨资格，“如同一瓶水完整倒入另一瓶”，是密宗传承法脉的重要仪式。结缘灌顶则是引导信众进入密教信仰与修行的法会，面向一般公众，通过灌顶仪式使参加者结下法缘、接受佛法护持。

1930年5月5日，为参观向往已久的珍秘文物，考古学家滨田耕作与友人一起参加了园城寺的结缘灌顶会，他留下了结缘灌顶的生动记录。仪式在唐院举行，他被引到阿阇梨法师跟前，一块白棉布巾蒙住了他的双眼。侍僧牵着他到了某处，有人在他指间放了一片什么，之后命他松手，众声齐呼“大日如来”。布巾解开，他发现自己在一片缭绕香烟中，被带到了悬挂着金胎两曼荼罗的坛前。先前放在指间的是投华，即莲花瓣形纸片；落在铺设于地面的曼荼罗，对应的佛像便是与他结缘的菩萨，这便是密教的“投华得佛”仪式。此前从未参加过这类神秘宗教仪式的滨田耕作感叹，如久处昏冥，而忽在光明世界苏醒，内心自生新欢喜。

存放智证大师圆珍入唐文献、举行灌顶仪式的“唐院”

这年5月初，时年65岁、已隐居京都府南郊瓶原村的内藤湖南也去了园城寺的结缘灌顶会。随后，他向寺内申请阅览圆珍留下的数十件资料，幸获批准。阅览时间非常有限，他对其中圆珍入唐时携带的文牍最感兴趣，特别是过所、公验等通关文书。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录了大量文牒，如“为求佛法，涉海远来，虽到唐境，未遂宿愿。辞乡本意，欲巡圣国，寻师学法”云云，但未有实物传世。圆珍留下的入唐文牍原件、特别是两件过所，于研究唐代制度、书法均有重要意义，令内藤十分欣喜。同年11月9日，京都北白川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新屋落成，内藤发表题为《有关中国古文书、特别是过所》的演讲，重点介绍了他在园城寺调查的两通过所。更详细的考证是随后撰成的论文《三井寺藏唐过所考》（《三井寺所蔵の唐過所について》，收入《東洋史論叢 : 桑原博士還暦記念》，1931年。万斯年译文同年刊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5卷第4期）。他还应园城寺之邀，写下《智证大师相关文牍及其书法》（《智證大師関係の文牘と其の書法》，收入《園城寺之研究》，1931年）。在内藤建议下，这两件过所被指定为日本国宝。1935年，内藤去世次年，东方文化学院请大塚巧艺社以珂罗版原尺寸复制这两件过所，卷子本装帧，附以《国宝唐过所解说》（即《三井寺藏唐过所考》）小册，为“东方文化丛书”第7种。法制史学者仁井田陞也对这两件过所寄予莫大关心，1933年出版的《唐令拾遗》和1937年出版的《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均有所提及，并对内藤研究作出回应和补充。自此，园城寺这两件唐过所便广为学界所知，成为研究唐代通关制度的重要资料。不知为何，这两件唐过所在明治初年并未被北白川宫带出，是内藤湖南第一次发现它们的学术价值，并第一时间公开研究成果。

2025年秋初，想着已看够京都市内的景观，不如带家人领略一番近江风土，便与他们去了园城寺。茶屋“风月”依然开着，那位非常和气的老奶奶还在，仍是吃过荞麦面再进仁王门。

茶屋“风月”的荞麦面

寺内游客不多，到处都挂着庆贺标语，“祝贺智证大师圆珍相关文献典籍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是2023年5月的事，此后园城寺将相关文献典籍电子化，专门做了数据库，图像清晰，解说详尽，还对文献作了释读。唐院东南侧是新建的“三井寺文化财收藏库”，前次来时没开门，这次才得参观。库内展品颇多，赫然在玻璃展柜内看到了那两件国宝唐过所，这不是常设展品，是我们碰巧遇上了么？多年前调查东方文化学院典籍复制事业时，多次翻开过那件珂罗版复制品《唐过所》，自认已熟悉内容，然而目睹原件，还是被躲过无数劫火、千百年珍护至今的纸墨深深打动。家人一眼被文书上的“驴两头”吸引——原来在大唐境内旅行，不仅要通报何人通过，连驴也得说清楚，原来“越州都督府印”的朱色千余年后仍这样鲜亮！我们都在展柜前伫立良久。从收藏库出来，登上微妙寺前的高台，琵琶湖烟波到眼，“果然和京都感觉很不一样”，家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