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五岁那年，家里还是三间平房，墙皮掉了一半，我在县城工地搬砖，一天挣一百二，去掉吃喝和油钱，剩不下多少。相亲相了十几回，姑娘们到家里转一圈，连水都不肯喝，扭头就走。母亲急得整夜睡不着，我反倒不急了，心想这辈子大概就这样了，一个人过，也没啥不好。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连她名字都念不准，就把人娶回来了。

她叫娜斯佳，我舌头打卷，念成“娜佳”，她也不恼，每次听我喊就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村里人都说我走了狗屎运，一个工地搬砖的，能娶个俄罗斯姑娘回来，祖坟冒青烟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把人领进门那天，我腿肚子直打颤，不是高兴，是害怕。我怕她住两天就跑了，怕她吃不惯、住不惯，怕她半夜醒来，看着这间掉墙皮的屋子，眼泪往肚子里咽。

一、三十五岁以前

三十五岁以前，我没出过远门。最远就是跟着工地到邻县盖楼，睡工棚，吃大锅菜，一个月回一趟家。母亲不识字，每次打电话只会说一句：“儿啊，有合适的没？”我嗯嗯啊啊应付过去，挂了电话就蹲在工棚外头抽烟。不是不想找，是找不到。现在这年头，没房没车，嘴又笨，哪个姑娘愿意跟你受苦？

我记得有一回，隔壁王婶给我介绍个二婚的，带个五岁闺女。我特意买了身新衣服，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骑了四十分钟电动车去镇上见面。那女的坐下第一句话就问我在县城有没有房，我说没有，家里有三间平房。她又问一个月挣多少，我老老实实说四千来块。她笑了笑，说那还是算了，她闺女要上学，不能跟着我遭罪。

我骑着电动车往回走，风灌进领口，冷飕飕的。路两边是刚收完的玉米地，光秃秃一片。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这辈子就配一个人过。

母亲不这么想。她总说，咱家穷是穷，可你人不懒，总有个瞎了眼的能看上你。我听了就笑，笑着笑着心里发酸。瞎了眼的没等来，等来个眼睛亮得跟湖水似的外国姑娘。

认识娜斯佳，是在县城一个工友的饭局上。她跟着一个做外贸的同乡来玩，金头发，白皮肤，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偶尔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几个字。我整晚没敢跟她搭话，只偷偷看她。她发现我看她，也不躲，冲我笑了一下。那个笑，我到现在都记得，像冬天里突然晒到太阳，暖得人发懵。

后来工友起哄，让我加她微信。我掏出那个屏幕碎了一半的破手机，笨手笨脚地扫她的码。她叫娜斯佳，名字下面一串俄文，我一个都不认识。那晚我躺在床上，盯着她的头像傻笑了半天，又觉得自己可笑。一个工地搬砖的，想啥呢？

可事情就是这么怪。她没嫌我穷，没嫌我嘴笨，反而说喜欢我老实。我们处了大半年，她跟我回了村，领了证。母亲高兴得直抹眼泪，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炖汤。娜斯佳喝了一口，眉毛皱了一下，没说话。我看见了，心里咯噔一下。

二、她跟我回了村

婚后的日子，从第一天起就不一样。

我们这地方，冬天冷，夏天热，洗澡得用太阳能。家里那个太阳能热水器是五年前装的，便宜货，夏天还凑合，到了阴天和冬天，水就温温的，不烫。我自己习惯了，随便冲两下就出来。娜斯佳不一样，她洗澡要洗很久，哗哗的水声从卫生间里传出来，一响就是半个多小时。

我一开始没当回事，只心疼水费和电费。太阳能不行的时候，得用电加热，那电表转得跟风车似的。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在门口喊了一句：“洗好了没？水用完了！”她在里面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出来，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什么也没说，低着头回屋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她在旁边轻轻吸鼻子。我以为她感冒了，伸手摸她额头，她不躲，也没说话。我把灯打开，看见她眼睛红红的。我问她咋了，她摇摇头，说没事。我再问，她就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我嘴笨，不会哄人，憋了半天，只说了句“早点睡吧”。

