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巨野古属大野泽流域，河湖交错，自古为东夷部族繁衍生息之地。境内古国、古邑分布密集，历经大野泽淤塞、黄河多次泛滥，大量古城遗址被泥沙深埋。考古显示，至迟春秋时期，人们就已开始在昌邑一带筑城活动，西汉时期达到顶峰。本文梳理古国源流、重点古城遗址概况，附发掘信息与史料考辨，承接《巨野县简史》。

一、古国源流

史前至商周，大野泽沿岸遍布堌堆型聚落。西侯楼堌堆遗址的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商、周、汉等多个时期，属于从大汶口文化延续至商周时期的大型古文化聚落群。夏商时期，区域内存在多个东夷方国。周灭商后，鲁国、曹国向外拓展，巨野一带长期处于两国交界缓冲地带。

春秋时期，巨野大部属鲁国西境。《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预注：“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咸丘为鲁邑。“西狩获麟”事件发生于县域一带，为春秋晚期标志性史事。境内另有重邑，为鲁国边邑，地处大野泽东岸。

战国，鲁国力衰，区域先后纳入宋国、齐国版图。

二、秦汉以后：昌邑国的崛起

西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分梁地置山阳国，封梁孝王之子刘定为王，昌邑城成为山阳国都城。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改山阳郡为昌邑国，封其子刘髆为昌邑王。刘髆在位十一年，其子刘贺（后为海昏侯）继承王位。昌邑故城作为西汉山阳国、山阳郡、昌邑国的都城，是当时鲁西南的政治中心。

东汉之后，昌邑故城逐渐衰落，至金元时期被湮没于河水之中。

三、重点古城遗址及发掘概况

1. 昌邑故城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置：巨野县大谢集镇昌邑集一带。

城址规模：城址总周长近5.8公里，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四面城墙分别长约东墙1.27公里、南墙1.71公里、西墙1.41公里、北墙1.45公里，宽度均在31米左右。大部分墙体保存较完整，现存高度多在4至6米之间，城墙底部普遍在地表下约6.3米处。

考古勘探：1980年文物普查时发现，2017年起进行大规模系统勘探，至2023年已开展四期。第二期勘探在城内北部偏中及偏东位置发现两处大型夯土台基，编号JZ1、JZ2，规格分别为东西90×南北65米、东西100×南北120米，推测与宫殿或衙署遗址相关。城址东北角发现大面积冶铁相关遗址，勘探发现有碳灰、红烧土、草木灰、铁块及炉渣等遗物，基本可确定此处为当时冶铁手工业作坊所在，且冶炼遗物存在不同工序及操作流程区别，对研究汉代昌邑故城内官营冶铁手工业具有重要意义。2023年第四期勘探进一步探明城内建筑布局、功能分区及道路分布。

考释：昌邑故城是目前菏泽地区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汉代城址。其“春秋筑城、西汉鼎盛、东汉衰落、金元湮没”的完整生命史，是鲁西南黄泛平原城邑兴废的典型标本。大型夯土基址与官营冶铁作坊的并存，说明昌邑国都城不仅具有政治功能，还具备相当规模的手工业经济体系。

2. 红土山汉墓（昌邑王陵墓区）

位置：巨野县独山镇（县城东南22.5公里处禹梁山，俗称红土山）。

发掘经过：1968年春，当地农民采石时发现，20世纪70年代进行考古发掘。这是一座“凿山为藏”的大型崖墓，由于早年木梁腐朽、土石将墓室压塌，该墓从未被盗，出土文物1056件。

墓主争议：考古简报认为墓主是第一代昌邑王刘髆（汉武帝与李夫人之子，天汉四年受封），也有研究者认为是山阳哀王刘定。主流观点认为墓主人是刘髆，依据是墓葬形制、器物类型与文献记载的综合判断。但墓中“很多用品、财富本应随葬刘髆，如褭蹏金、麟趾金等有昌邑王身份的器物皆应入葬，但没有随葬”，且“墓中出土一方玉印，不是雕刻的，而是用朱砂书写的，在发现后清洗时冲掉了文字”，有学者据此推测墓主可能为非正常死亡，墓葬系仓促启用。

考释：红土山汉墓虽非城址，但与昌邑国政治体系直接关联。其“凿山为藏”的形制、千余件随葬品以及未经盗扰的完整状态，是研究西汉诸侯王陵葬制与昌邑国物质文化的一手材料。墓主身份的争议，恰恰反映了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之间尚存需要弥合的缝隙。

3. 咸丘故城（文献地名，考古待探）

文献依据：《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预注：“高平巨野县南有咸亭”。《续山东考古录》亦载“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注：高平钜野县南咸亭”。咸丘为鲁国属地，其地望在巨野县南境。

考古现状：目前尚无针对咸丘故城的正式大规模考古发掘或明确的城址勘探报告。巨野县南境虽分布有东周时期聚落遗存，但尚未能找到可与“咸亭”直接对应的城垣或高等级建筑基址。咸丘的地望确认，仍有待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

4. 重邑故城（文献地名，考古待探）

文献依据：重邑见于《左传》，为鲁国边邑，地处大野泽东岸，扼守水陆通道。其具体地望在巨野南部一带，但古今学者对其确切位置尚无定论，现代考古调查亦未能将其与某一特定遗址明确对应。目前仅有地面调查发现的东周聚落遗存可供参考，城址轮廓模糊。

