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寿昌（1014—1083），字康叔，宋代天长（今安徽天长）人。宋仁宗年间工部侍郎朱巽之子，“二十四孝”之一。
朱寿昌天资聪颖，品学兼优，二十七岁考取进士，走上仕途。后知生母刘氏流落民间，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辞官寻母，终于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 寻见母亲，接其回故里照顾，直至母亲辞世。朱寿昌为母守孝三年后，官复原职，历任司农少卿、朝议大夫，迁中散大夫等，晚年任鄂州太守，年七十而卒。
朱寿昌与苏轼交厚，多有诗文酬答，书信往来。
在苏轼诸多的朋友之中，朱寿昌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既不像曾巩、钱勰、黄庭坚一样拥有冠绝古今的文名，也没有司马光、李公择、蒋之奇那般出色的政治才华。他原本黯然无光，但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玩笑之后，他竟“尘尽光生”，进而“照破山河万朵”，以至于成了被千古传颂的人物。
朱寿昌生母刘氏，因嫡母忌其有孕被逐出朱家。刘氏产下朱寿昌后，抚养至七岁，命人送回朱家， 自己则远走他乡。自此，母子分离。五十年来，朱寿昌无时无刻不思念母亲，每到一处为官，必四处寻访，然人海茫茫，始终未果。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听人说他母亲流落陕西一带，嫁为民妻。他无心仕途，遂辞官寻母，临行时对家人立誓：“不寻得母亲，此生绝不归家！”他历经千辛万苦，终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寻得生母刘氏，彼时刘氏已七十余岁。后来，他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母亲离世后，他在守孝的三年间，每逢雷雨交加的日子，都会前往母亲的坟墓，默默地撑伞守护。这举动缘于他深知母亲生前最怕雷声，而他希望能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母亲的在天之灵。朱寿昌的这份孝心和行动，广受世人赞誉。到了元代，他弃官寻母的故事更是被尊为“二十四孝”之一，流传千古。
〔清〕佚名绘 《二十四孝图册》之《弃官寻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 感君离合
朱寿昌母亲刘氏被接回京师的时间是熙宁三年（1070）秋，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持续了一个月，这股热闹劲儿才平息下去。
苏轼彼时任职于直史馆，他也目睹了这感天动地的一幕。朱寿昌笃信佛法，做了一场“梁武忏”，为母亲祈福消灾。苏轼受邀洋洋洒洒写下近五百字的《朱寿昌梁武忏赞偈》，盛赞其大孝。
转过年来，苏轼又写了一首诗，诗题为《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全诗写得情真意切，颇有古风——
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
羡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
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
爱君五十著彩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
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舆帘蹙绣。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
长陵朅来见大姊，仲孺岂意逢将军。
开皇苦桃空记面，建中天子终不见。
西河郡守谁复讥，颍谷封人羞自荐。
孝亲一事，苏轼自幼极为看重。彼时的他， 已经先后为生母和生父守孝过了，前后加起来足有六年之久。因此，对于朱寿昌这样孝感天地的行为，他来歌颂一下，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做什么心理建设。同时，对于有不孝污点的人，苏轼也不会姑息，会在必要的时候去讥讽，甚至批驳。
这首看似只是在赞美朱寿昌孝亲行为的诗作，却让人读出了弦外之音。苏轼诗中 “感君离合我酸辛，此事今无古或闻”二句，因为有了议论，就被人产生了联想。联想到谁呢？王安石的得力助手李定。李定为人诟病的核心是“不持母服”，即母亲去世后未按制守孝，这对官员而言是重大污点。但他辩解称“不确定其为生母”，这一说法看似令人费解，实则有具体缘由。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陆游祖父陆佃为王安石弟子，此记载可信度较高。这段文字证明，李定为仇氏所生，但仇氏先后三嫁，李定的父亲是她第二任丈夫。在她去世时，已经是郜家的人，与李问早已恩断义绝。依古代礼法，“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即被父亲休弃的母亲去世，子女无须服丧。孔子之子孔鲤曾因哭悼被休的生母，遭孔子责备。由此可见，李定“不持母服”并非无因，实符合当时礼制，本属其个人按礼法处置之事，旁人并无干涉之权。