第二天我上工地，心里一直不得劲。切土豆丝的时候走了神，差点切到手指头。老李在旁边笑我，说娶了洋媳妇，魂都丢了。我笑笑没说话，心里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她昨晚红着眼睛的样子。

她到底为啥哭？嫌我家穷？嫌我说话难听？还是想家了？

我越想越怕。晚上收工回家，她正在厨房里忙活，学着做中国菜。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她笨手笨脚地切西红柿，切成大大小小的块，回头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跟刚认识时一样，暖得人发懵。我忽然觉得，是自己多心了。

可洗澡的事，还是没过去。她洗澡时间越来越长，从半小时变成四十分钟，有时候一个小时。有回我实在急了，把电闸给拉了一半，水一下子凉了。她在里面喊了一声，我赶紧把电闸推上去。她出来时嘴唇都白了，浑身发抖。

我一看那样子，脑子嗡地一下。她不是贪图舒服，她是冷。这破太阳能，冬天出不来热水，她一个姑娘家，冻得不敢洗，又不肯说。

我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第二天我就去找镇上卖热水器的老周，问他能不能换个好的。老周说，要换就换燃气的，出水快，温度稳，就是得接气罐。我算了算，买机器加装管子，得一千多块。我一个月才四千来块，这一下子出去小半个月工资。可我想起她冻得发白的嘴唇，咬咬牙，说换。

装热水器那天，娜斯佳站在院子里看，手里攥着块干毛巾。工人装好了，我让她去试试。她进去没一会儿，热气就从门缝里往外冒。她洗完出来，站在卫生间门口擦头发，水珠顺着脖子往下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说了一句：“你对我好。”

就这四个字，我差点没绷住。我转过身去假装咳嗽，把眼泪憋回去。

那一刻我以为，最难的事已经过去了。

三、热水器装好后想哭

可日子不是有热水就能过下去的。

没过几天，母亲从集上拎回来一块羊肉，高兴得像捡了宝。她说娜斯佳刚来，身上单薄，得补补。我们这边炖羊肉，讲究重料，葱、姜、蒜、花椒、八角，一把一把往锅里丢，炖得满院子都是味儿。母亲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跟我说：“你看，她到咱家，我没亏待她吧？”

我赶紧点头。

肉端上桌的时候，热气腾腾，母亲把最大的一块夹到娜斯佳碗里，说：“吃，多吃点。”娜斯佳看着碗里的肉，愣了一下，又抬头看我。我以为她不好意思，就说：“吃吧，我妈特意给你炖的。”

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块，放进嘴里。

刚嚼两下，她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母亲还在旁边问：“香不香？咱这土羊，比城里的好吃。”

娜斯佳把肉咽下去，喝了一大口水，声音很低：“这个味道我吃不下。”

母亲脸上的笑一下子僵住了。

“啥叫吃不下？”母亲把筷子往碗上一放，“我洗了半天，炖了两个钟头，你尝一口就不吃了？”

娜斯佳听懂了一半，低下头，没再解释。

我夹在中间，手心全是汗，嘴里的饭也不知道该怎么咽。母亲辛苦半天，确实委屈；娜斯佳脸色发白，也不像故意挑刺。我踢了踢母亲的凳子，小声说：“妈，她可能吃不惯这些料。”

母亲瞪我一眼：“羊肉不放葱姜蒜，那膻味咋压？洋人就是难伺候。”

这句话声音不大，可娜斯佳听见了。

她抬起头，中文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不是难伺候。我在家，吃肉不放这个。”

母亲也来了气：“你在家是你在家，到了这儿就得按这儿的吃法。人到哪儿，不得随哪儿？”

娜斯佳看着母亲，眼圈慢慢红了，可她没吵。她把碗里那块肉夹回盘子里，站起身说：“我吃面包，可以吗？”

没人说话。

她真的去柜子里拿了那块干面包，又给自己倒了杯热水，坐回桌边小口吃。母亲气得胸口起伏，锅里的羊肉还在咕嘟咕嘟响，屋里那股香味突然变得呛人。

那顿饭，我没吃出一点味。

四、炖羊肉放葱姜蒜被嫌弃

晚上收了碗，母亲坐在灶屋门口剥蒜，剥得啪啪响。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过去，想跟她好好说。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咋开口。母亲先冷笑着说：“咋，你也要说我？”

