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主要政党正在靠近一个罕见的共识:工党和联盟党都越来越想对人工智能下一笔大注。但就在政党往一处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社区正往反方向跑。
数据摆在这里:去年只有30%的澳大利亚人相信AI带来的好处大于风险。到了2026年,社区对AI的信任看起来还在继续下滑。政党共识与社区信任之间,裂开了一道口子。
议会成立AI联合特别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它释放的信号是:眼下围绕数据中心、围绕如何采用AI所做的决定,可能定义这个国家未来几代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
新一轮听证本周开始,委员会成员必须直面AI政治与地面现实之间的鸿沟。商业部门的一些声音在催促优先考虑创新和AI采用——这往往只是“把AI的好处卖得更好一点”的另一种说法。
不管你是AI乐观派还是怀疑派,这都是个糟糕的主意。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 Amodei)和硅谷的其他巨头手里握着金色扩音器,可以大肆吹嘘自家技术的好处。澳大利亚人不想看到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去做同样的事,尤其当这项技术已经在同时带来机会和伤害的时候。
这不是说要对AI的好处视而不见。恰恰相反,澳大利亚是Anthropic的Claude等生成式AI应用人均使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同样要清醒地看到潜在风险。关键在于,无论政府还是AI公司自己,都没有对人们的担忧给出有说服力的回应。
以AI对工作的影响为例。社区问的都是很实际的问题:AI会怎样影响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孩子的工作?政府正在做什么,来确保澳大利亚工作场所使用的AI系统是安全的?
新报告《划清界限》(Drawing the Line)梳理了AI如何推动有害的、技术赋能的员工监控兴起。员工往往不知道自己被监控到什么程度——包括通过工作设备和手机,以及微软Teams这类软件。
与AI联合特别委员会已经讨论过的一些假设性风险不同——比如AI赋能的生物武器和人为设计的流行病——这件事今天就发生在眼前。
澳大利亚的超市员工已经被迫去满足AI生成的生产率指标,在惩罚性后果的威胁下干得更快更累,把自己置于受伤和工作场所事故的风险中。
远程工作者已经被置于侵入式监控软件之下,这类软件能看清他们在屏幕上做的一切,包括录下他们与家人的对话音频。
网约车司机因为路况和与自身表现无关的顾客投诉被扣分,结果可能是账号被停用、损失数天的工作。
员工正被悄悄压垮,压过来的是已经潜入办公室和家庭办公空间的、司空见惯的AI监控工具。影响是真实的。比如那位年轻女性,她举报遭到老板性骚扰,而老板要求她全程开视频。再比如仓库工人,被机器无休止的微观管理逼到出现自杀念头。
现行的工作场所法律既不保护员工免受不合理监控,也没有给雇主说清楚哪些监控类型是合法的。
与澳大利亚政府无法直接控制的AI生存性风险不同,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直接的立法改革来解决。
我们敦促政府更新《公平工作法》(Fair Work Act),要求任何员工监控都必须“公平合理”。这建立在政府已有承诺的基础上:要求《隐私法》(Privacy Act)覆盖的所有个人信息都得到公平合理的处理。
澳大利亚员工期待政府采取行动,保护他们免受AI伤害。明确的改革方案就在手边。这不是假设中的未来风险——现在就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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