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煜是清末民初上海那边的画家，生于一八五二年，去世在一九二八年，字研北。他一生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什么画论，留下的就是一批又一批的花鸟画，和一段靠画笔养家的日子。
他先后跟胡远、任伯年学过画，后来又正式进了朱梦庐的门，成了入室弟子。这几位在海上画坛都不是等闲人物，何煜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的，不光是几套画法，还有一种很实在的生存方式：画是要给人看的，也是要换柴米的。
何煜的花鸟是“没骨”两个字。他不靠墨线去把花瓣的轮廓箍死，而是让颜色自己落在纸上，一层一层地晕开，深浅、正反、向背，都从水色里长出来。看他的画，会觉得花和叶是软的，是有水气的，不是被线框住的标本。
这种画法看起来轻松，落笔快，其实对水分的控制要求极高。颜色多一分则烂，少一分则干，能在纸上留住那种刚刚好的湿润感，靠的是长年累月的手上经验。何煜是花了多少时间，外人算不清，但画骗不了人。
他画里的东西，基本都是老百姓认得的，也是老百姓愿意掏钱买的。牡丹、白头翁放在一起，是富贵到老的意思；松树配鹤，是盼人长寿；荷花开得干净，白鹭站在旁边，取的是清清白白过日子。这些意思现在听着可能有些直白，在当时，买画的人要的就是这份直白。
何煜没有把画往高处架，也没有故意往俗里走，他做的事情更朴素：把一句吉祥话变成看得见的花和鸟，让看画的人每天看见，心里觉得安稳。他的画能卖出去，而且一卖就是六十年，说明这件事他做对了。
何煜画禽鸟有他留意的地方。鸟的羽毛不是一团颜色糊上去的，细看有丝毛的层次，顺着头尾的方向走；眼睛那一点焦墨，下得干脆，整只鸟的神就靠那一点提着。草虫也是，触角、翅脉这些细小的地方，他画得不潦草，虫子的活气就是从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透出来的。
大幅的画他撑得住，场面铺得开，气势不散；小幅的画他也收得住，东西不多，但每一处都交代得清楚。这种能大能小的本事，一半来自天分，一半来自一年到头不停地画。一个职业画家，手不能生，手一生，买画的人第一个知道。
何煜在海上画坛待了几十年，和吴昌硕、王一亭这些人都有来往，也做过商务印书馆的美术编辑。他的画名一度在上海很响，可他的位置始终有些特别：他不属于那种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只跟古人对话的画家，也不属于完全顺着市场喜好、什么好卖就画什么的画匠。他走的是中间那一段，把任伯年、朱梦庐传下来的法度守住，再把自己对颜色和水分的理解放进去。
到了晚年，他的画有了一些变化，但这个变化没有把师传的东西推翻，只是在原来的根上多长了几片叶子。这种“变而不离”的分寸，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很多人一变就散了，何煜没有散，他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看何煜的画，当然会想到他身后的那个市场。上海那个时候，买画的人多，口味也杂，画家的日子和画本身绑得很紧。何煜没有抱怨过这种日子，也没有为了显得清高就故意跟买画的人拧着来。
他把花鸟画得好看、耐看，让想讨口彩的人得到口彩，让懂笔墨的人看到笔墨。这两件事在他手里并不矛盾。雅和俗之间那道线，他没有绕开，而是用颜色和笔头把它填平了。他的画看久了会发现，那些花瓣的边沿、鸟羽的走向、枝叶穿插的节奏，都是认真想过的。
何煜没有开宗立派，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连生平记载都只有寥寥几行。但一个画家用六十年时间反复做同一件事，把花鸟画到能进入普通人的日子，让一张画既有手上的功夫，又有生活里的温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难被替代的完成。他的画不教人仰望，也不催人感伤，只是把花开花落、鸟飞鸟停画得清楚而妥帖。这种妥帖，在现今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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