我说：“妈，我不是说你。她不是嫌你做得不好，她是从小没这么吃过。”

“从小没吃过，就学。”母亲把蒜往盆里一丢，“你看谁家媳妇进门，婆婆炖肉还得挑她的口？我当年到你奶奶家，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我挠了挠头，说：“那时候是那时候。她从那么远来，身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她要是连一口顺口饭都吃不上，心里能好受吗？”

母亲不吭声了。

我又说：“热水器我都换了，也不差做饭的时候分开弄。她吃她的，咱吃咱的，又不是不让你放料。”

母亲抬头看我，眼神有点复杂。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嘟囔：“你倒是会疼媳妇。”

我脸一热，说：“不是疼不疼，人家跟我回来了，我不能让她受委屈。”

这句话说完，母亲手里的蒜停住了。她看着院子黑下来的天，叹了口气：“我也不是坏心。我就是怕，怕她留不住，怕你白高兴一场。”

我心里一酸。

原来母亲嘴上挑剔，心里跟我想的是一回事。我们都怕这个外国姑娘只是路过，怕她哪天醒过神来，拍拍手就走。

第二天一早，我去集上买了个小砂锅，又挑了块新鲜羊肉。回来以后，我把肉切成小块，只放了点盐和土豆，照着娜斯佳以前手机里给我看过的样子炖。母亲站在旁边看，嘴里还嫌弃：“这白水煮肉，有啥吃头？”

我说：“你别管，她爱吃就行。”

娜斯佳从外头收衣服进来，闻到味道，脚步停住了。她走到锅边，掀开盖子看了一眼，抬头问我：“给我做的？”

我说：“你尝尝，要是不对，你教我。”

她拿勺子喝了口汤，眼睛一下亮了。不是客气那种亮，是整个人都松下来的样子。她转身抱住我，脸贴在我胳膊上，说：“丈夫，谢谢你。”

母亲在灶台另一边咳嗽了一声，装作没看见。

可从那天起，母亲再炖羊肉，会提前舀出一碗没放重料的肉和汤，单独放在一边。她嘴上还是硬：“先给她盛出来，省得又说吃不下。”

娜斯佳也学着低头说：“谢谢妈妈。”

母亲愣了一下，嘴角压不住，转身去拿葱花，边走边说：“谢啥，吃你的。”

我以为吃饭这关也算过了。

直到村里过节。

那天不是什么大节，就是村里人习惯凑一起吃顿饭，门口挂点红，亲戚家孩子跑来跑去，鞭炮声一阵一阵。母亲一早就开始炸东西，油烟裹着甜味飘满院子。我也忙，搬桌子、洗碗、给来串门的长辈递烟。

娜斯佳起先还跟着笑，后来就不怎么说话了。

她坐在门槛上，拿着手机，一遍遍看一段视频。视频里像是她家乡的节日，桌上摆着吃的，有人拉手风琴，有人唱歌，年轻人在不大的空地上跳舞，灯光暖黄，笑声一阵接一阵。

我端着一碗炸丸子过去，问她：“你咋不吃？”

她赶紧把手机往怀里收了收，摇头说：“等一下。”

母亲也看见了，小声问我：“她是不是嫌咱这儿闹？”

我说：“不是，可能是想家了。”

母亲皱着眉：“这刚吃上两口顺心饭，又开始想家，可咋办？”

我没答上来。

晚上亲戚散了，院里满地瓜子壳，桌上还有没收拾的碗。娜斯佳一个人站在院子角落，手机贴在耳边，说的是我听不太懂的话。她说得很轻，说到后来，声音慢慢低下去。

我本来不想过去，可她抬手抹了一下眼睛。

我走过去，站在她旁边，没有立刻问。她挂了电话，低头看着黑下来的院墙，说：“妈妈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说：“那你咋说的？”

她吸了吸鼻子，笑了一下：“我说，他对我好。”

我心里刚松一下，她又补了一句。

“可是我也想回家过节。”