熙宁变法正值高潮之际，李定凭借王安石的举荐权势日盛。恰 在此时，苏轼写下一诗，顿时引发满朝震动——明眼人皆能看出，诗中那些冷嘲热讽之语，直指李定。彼时李定受到“不持母服”争 议反而得官，而苏轼在诗中特意化用了两个典故： 一是曾任职河中府通判、以“弃官寻母”闻名的朱寿昌；二是战国时的“西河郡守”吴起。以二人的品行与李定形成鲜明对比，借此辛辣讥讽李定，亦 暗含对举荐他的王安石的批评。
这番嘲讽让李定对苏轼恨之入骨，也为日后他主谋罗织“乌台诗案”、险些置苏轼于死地埋下了伏笔。
◇ 黄鄂相问
接下来的近十年间，我们没有发现苏轼与朱寿昌的交集。这首贺诗写出后不久，苏轼就被弹劾出京，做了杭州通判。后来更是接连外任密州、徐州、湖州，直至“乌台诗案”爆发。而朱寿昌在京中继续为官，奉养老母。母亲去世后，守制三年，后官复原职，再后来做了鄂州太守。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至江边小城黄州，而鄂州与黄州毗邻，苏轼与朱寿昌神奇般地相逢于江汉山水间。
此时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而且，还专门加了“本州安置”的注脚。这意味着，贬谪期间，苏轼不可以随意去黄州之外的任何地方。虽然在他贬谪黄州时期写的诗文中也可以见到诸如武昌西山、浠水等超出了黄州地界的地区，但这也只是偶尔为之，通常情形下，他还得老老实实在黄州待着。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近在咫尺的朱寿昌寄去了那么多信。
双方最早的通信往来发生在元丰三年（1080）三四月间：
敷文宅计此月末方离陈。南河浅涩， 想五六月间方到此。荷公忧恤之深，其家固贫甚，然乡中亦有一小庄子，且随分过也。归老之说， 恐未能如雅志。又闻理积弊， 已就伦次，监司朝廷， 岂有遽令放闲耶？ 问及物食， 天渐热，难久停， 恐空烦费也。海味亦不苦食。既忝雅契，自当一一奉白。
信中提到了文与可，苏轼贬谪黄州途中，在陈州（今河南周口）与弟弟苏辙会合，并合资料理了文与可的后事。他算着文与可的家人四月末将要扶着文与可的灵柩离开陈州，大概五六月间可以抵达黄州。之所以信中有此一句，想必朱寿昌也与文与可熟识。而苏轼兄弟的义举与朱寿昌曾经的孝举，无疑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对人情冷暖有了更深的体悟。毕竟十年未曾联系，而此时的朱寿昌又贵为鄂州太守，会不会对自己的戴罪之身有所顾忌呢？
信中还提到了“归老”之事，苏轼的应对是“且随分过也”，也就是随遇而安。言下之意，我虽然贬谪至此，但依然是朝廷命官，这就是我的“分”，我虽然早就有归隐之志，但眼下还不能做如是想。即便归隐，也要等被赦免之后。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忠”字，同样可以和朱寿昌的“孝”相提并论。
接下来的四月，他又给朱寿昌接连写了三封信，信中提到，他收到了朱寿昌的墨宝，但自己身染风寒，拖了好久才提笔。在另一封信里，他说：“双壶珍贶，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爱！可爱！ ”收到了朱寿昌托人带来的两壶酒以及美味的鲜果，苏轼开心得像个孩子。
九月二十五日，他的去信格外耐人寻味——
今日偶读国史，见杜羔一事，颇与公相类，嗟叹不足，故书以奉寄， 然幸勿示人， 恐有嫌者。江令乃尔，深可罪。然犹望公怜其才短不逮而已。屡有干渎，蒙不怪，幸甚！幸甚！章宪今日恐到此，知之。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经乱不知所之。会堂兄兼为泽潞判官，尝鞫狱于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出入，窃语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夫。”讯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访先人之墓， 邑中故老已尽， 不知所在。馆于佛寺， 日夜悲泣， 忽视屋柱煤烟之下，见数行字，拂而视之，乃父遗迹，云：“我子孙若求吾墓，当于某村家问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余，指其丘陇，因得归葬。羔官至工部尚书致仕。此出唐李肇《国史补》。近偶观书，叹其事颇与朱康叔相似，因书以遗之。元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记。
他说自己近日读唐代李肇的《国史补》，读到杜羔迎回离散生母、凭父迹寻得祖墓归葬的故事，只觉与朱寿昌数十年千里寻母的经历格外相似，一时感慨不已，便将杜羔的事迹细细记述下来寄给朱寿昌。
苏轼特意叮嘱朱寿昌“幸勿示人，恐有嫌者”，这份叮嘱里，藏着他历经宦海风波后的老成与周全。彼时的苏轼，早已不是初入仕途的少年郎—— “乌台诗案”的余悸、多年贬谪的辗转，让他对人情世故与舆论风险格外敏感。宋代虽以孝治天下，朱寿昌寻母也曾受朝廷嘉奖，但士大夫群体中素来忌讳“以德行自标榜”，若此事被过度传播，难免会被有心人曲解为“借孝博名”，或引起同僚暗地猜忌。苏轼的提醒，从不是多余的顾虑，而是把自己“谨言避祸”的人生经验，悄悄化作对友人的护持。
而他对杜羔、朱寿昌二人“至孝”的感慨，又藏着最真挚的共 情。苏轼一生漂泊，与家人聚少离多，见友人能了却“寻亲归葬”的心愿，既有对这份圆满的欣慰，也暗含着自己对亲情的珍视。一 边为友人的德行动容，一边又为友人的处境着想，这两种心绪交织，恰恰是历经沧桑后，苏轼对友人最实在的关怀——既有知己间的共情，更有过来人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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