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领土上的贵族、资产阶级和王室
16世纪，西班牙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查理五世和费利佩二世的统治时期，西班牙达到了版图扩张的高峰。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系列的军事征服。
黄金时代的西班牙统治者是怎样的？本次展览中就有几件相关作品。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 锡根- 安特卫普），《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约1630-1640年，来自王室收藏。
这幅肖像是在画中人去世后创作的。在西方艺术中，这种类型的图像相当普遍，画家通常会复刻另一幅现存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本作便是如此。
画中的人物和马的形象复刻了“征服突尼斯”系列挂毯中《拉达行军》上的查理五世肖像。鲁本斯可能是在1628至1629年间到访西班牙宫廷时见过这一著名挂毯系列，或是通过其他复制品或版画对其有所了解。
画作中骑马的君主，通常被描绘成身着盔甲，这一经典形象在查理五世时期便已流行，他也常以这种方式入画。此后，该形象在西班牙王室成为一种典范，专用于表现国王及其亲信。
迭戈·委拉斯开兹（1599-1660， 塞维利亚- 马德里），《穿猎装的费利佩四世》，约1632-1634年，来自王室收藏。
这幅画是委拉斯开兹的代表作，在这里他展示了使用有限色彩范围的高超技艺。虽然画面以赭色为主，但他巧妙地突出了背景中的人物，并用浅色调突显最具表现力的部分——脸部、手套和狗。此外，他还展示了自己最出色的技法——当观者远离画作时，会发现人物的形象显得立体丰满。
狩猎不仅是贵族教育的一部分，强身健体，更是锻炼耐心、狡黠和审慎等权力行使所需美德的方式，同时也与战争息息相关。因此，西班牙国王常被描绘为猎人的形象，这件作品更是开启了此类画作的先河。
埃尔·格列柯（本名多米尼克·提托克波洛斯；1541—1614，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托莱多），《年轻绅士肖像》，约1600-1605年，来自王室收藏。
通过在平民肖像画领域的成就，埃尔·格列柯跻身所处时代最伟大的肖像画家之列。他巧妙地将他在威尼斯习得的肖像画模式与西班牙社会的内敛情感相融合，为委拉斯开兹等后世艺术家提供了灵感。
格列柯主要采用半身肖像画的形式，画面通常不展现双手，配以简洁背景，以此凸显人物的头部特征。他的观察力使其能够忠实地描绘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一些典型的人物和社会特征，如人文主义者、医生或贵族。作品中的技法充分展现了格列柯成熟时期的绘画风格，其笔法熟练自如，主要以细小的笔触交织而成。
格列柯的追随者，《胡利安·罗梅罗和他的守护神》，约1612-1618年，由路易斯·德·埃拉苏于1926年遗赠。
胡利安·罗梅罗（约1518-1578年）是一位西班牙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军人，其辉煌的战功被包括洛佩·德·维加在内的众多作家记录下来。此幅画作中的人物描绘方式，在西班牙艺术中颇为常见：罗梅罗以跪姿出现，其守护神立于身侧。罗梅罗隶属于西班牙最负盛名的军事团体之一，而他所穿的圣地亚哥骑士团披风彰显了他的身份。
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1532-1625？， 克雷莫纳- 巴勒莫），《伊丽莎白·德·瓦卢瓦手握费利佩二世肖像》，1561-1565年，来自王室收藏。
费利佩二世的宫廷吸引了一批欧洲最重要的肖像画家。而索福尼斯巴·安圭索拉尤其特殊，因为当时，女性投身绘画领域非常罕见。事实上，她以费利佩二世的第三位妻子——伊丽莎白·德·瓦卢瓦（1546-1568年）王后女官的身份来到马德里。
在宫廷中，安圭索拉创作了大量肖像画，不仅展示了她的卓越才华，也体现了她对一些同时代画家创作的王室肖像画的理解，并在此作中承续了这种传统。她的笔触细腻，能精确表现华美服饰的富丽，与当时男性更为朴素的风尚形成鲜明对比。