那晚风很凉，门口剩下的红纸被吹得哗啦响。我张了张嘴，想叫她别难过，也想说明年有空就回去，可话到嘴边，又觉得哪句都太轻。

她不是吃不下一顿饭，也不是嫌一盆水不够热。

她是在最热闹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原来的生活。

第二天，她没再提电话的事，照旧早起帮母亲扫地。母亲看她眼睛还有点肿，没多问，只把锅里最热的粥盛给她。娜斯佳捧着碗，两手捂着，低头说了声谢谢。

我坐在对面，看她一口一口喝粥，心里却明白，这个家光是让她吃饱穿暖，还不够。

五、她磕长头的平静

我记不清从哪天开始，她不再把手机里的视频藏起来。

有时候晚上收了工，我坐在屋里抽烟，她就靠在床头看。视频里还是那些拉手风琴的人，唱歌的人，跳舞的人。她看得入神，也不说话，偶尔跟着哼两句，调子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我一开始总想凑过去看。后来发现，我一过去，她就把声音调小，或者干脆锁了屏幕，冲我笑一下，说“没事”。那笑跟她刚来时一样，弯弯的，可我知道，她心里压着事。

有一天傍晚，我收工早，推开院门，看见她一个人站在院子西墙边。那边有一小块空地，母亲种了几棵葱，冬天枯了大半。她面朝西边，安安静静地站着，双手垂在身侧，闭着眼睛，嘴里念着什么。

我脚步一停，没敢出声。

她念了一会儿，慢慢弯下腰，额头轻轻碰在墙上。天冷，砖墙冰得发白，她的额头贴上去，整个人像被冻住了。我站在门口，手里还拎着工地上带回来的半袋水泥，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母亲从灶屋出来，看见我傻站着，顺着我目光看过去，也愣了一下。她扯了扯我袖子，压低声音说：“她这是干啥？是不是信啥教？”

我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

母亲急了：“你不知道就过去问问。别是受了啥委屈，一个人对着墙哭。”

我放下水泥，轻手轻脚走过去，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停住。她没动，额头还贴着墙，呼吸很慢。我蹲下来，学着她的样子，不说话，也不碰她。墙根下面有风，一阵一阵往裤腿里钻。我蹲得腿麻，也没起。

过了好一会儿，她直起身，睁开眼，看见我蹲在旁边，先是一惊，然后笑了。她伸手拉我起来，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叫我。”

我说：“我看你在忙，没敢打扰。”

她拍拍额头上沾的白灰，说：“不是忙。是祷告。”

我点点头，没再问祷告什么。她也没解释。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屋。母亲已经把菜端上桌，看我们进来，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洗手吃饭。”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她背对着我，呼吸很匀，像是睡着了。我盯着房梁，想她对着墙的样子，想她闭着的眼睛，想她嘴里念的那些我听不懂的话。

她不是刚到我家才开始这样的。她一直有她自己的信法，有自己的日子。她愿意跟我回来，已经舍掉了很多。我凭什么觉得，只要给她热水和顺口的饭，她就能把从前全忘了？

第二天，我照常上工地。中午吃饭的时候，老李挨过来，挤眉弄眼地问我：“你那洋媳妇，是不是又出啥幺蛾子了？我看你这两天眼袋都快掉到下巴了。”

我扒拉着盒饭，说：“没有，挺好的。”

老李不信：“别糊弄我。娶个外国娘们儿，看着风光，日子能好过到哪儿去？文化不一样，说不到一块儿去。”

我忽然有点烦，把筷子一放，说：“她没出幺蛾子。她就是想家。”

老李看我变了脸，讪讪地走开了。

我蹲在工棚外头，点了一根烟。烟抽到一半，我掏出手机，给娜斯佳发了条消息：“晚上想不想去镇上走走？”

她回得很快：“好。”

那天晚上，镇上没什么人，风大，路灯昏黄。她裹着我给她买的羽绒服，走在我旁边，一步一个脚印。路过一家小超市，她突然停住，看着门口挂的红灯笼，说：“你们这里，过节为什么只是吃饭？”

我一下子没听懂：“什么？”

她指了指灯笼：“过节，不是应该唱歌吗？跳舞吗？大家一起高兴吗？”

我张了张嘴，说：“我们这儿，过年就是吃团圆饭，看春晚，放鞭炮。”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继续往前走。我追上她，心里忽然有点慌。她问的不是灯笼，是日子。

