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三月的时候，南京贡院外面的黄榜被撕掉了。
跪在礼部门口的举子来自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四省。五十二个新科进士中，从会元到榜末都没有北方人。有人在贡院的墙上贴了大字报，上面写着五个字：“三吾私其乡。”
刘三吾是湖南茶陵人，今年八十五岁，是太子朱标的老师，被朱元璋称为“国之至宝”。此时此刻，在北方的士人眼里，这位老人就是他们最想要抓的人。
一场没查出问题的“舞弊案”
朱元璋的反应很冷静。提出的要求就是删减一些南方人，增加一些北方人来稳定人心。
刘三吾的话被记载在所有的历史书籍中：所选拔的人才都是根据文章的好坏来决定的，不可以更改任何一个。
朱元璋又派出了第二组调查人员，由侍读张信带领十二人再次查阅落第的北方试卷。四月底的时候得出的结果比第一榜还要糟糕：北方卷子里有些“文理还算可以”的，但是比不上中试最后一名的人，只好舍弃掉，并且在落卷里发现了有违反规定的话，没有学会避讳的人就不可能被称作“遗才”。
如果认为故事就此结束的话，在这个时候要留意一下时间点，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的第三十年，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皇帝所要得到的并不是事实真相
北方的考生读出的是另外一层意思：调查组和考官是一伙的，故意挑烂试卷来蒙蔽圣上。
这次朱元璋没有再查了。五月份的时候，刑部就突然提出了罪名，说刘三吾，白信蹈，张信等人都是蓝玉余党。蓝玉案在七年前就已经结案了，之前的政治大案又被打开，并且给一帮考官戴上了帽子。
白信蹈，张信等二十多名考官被凌迟处死，状元陈安阝车裂，刘三吾因为年事已高没有被处死，只是一味地戍边。
张信是本案中最滑稽的一个角色。在朝廷上最会揣摩上意的是他，但是在御前说出“北方举子只能割爱”的时候，并不是没有读懂圣意，而是读懂了之后仍然说了实话。凌迟致死的原因并不是说谎，而正是因为说实话才被凌迟致死。
更加不公正的榜单
六月的时候，朱元璋亲自批阅试卷，并且钦定了六十一人中了进士。状元韩克忠是北方人。第一至第六十一名都是北方人，没有一个南方人。
一张南榜引起血案，一张北榜却风平浪静。区别就是：这次撕榜的代价所有人都看到了。
朱元璋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在贡院之中。洪武三十年的时候，北元势力仍然向南侵扰，北方士族对于朱明政权的认可程度远远低于南方。一张完整的南金榜就相当于朝廷直接告诉了北方的读书人，在这个政权里没有他们的位置。朱元璋所需要的并不是按照文章顺序排列的一份名单，而是能够使南北两方都接受的一份名单。刘三吾拿不出来，所以他就只好把人头交出去了。
六百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事情
把按地区选拔人才作为制度确立起来的是明朝仁宗皇帝。洪熙元年的时候，杨士奇对仁宗说：“科举应该同时录取南北两地的人……虽然南方的人擅长文章写作，但是北方人比较稳重。”方案为：在试卷上加上“南北”两个字，并且选出一百人，其中南方占六分之一，北方占四分之一。仁宗回答得很直接：往年因为北方没有被启用的人才，所以形成了懒散的习惯
宣德二年南北卷正式实行之后，后来又被细分为南，北，中三卷（55：35：10），并且被清朝全部继承下来，直到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今天的高考分省录取逻辑起点可以追溯到这次惨案。
还有一个数据，在明代可以考证籍贯的八十九个状元当中，有七十八个是来自南方的人。当年南方所占有的“优势”，就是之后两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常态，并且再也没有人敢于把只根据试卷成绩来评定名次的榜单拿出来晒太阳了。
刘三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后代的人几乎没有人觉得刘三吾是作弊的。在糊名誊录的情况下，一个八十五岁的太子师为了一个没有价值的徇私而触怒龙颜，这是不合情理的。《明史》中所使用的定性词语都是政治性的，并非法律性的，“不悟太祖之意，致有此祸。”
他相信程序：糊名，誊录，凭文。他认为经过十二人复核，皇帝审阅的名单具有最后决定权。但是他没想到，在他所处的世界里，“公平”并不是一道数学题，而是一道政治题——当王朝既要留住北方又要留住南方的时候，一部分人金榜题名的结果就变成了另一部分人必须承受的代价。
这就是争论的地方。如果说朱元璋的行为是有政治逻辑的，即北方不稳定就需要安抚的话，那么这就相当于承认公平是可以被稳定的收买的吗？反过来，如果承认刘三吾坚持的是唯一的正义，分数面前不分地域的话，那么又怎样来解释：整个北方永远无法在一张试卷上和南方竞争，对于北方的孩子来说，这条道路就是被封死了。
明朝的做法就是对两种极端都给予五十次惩罚，并且画出一条界限：南方有六个，北方只有四个。这条线已经画了五个世纪之久，直到现在仍然在继续。分卷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一个王朝给自己的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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