西班牙帝国在其黄金时代，领土遍布欧洲各地，其中尼德兰（今荷兰、比利时一带）可以说是帝国最富庶的精华所在。展厅中的一批尼德兰绘画，展示了尼德兰地区资产阶级的兴起。 时尚成了联结各处领土的共通语言，黑色服饰和白蕾丝领饰成为流行趋势。这些时尚元素不仅体现在贵族的服饰中，也见于资产阶级的着装。
马里纳斯·凡·雷梅尔思维勒（约1489-约1546，雷默斯瓦尔-胡斯？）， 《税吏与他的妻子》（又名《兑币商和妻子》），1539年，由德尼亚及塔里法公爵遗孀玛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梅迪纳于1934年遗赠。
这位尼德兰画家常以讽刺和道德批判的视角，描绘上层商业资产阶级。他的画作深刻批评了当时金融世界的贪婪和欲望——尤其指向了兑币商和税吏。他卓越的绘画技艺让作品的众多细节生动逼真，如这幅画中细腻描绘的称重钱币的场景。
雅各布 ·乔登斯（1593-1678，安特卫普），《画家一家》，约1621-1622年 ，来自王室收藏。
这幅画作是普拉多博物馆17世纪佛兰德斯画派藏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肖像画之一，其创作者雅各布·乔登斯与鲁本斯、凡·戴克及老扬·勃鲁盖尔齐名，这是博物馆佛兰德斯绘画中为数不多的一幅群像，忠实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风貌。
画家将自己描绘成手持鲁特琴而非手握画笔的形象，展现了其社会地位。他和妻子身着华服，身边还有一位女佣，这彰显了他们优渥的经济条件。尽管画中融入了众多与家庭有关的象征，但乔登斯并未像其他佛兰德斯画家那样采用常见的理想化风格。面容和肤色展现出画家在创作人物时对色彩强度和极致真实的追求。
奇特的人物：俳优
俳优的职责是供国王和贵族取乐，他们通常带有某些身心缺陷。在现代历史早期，俳优是西班牙宫廷的显著特色之一。正因如此，普拉多博物馆珍藏有大量此类人物的肖像。委拉斯开兹对这一题材进行过深入探索，相较于其他肖像画作，獭在创作俳优画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此类肖像的成功之作，为后来的马德里画家提供了参照，从《俳儒和狗》便可得见此前杰作的影子。
巴洛克艺术时期，对长相奇特人物的刻画不仅限于俳优，也包括“胡须女”“巨人”等特殊群体，这不仅源自人们的猎奇心理，还包含了道德教化和警世劝诫的深层意义。
胡安·桑切斯·科坦（1560 -1627 ，托莱多省奥尔加斯市-格拉纳达），《佩尼亚兰达长胡子的女人》，1590年，来自王室收藏。
画中的这位女性——布里吉达·德尔里奥，在16世纪末成为了广受关注的对象，原因在于她长出了男性般的胡须。此作意在传播这种罕见现象，该现象也成为了《堂吉诃德》第二部中的一则滑稽情节。古怪之余，这种现象也被认为是放纵和魔鬼侵扰的结果，因而这幅作品还带有道德教化意味。
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传）（1598 -1664 ，巴达霍斯省丰特德坎托斯市-马德里），《巨型头像》，约1635年，来自王室收藏。
这幅作品因卓越品质和独特图像学特征在普拉多博物馆中独具特色，在其他收藏中也难得一见。这可能是在描绘一个巨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这类神话中的生物通常被描绘成粗暴的形象，令人恐惧。因此，这件作品的尺幅远超真人大小的，人物的面部表情也体现出他的巨大力量。
光线的强烈对比、脸部特征的着重刻画以及颜料的厚重质感，都属于苏巴朗的绘画风格。他是一位来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画家，曾在1634年前后为费利佩四世效力。 研究表明，这幅画作原本置于王宫内，与俳优画相邻，初衷也是为了加强对人物奇特外貌的展现。
迭戈·委拉斯开兹，《俳优卡拉巴西亚斯》，约1638年，来自王室收藏。
这幅作品是委拉斯开兹最著名的俳优画之一。这些人物给了画家更多自由描绘的空间。这可以从俳优的微笑和不同寻常的姿势中看出，而在贵族和王室肖像画中，这样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因为可能被视为有失体面。
委拉斯开兹在这幅画中运用了他最为娴熟的肖像画技巧，如对空间的模糊处理和对头部的轻微虚化。这幅画也是毕加索1895年首次造访普拉多博物馆时临摹的作品之一。
委拉斯开兹的追随者，《俳儒和狗》，约1640年，来自王室收藏。
这幅肖像画彰显了委拉斯开兹对马德里画家们的深远影响。他的追随者娴熟模仿其技法来创造空间深度，尤其是通过明暗的巧妙运用，正如这幅画作所示。作品中狗的体型与画中人的矮小身材形成对比，反映出大多数宫廷俳优都存在某种身体缺陷。此外，他的华丽服饰，在西班牙巴洛克绘画的男性服装中显得尤为独特。
