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邓颖超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来信。写信人，名叫阎锦文。
读完信件，邓颖超当即作出批示：“阎锦文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凡是对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我们不应忘记，更不能亏待人家，按政策，应享受离休待遇。”
一旁的工作人员十分不解。
阎锦文曾经是军统人员，这样的身份，怎么能办离休？
邓颖超平静回复：“他当年营救张澜、罗隆基，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贡献值得这份待遇。”
那时阎锦文将近七十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公安局任职，之后调到北京，还担任宣武区政协委员。
特殊年代，他军统的旧身份被反复提起，多次遭受冲击，家里也蒙受损失。这么多年，他从没向组织索要补偿。
80年代落实干部政策。
按当时规定，只有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员，才能办理离休。
阎锦文受旧身份限制，只能按普通退休对待。
退休和离休待遇差距很大。
思虑许久，阎锦文才提笔写信。他没有索要赔偿，也不要求归还房产，只希望组织认可他当年的革命贡献，办理离休。
这件事，要追溯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
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亲自到上海，下达密令，处决关押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绝不留给新政权。
民盟领导人张澜、罗隆基，当时在虹桥疗养院养病，早已被列入暗杀名单。毛森接到命令，准备把二人秘密运到吴淞口沉江。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二人安全。毛主席明确指示，一定要保护好张澜、罗隆基。周恩来密电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全权负责营救。
吴克坚找到杨虎。
杨虎对蒋介石心存不满，愿意配合地下党。
他想到亲信阎锦文，阎锦文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队长，正好负责虹桥疗养院一带的防务。
早在1946年，阎锦文就在杨虎家中见过周总理和邓颖超。
周总理对他说：“只要你们为人民做过事情，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这句话，阎锦文一直记在心里。
杨虎把营救任务交给阎锦文。
阎锦文表态：“我一定尽力完成任务。”
没过多久，毛森下令由阎锦文看管张澜、罗隆基。阎锦文主动领下任务：“交给我，不会出问题。”军统没有怀疑他。
1949年5月24日，阎锦文接到命令，当晚就要把张澜、罗隆基押上撤退轮船。他赶到疗养院，催促二人动身。
张澜以为要被押去台湾，当场拒绝：“我宁死不去台湾，要枪毙就在这里。”
阎锦文压低声音，说明自己是来救人的。张澜不肯相信。罗隆基想起杨虎夫人田淑君，当场打电话核实。得到确认后，张澜才放下戒备。
阎锦文亲自开车，以押解要犯的名义离开疗养院。遇到岗哨盘问，他就说车上是自己的父兄，凭军官证件顺利通行。
车子抵达杨虎公馆，地下党接应二人安全进入。此时距离国民党的处决时限，只剩不到两小时。
毛森得知人被救走，震怒，下令全城搜捕阎锦文。
蒋介石也批示，按通共叛变论处。
阎锦文在地下党安排下，安全隐蔽。
5月27日上海解放，他才公开露面。
新中国成立后，阎锦文进入公安系统工作。
后来张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每次阎锦文到北京，都会设宴招待，常说：“当年若不是阎锦文冒险相救，我早已遇害。”
邓颖超的批示下达后，相关部门重新核查阎锦文履历。确认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接受党的领导，配合地下党完成营救。
不到十天，阎锦文拿到离休干部证与补发工资。他专程到落实政策办公室道谢，眼眶发红，反复鞠躬。
一纸离休证明，不只是待遇的调整，更是对一位隐蔽战线功臣的认可。不会因为过往身份，就抹去一个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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