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年的夏天，斯特拉斯堡的街头出现了一幕今天很难想象的场景：人们停不下来地跳舞，有人甚至跳到死去。这件事听起来像传说，但历史记录确认，那个夏天，这座中世纪城市确实被一场怪异的"跳舞热"席卷。
更反常识的是当时官方的应对方式——他们没有制止，反而搭台、请乐师，让舞者继续跳。结果，情况变得更糟。
故事从一个人开始。1518年7月14日，一位名叫特罗菲亚（Frau Troffea）的妇女走上街头，开始不受控制地舞动。她的丈夫恳求她停下，她却从白天跳到黑夜，直到累倒睡着；第二天醒来，她又接着跳。
这种无法自控的跳舞被称为"舞蹈狂"（choreomania）。它似乎会传染：很快，数十名居民跟着在街上扭动、抽搐、摇摆；到8月下旬，受影响者多达400人。
当时的主流解释是宗教性的。人们相信，四世纪西西里殉道者圣维特（St. Vitus）会用"让人跳舞"来惩罚罪人，等他认为受罚者受够了，才会解除诅咒。
城市管理者的判断是：让跳舞的人继续跳。他们清空户外的粮食市场，搭起舞台，还雇了乐师。至于为什么这么做，现存文献没有留下明确说明。密歇根州立大学医学史副教授约翰·沃勒（John Waller）——著有《跳舞瘟疫：一种奇异疾病的真实故事》——推测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人相信跳舞能帮助身体排出杂质，二是他们把跳舞视为一种赎罪。
沃勒解释说，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因为某种不道德行为被上帝或圣徒诅咒，而跳舞又与享乐主义相关、本身被视为不道德，那么"跳到精疲力竭、疼痛甚至可能死亡"，就成了一种自我惩罚。在管理者的逻辑里：既然跳舞是惩罚，那就让他们受罚。
但无论动机如何，沃勒说，这一决定带来了"非常非常明确的后果"。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舞者很可能全程暴露在烈日下，吃得少、喝得少，也不休息。
"这对大量人群来说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尤其是任何对心脏病发作或中风有易感性的人。"沃勒说。
历史记录对确切死亡人数并不清楚——有记载称，一段时间内每天有多达15人死亡——但足以让城市管理者彻底改变方向。
"他们基本上禁止了跳舞，只允许一些人在自己家中私下跳，随后又推行了一套忏悔与祈祷的计划。"沃勒说，"他们显然意识到之前的做法正在造成伤害，我猜他们得到的印象是，情况正在变得更糟。"
最终，当局把剩下的舞者送到约30英里外一座供奉圣维特的圣殿，宗教领袖在那里祈祷、献祭。随着日子过去，舞者摆脱了舞蹈狂，回归正常生活——疲惫、受创，但除此之外并无大碍。
1518年的跳舞瘟疫并非孤例。在14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之间，西欧多地都出现过无法自控的跳舞事件。沃勒认为，这些事件许多集中在莱茵河及其支流沿线，并非巧合。
"河流显然很适合运输贸易货物，但也很适合传播观念。"他说，"从瑞士的河源一直到莱茵河注入北海的地方，你都能看到这种'圣徒用跳舞来诅咒'的信仰。"
那么，今天该如何解释这场瘟疫？一种理论认为，舞者是被污染谷物的麦角菌所害；另一种说法是毒蜘蛛咬伤。恶魔附身、癫痫、斑疹伤寒、脑炎——由感染或自身免疫反应引起的脑部炎症——也曾被提出作为可能解释。
但在权衡所有证据后，沃勒认为只有一种理论真正说得通：他推测，斯特拉斯堡的舞者都是群体癔症（又称群体心理性疾病）的受害者，诱因是强烈的心理痛苦。
1518年之前的岁月并不好过，对底层民众尤其如此：作物歉收、恶劣天气、经济问题、社会动荡、宗教紧张，加上天花、麻风、梅毒等疾病，都在消耗人们的心理。他们饥饿、焦虑、悲伤、恐惧，担心上帝已经抛弃了他们。
沃勒推测，斯特拉斯堡的居民只是到了崩溃的临界点，随后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使他们基本感觉不到极度疲劳和脚上的疼痛。他们之所以跳舞，而不是哭泣、打斗、祈祷或做出其他行为，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维特和他的跳舞诅咒。
这种群体性现象并非只属于中世纪。沃勒举出几个现代例子：1956年，英格兰布莱克本有300多名学生出现神秘昏厥；1962年，东非有数百人陷入一阵阵大笑与啜泣交替发作；2007年，墨西哥城附近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的学生患上一种让人行走困难的怪病；一年后，坦桑尼亚20名女学生在毕业年全国考试期间集体昏倒。
在沃勒看来，1518年的跳舞瘟疫最重要的启示是："我们表达严重痛苦的方式，可以被文化所塑造和引导。"
他回忆，最初研究这场跳舞瘟疫时，觉得它太"疯狂"了，以至于倾向于认为"过去再奇怪，这件事也奇怪到不可能真的发生过"。但随着研究深入，尤其是开始理解它发生的背景，一切变得越来越说得通。
心理痛苦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表达的。我们身处的文化、信仰和环境，会塑造内心煎熬以何种方式显现——在某些情况下，也塑造它如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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