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颗大脑相聚成都，一起探讨「创造真实」|创造真实|成都市|梁鸿|王小伟|生活|红姐|马寅

2022年，首届三联人文城市季落地成都，以“跨越边界”探索虚拟与现实的融合；2024年，第二届又以“发明生活”召唤年轻的创意与勇气。

短短四年时间，时代命题已经转变。虚拟不再只是需要去跨越的边界，正在成为我们用来重塑日常、叩问本真的工具。于是，第三届三联人文城市季在刚过去的周末，以“创造真实”回应当下，重新追问：技术浪潮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回归具体的人和具体的生活？

此外，追踪城市变化，三联梳理出十大城市新风向，挖掘100个城市生活实践案例，形成并发布“2026十大城市新解”，其中两份来自成都的在地实践入选：锦江流域城区段清淤工程获评“万物续航｜鸟类友好河道清淤工程”、成都麓湖·麓客社区获评“情绪基建｜居民可以自己组织生活的社区”。

这些样本是散落在城市里的真实实践，但关于如何创造真实，仍然有更多值得深挖的思考和讨论。王小伟、杨天润、任宁、马寅、何志森、梁鸿六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分享者相聚中车・源STAGE，他们的实践横跨城市观察、社区共建、艺术创作等方向，带着各自的困惑、尝试与收获展开分享。现在，一起来看看，面对不断变化的当下，他们有哪些新的思考？

智能时代

我们还会被世界触动吗？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万物自然趋向它适配的位置，并在那里停留。王小伟以亚里士多德提及的“位置”为线索展开他的分享，他认为在牛顿体系里，空间只是坐标，10平米放在成都、北京或者海外，数值上没有区别。对人而言，位置却自带意义、角色与规范。

人，始终需要一个可以安放自己、不必不停奔跑的位置。王小伟认为海德格尔说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不等于要住在乡村，它更多指向一种生命状态，不被计划、不被规训，能保留随机性、自由性的空间。

如果一座城市能提供这样的位置，就具备田园性。但今天很多都市人的困境是，肉身身处城市，心灵却悬浮别处，比如在智能系统中，我们的存在位置，很多时候不在物理世界，而在服务器之中。刷脸进门，系统识别的是面部特征，不是作为完整生命的你；上班打卡、声纹解锁、平台画像，我们被拆解成工号、标签、数字人格、流量筹码。

作为“符码”的人持续被记录、比对、预测、考核，困在线性的内卷之中，而作为生命的人，拥有身体性、有限性、脆弱性，渴望被看见、渴望关系，有独属于自己的历史与审美。

生命最重要的特质，是能够被世界触动。这就是日本摄影师秋山亮二的摄影集《你好小朋友》打动王小伟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东京的孩子，已经被高度都市秩序驯化，而那时候中国乡间的孩子，松弛、无畏，能被周遭环境深深触动，开心时可以全然做自己。

王小伟认为只有能够被触动的时候，生命才真正蓬勃。符码不是人的归宿，被触动，才是生命的位置。

有了AI

“眼高手低”还是缺点吗？

·杨天润 AI创业者，Naughty Labs CEO，多智能体协作与AI团队建制的先行实践者，ClawNative（智能体原生）理念提出者

今年年初大模型能力跃升，很多原本只能由人完成的工作可以交给AI承接，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悄悄变了。过去所有软件、基础设施，都是为人类设计的，注重界面美观、操作简单；而服务AI智能体的工具无需兼顾观感，可直接读写底层信息。

长久以来，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习惯培养具备工具属性的人，但AI现在是更强的执行者。过去被看作缺点的眼高手低、异想天开、想法跳脱，反而会成为优势，人类负责提出目标与构想，AI负责落地，“眼高手低” 就能转向“眼高手高”。

这也回应了“为什么AI相关的探索同样契合“创造真实”这个主题”？从前，我们常常被迫沦为工具、身不由己地协作，这才是不真实的生存状态。当重复劳动交给AI，我们才有机会回归自我：教育回归育人、工作回归创造、生活回归本心。