5. 古巨野县城（汉巨野城）

文献记载：西汉置巨野县，县治设于古巨野城，隶属山阳郡。《水经注》载“钜野湖泽广大，南通洙、泗，北连清、济，旧县故城，正在泽中”，说明汉巨野县城位于大野泽水域范围之内。

考古现状：由于历代黄泛淤积，古城深埋地下，地表无明显城垣遗迹，仅零星采集到汉代陶片，尚未开展大规模正式发掘。其确切点位与城址布局，仍有待进一步考古勘探。

四、大野泽变迁与城址分布的环境背景

大野泽是理解巨野古城选址与湮没的关键。西周时大野泽“南北三百里，东西百余里”，水域极其辽阔。春秋时，巨野城即建在大野泽西南岸。西汉时期黄河多次决口，洪水灌注导致湖面“时大时小”；东汉王景治河后，水源渐趋淤涸，大野泽开始进入长期消亡过程；至五代以后，湖面由南向北逐渐干涸，南部淤为平地，北部演变为梁山泊。

这一环境变迁直接决定了巨野古城的命运：滨水而建的早期城邑（如汉巨野城）因湖泽淤积而深埋地下；地势稍高的昌邑城虽在汉代鼎盛，最终亦未能逃脱被黄水泥沙湮没的结局。西侯楼堌堆等“择高而居”的聚落遗址，则从大汶口文化一直延续至商周汉，成为黄泛平原上人类适应水环境的持久见证。

五、史料考辨疑点

1. 昌邑故城的归属与跨县问题。 昌邑故城城址核心位于今巨野县大谢集镇，但昌邑国作为西汉封国，其辖区远大于今巨野一县。山阳国、昌邑国的都城在巨野，但封国辖境涉及周边数县，不能将昌邑国的全部史事简单归为巨野一县。草稿称“地跨今巨野、金乡交界”，就城址本身而言尚可讨论，但就昌邑国辖区而言，跨县是常态，需在表述上区分“城址”与“封国辖境”两个概念。

2. “西狩获麟”地点争议。 获麟地望存在巨野说与嘉祥说。《巨野县志》及《左传》杜注、《史记》集解等均指向巨野，“获麟堆在郓州钜野县东十二里”；而《嘉祥县志》载“获麟堆在县西二十五里”，嘉祥本为巨野分置，两地相邻，故有“在钜野县东，亦可说在嘉祥县西”的说法。巨野麒麟台（获麟堆）现存于县城东麒麟镇陈胡庄村一带，嘉靖十四年曾刻“麒麟冢”三字于台前，地方文献链条较为完整。但春秋获麟的原始地点是否即为后世麒麟台所在，仍需审慎对待，不能将后世纪念性遗迹直接等同于春秋事件的原生地点。

3. 红土山汉墓墓主身份。 主流观点为第一代昌邑王刘髆，但发掘简报同时保留了山阳哀王刘定的可能。墓中缺乏直接纪年物与墓主姓名资料，玉印文字在清洗中冲毁，加之随葬品中缺少应有的昌邑王身份器物，使墓主判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在报告中宜以“主流观点认为为刘髆，但尚有刘定说”的审慎表述呈现。

4. 咸丘、重邑的考古缺环。 咸丘、重邑均为《春秋》《左传》明确记载的鲁国邑名，但其现代考古对应关系尚未建立。咸丘虽有杜预注“巨野县南有咸亭”的方位指示，但“咸亭”的具体地望与城址范围从未经过正式考古勘探确认。在古国古城报告中，应将这类地名定性为“文献地名，考古待探”，避免将文献记载直接等同于已确证的城址。

5. 黄泛埋藏与文献地名的错位。 巨野境内多数古城深埋于数米黄泛泥沙之下，昌邑故城城墙底部尚在地表下约6.3米处，汉巨野城则完全湮没于大野泽淤积层中。部分古籍记载的邑名至今未能找到对应的城址遗存，部分聚落遗址也无法与文献古国名称直接对应，这是黄泛平原历史地理研究的普遍困境。

小结

巨野古国古城的核心脉络可以概括为：史前至商周，堌堆聚落沿大野泽分布，西侯楼堌堆等遗址延续数千年；春秋时期，咸丘、重邑等鲁国边邑见于经传，西狩获麟事件发生于大野泽畔；西汉时期，昌邑国崛起，昌邑故城成为鲁西南政治中心，其城址经四期考古勘探已基本探明规模与布局，大型夯土基址与冶铁作坊的发现揭示了都城的政治与经济功能；红土山汉墓作为昌邑王陵墓区，以“凿山为藏”的形制和千余件未经盗扰的随葬品，为昌邑国的物质文化提供了直接见证；汉巨野县城因大野泽淤积而深埋地下，咸丘、重邑尚待考古确认；东汉以后昌邑故城逐渐衰落，金元时期最终湮没于黄水。

核心特征在于：河湖环境塑造了城邑选址的基本逻辑，而黄泛泥沙则决定了古城湮没的深度与考古工作的难度。 文献地名与考古遗址的对应，在巨野这片黄泛平原上，仍是一项需要长期田野工作才能逐步弥合的课题。

诗以收之：

大野泽边城几重，昌邑宫阙没黄龙。

麒麟台古传麟迹，红土山深閟王封。

夯土犹存宫殿基，炉渣尚带冶铁踪。

莫将文献轻为断，铲下残陶始可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