波旁王朝与新政权
哈布斯堡王朝最后一任君主卡洛斯二世去世后，费利佩五世继承王位，从而开启了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统治。这一时期，得益于数代君主引入的众多画家，见证了绘画风格与视觉表达方面的创新浪潮。
让·朗克（1674-1735， 蒙彼利埃- 马德里），《费利佩五世一家》，约1723年，来自王室收藏。
随着波旁王朝的入主，法国画家也来到西班牙，让·朗克就是其中最早的一批。新的风格和图像语言得以融入西班牙绘画，例如家族肖像。此前，这一体裁在西班牙并不常见。
此作虽为一幅大尺幅画作的草图或预备作品，但画家已精心设计了人物布局、色彩和光影的搭配。画中的费利佩五世和埃丽莎贝塔·法尔内塞王后坐姿端庄，孩子们围绕在两人周围，以此向新臣民昭示王位继承权的归属。
何塞·德尔·卡斯蒂略（1737-1793，马德里）、安东·拉斐尔·门斯（1728 -1779 ，拉贝河畔乌斯季-罗马），《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约1761年，来自王室收藏。
门斯是欧洲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在18世纪的西班牙画坛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在西班牙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从1761年抵达后，他就成了艺术革新的源泉，其典范影响了数十年。在肖像画领域，他追求明晰的空间和素雅的装饰，尤其注重捕捉人物的个性。在为卡洛斯三世服务期间，他为王室成员创作了众多肖像，这幅对国王妻子的描绘便是其早期作品。
玛丽亚·阿玛莉亚（1724-1760年）是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三世之女，于1738年嫁给了未来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但她在抵达西班牙后不久就去世了，因此这幅肖像画是在她逝世后创作的。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1828， 萨拉戈萨省丰德托多斯市- 波尔多），《卡洛斯四世》，约1789年，1911年入藏。
卡洛斯四世（1748-1819年）是卡洛斯三世和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之子。即位后，他委托戈雅为其绘制了首批官方肖像画，其中就包括这幅。戈雅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肖像画范式——以半身像呈现，风格朴素，背景仅以帷幔和王袍上的王冠作为装饰。
这一时期，红色服饰在王室使用广泛，男性广泛佩戴勋章。 戈雅将绘画焦点集中在国王的面部，旨在呈现一个更亲民的形象，这也符合卡洛斯四世希望与人民拉近距离的愿望。国王的目光透露出他一贯追随的审慎与和善。这幅画成为了戈雅助手们临摹和再创作的范本，戈雅也因此一举成为宫廷画师。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红衣主教路易斯·玛丽亚·德·波旁-瓦拉布里加》，约1802年，1906年入藏。
画中人是王子路易斯·安东尼奥·德·波旁（1727-1785年）之子，生于1777年。路易斯·安东尼奥是卡洛斯三世的弟弟。遵循西班牙王室数世纪以来的传统，一些王室成员投身教会并担任要职。1800年，路易斯·玛丽亚被封为红衣主教和托莱多大主教——西班牙教会最显赫的职务。他在西班牙独立战争（1808-1814年）期间发挥了关键作用，推动了若干改革，并在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前暂时摄政。
戈雅绘制这幅肖像时已身为宫廷画师。他继承了委拉斯开兹在王室肖像中推广的模式，并在其他作品中多次实践：人物从暗色的背景中突显出来，周遭既无空间参照，亦无装饰物。戈雅同时 承袭了门斯创作《萨克森的玛丽亚·阿玛莉亚》时的技巧，通过打开的书本，为画作营造出瞬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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