杨天润认为AI时代具备优势的人，往往有三种特质：好奇心、想象力、勇气。乐于第一时间尝试新工具，一边看见技术对行业、家庭和生活的改变，一边笃定自己的想法可以落地，不困在过去根深蒂固的成功范式里，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跟着一只鸟

看到“真实”的黄昏

·任宁自然写作者、观鸟人

任宁曾在成都学会一个川渝词语“具体”。这刚好对应自己一直的追问：书写自然，到底是忠于自然，还是忠于自己？很多读者期待自然写作像BBC纪录片，作者隐身，只做客观旁白。对任宁来说，书写自然，本能地会带上“我”，即他的身体感受、记忆、情绪。

他分享了自己第一次去拉萨观鸟的经历。在山坡上寻找目标鸟类时，任宁发现：海拔、缺氧，会直接改变人眼对色彩的感知。他亲眼看见的颜色，是被自己的身体扭曲过的，而相机定格下来的画面又是另一种记录。他开始怀疑，哪一个才是真实？

后来任宁在傍晚，意外看到马鸡上树栖息，而网上绝大多数照片都是马鸡在地面行走。他又想网上的标本照片、别人的记录以及自己肉身亲眼所见，哪一种才是真实？

所以任宁不再刻意追求纯粹客观。他认为自然写作天然包含“自然”与“我”，他想要写下的，是那个当下完整的现场：他的联想、记忆冲击、身体局限带来的感知偏差。因为每一个人的真实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真实不是一套唯一标准答案，是带着肉身在现场的看见。

美好生活的想象力

·马寅阿那亚创始人兼CEO

我们在物质层面距离美好生活越来越近，但离内心安定、情感联结、精神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有情有义的互动，反而越来越遥远。

马寅觉得我们正面临着三个时代困境：第一，附近的消失。我们随时可以刷到远方的新闻，却不认识隔壁邻居。人悬浮着，像蜂鸟不停震动翅膀，找不到稳定栖息的地方；第二，情感的缺失。技术带来便利，却没有带来更多情感依靠。我们建起心理防御墙走向原子化，随之感到虚无、焦虑；第三，意义的迷失。我们不停追赶目标、接收信息，却很少亲身投入并感受生活。

他理解的美好生活，不只是身体舒适，更要有情感的安定和精神的丰盈。而美好生活的养分来自于共同的文化记忆，社区正是培育这份记忆的场域，好的社区不只是睡觉的容器。马寅理想中的社区下楼就有咖啡馆、面包店、书店、剧场，精神生活变成日常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社区是最小单元的文明体系，是离人最近的公共生活。我们缺少公共生活的教育，而社区是最好的实践场，比如公共空间怎么用？不同习惯的人如何共处？居民如何讨论公共事务形成共识？

从“我在这里生活”走向“我们一起生活”，是漫长、细碎的过程。一个好社区最终的价值是，让人的一生富有意义，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获得滋养。有安全感的熟人社会，才能让孩子自在奔跑，拥有我们小时候“脖子挂钥匙出门玩耍”的自由。这就是社区的意义，重建人与人稳定的、可信的亲密联结。

从一间假办公室开始的社区行动

·何志森设计行动者、艺术工作者、集体行动小组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何志森分享了澳门新美安大厦的项目，一间假的业主会办公室如何催生真实的改变。新美安大厦住户比较复杂，有外籍劳工、老年人居多，大量原业主早已经搬走。居民红姐（冯娇雄）默默照料小区多年，却常常被指责多管闲事。她非常希望能成立业主会，但大家都觉得这件事不可能。按照澳门法规，成立业主会需要15%业主签名出席大会。

恰巧，借由“2025年澳门国际艺术双年展”的邀请，何志森和团队租下一套两居室，做了一间假业主会办公室挂上牌子。神奇的是，看到招牌后，很多业主主动过来倾诉诉求。以红姐为核心，何志森和团队趁热打铁做海报、印名片，发动学生上门联络居民，筹备业主大会。第一次大会，到场的人充满消极，劝他们放弃说不可能成功。随后又陆续召集过第二次、第三次大会，参会人数却越来越少。

何志森和团队却没有停在这里，把这间办公室变成一场展览《照顾的艺术》，客厅改成红姐的免费理发点。理发不是无条件免费，来理发的居民要选一件红姐常年在做的社区小事去参与。很多搬走的业主听说展览、业主会在推进，专程回来看看，这样红姐慢慢加上越来越多业主的微信。

2026年1月15日，业主大会终于在中庭召开，42位业主到场、19份授权签名，一共60多位业主参与，搁置半个世纪的新美安业主会正式成立，红姐和林姐当选主席，还选出六位副主席，几乎都是女性。之后，业主会继续推进募集到82位业主签名，成功申请到澳门政府85万房屋修缮款，这是本地同类项目里金额最大的一笔修缮资金。项目出圈之后，隔壁大厦的居民主动联系红姐，请她去教大家怎么成立业主会。

有一个细节让何志森和团队反思：业主会成立第二天，就有人找红姐，觉得她应该免费帮忙办事。参与的学生们觉得寒心，但何志森慢慢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不一定是贬义词。很多建筑师、艺术家进入社区完成的是项目作品，如何让专业资源落地之后真正回馈居民，让生活变好很重要。他看来这就是“互相利用”，这是一种合作方式，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前提。所以专业者进入社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谨慎：人，永远比作品重要。

重回“灵光”消逝的时刻

·梁鸿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梁鸿以梁庄的故事作为开头。盛夏四十度高温，烟叶成熟，村民必须下烟地采收。一场暴雨毫无预兆落下来，雨很大，阳光还亮着。所有人没有躲雨继续干着活，因为有采摘定额，烟叶等不起。梁鸿站在雨里，看着暴雨砸在劳动者身上，里面有一位75岁的阿姨，她勤劳、乐观，还组织村里闲散劳动力一起干活。尽管很苦，但她内在是自由的、骄傲的，浑身是强劲、鲜活的生命力。

梁鸿想起一个世纪前的本雅明提出“灵光”的概念，它是指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瞬间。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灵光消散，今天AI时代，人们进入更大规模的复制时代，人的主体性正在消失，这是我们共同的恐慌。她认为我们要回到凝视，回到生活现场。凝视不是一个虚词，是驻足、停留、持续感受、持续倾听，去触碰肉身、空间、真实的情感。

记得写《梁庄记》的时候，梁鸿去青岛和外出打工的堂婶同屋过夜。她很久沉默，深夜突然说起早逝的孩子。在此之前，她从没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伤痛。那一刻，梁鸿觉得她身上不再只有“农民工”这个标签，她是一个承受丧子之痛、有自己情绪与故事的活生生的人。直到现在，她说的每一句话梁鸿都清楚地记得，因为那是一个深刻的时刻，当你开始凝视它、倾听它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鲜活。

前几年，写青少年题材时，梁鸿采访过一个长期休学、遭受家暴的孩子，他冷静地叙述创伤，她感受到这个孩子遭受的痛苦。她还提及另一个孩子跟母亲进行了一次长达七八个小时平等而残酷的深夜对话，哪怕情感错位依然能感受其中的流动和触碰。梁鸿把这些时刻称为人的神圣时刻：彼此看见、彼此倾听，这是希望所在。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一棵树、一场暴雨之间，存在活生生的、细微又深刻的关联。我们互为存在，彼此依存。梁鸿认为身处同一世界，这些同在互为存在、互相依存，所以就自己的写作而言，她希望能够把这些时刻呈现出来。

正如开头所说，阳光、暴雨是如此壮阔、美丽，同时又如此残酷，它充满力量、抗争和亮度、命运，甚至背后包含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动。梁鸿坦言，我们只有沉浸其中，才能够感受到人是如此微小又如此有力量，希望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都能拥有这样一场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