六、不是逢年过节

那之后，我开始留意她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蔫。

我发现她最高兴的时候，不是吃上顺口饭，也不是洗上热水澡，而是跟岳母打电话。每次电话一响，她眼睛先亮，接起来就笑，声音软软的，像个小姑娘。她跟岳母说俄语，我一个字听不懂，可我能从她脸上看出，她跟那边说话，整个人是松开的。

有一回她打完电话，忽然问我：“你想不想学俄语？”

我挠头：“我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还俄语。”

她笑了，说：“我教你一句。”

我坐直了身子，像小学生一样看她。她凑过来，说：“Я люблю тебя。”

我舌头像打了结：“牙……溜……布溜……”

她笑得前仰后合，拍着我的肩膀说：“不对不对，你这样说，像嘴里含着土豆。”

我有点不好意思：“到底啥意思？”

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说：“是我爱你。”

我脸腾地热了，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我也爱你。”

她学我：“那……我也爱你。”

我们两个笑成一团。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日子也没那么难。

可笑声一停，屋里就静下来。她低头摆弄手机，脸上的笑慢慢收了。我看着她，想问她是不是又想家，又怕一问，她更难受。

过了几天，母亲从集上买回来一叠红纸，说要剪窗花。娜斯佳看见了，凑过去看。母亲剪了个“福”字，递给她：“你们那儿有没有这个？”

娜斯佳接过来，翻来覆去地看，说：“我们有雪，有树，有爷爷冻。”

母亲没听懂：“啥爷爷冻？”

娜斯佳笑了，说：“是严寒老人。他给我们送礼物。”

母亲似懂非懂，哦了一声，又低头剪她的窗花。娜斯佳拿起一张红纸，试着剪。她剪得歪歪扭扭，剪出一个像人又像树的形状，举起来给母亲看：“像不像严寒老人？”

母亲眯着眼看半天，说：“像，像。”

那天下午，她们俩坐在院子里剪了一下午纸。我收工回来，看见满地的红纸屑，母亲和娜斯佳一人举着一个，比谁的难看。夕阳照在红纸上，映得她们脸上都红扑扑的。

我心里一热，站在门口看了好一会儿。

可到了晚上，娜斯佳又一个人去了西墙边。

这次我没过去。

我坐在门槛上，远远看着她。她站了很久，额头轻轻碰墙，像在跟谁说话。我抽了两根烟，心里翻来覆去地想：我到底还能做点啥？

她回来的时候，我递给她一杯热水。她接过去，手指冰凉。我握住她的手，说：“以后你想祷告，就大大方方地做。不用背着我。”

她抬头看我，眼圈有点红，说：“我以为你会不喜欢。”

我摇头：“你信你的，我不懂，可我不拦着。”

她靠在我肩上，小声说：“你对我好。”

又是这四个字。我鼻子一酸，没说话，只把她手攥得更紧。

可我心里清楚，有些事不是一句“你对我好”就能抹平的。

她还是会想家。还是会一个人看视频。还是会在最热闹的时候，眼神飘到很远的地方去。

有一次，村里有人家办喜事，鞭炮从早响到晚。娜斯佳站在院门口，看着穿红衣的新娘子，看了很久。我走过去，问她：“想家了？”

她没点头，也没摇头，只说了一句：“你们这里，不是逢年过节，就不热闹。”

我愣住了。

她低头摆弄碗边，声音很轻：“我来的这些天，只有吃饭，睡觉，干活。没有唱歌，没有跳舞，没有大家一起高兴的时候。”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说得对。我们这儿的日子，就是吃饭、睡觉、干活。过节才热闹，热闹也就是吃顿饭、放挂鞭。没人唱歌，没人跳舞，没人拉手风琴。

她不是嫌这里不好。

她是觉得，这里太静了。

静得她心里发慌。

七、最难适应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我跟工地请了半天假，骑电动车去镇上。镇上有个旧货市场，我转了好几圈，想找一样东西。最后在一个卖旧电器的摊子前，看见一台二手音响，两个喇叭，能插U盘。老板说，还能放CD。我问多少钱，老板说，给一百二拿走。

我试了试，声音还行，就是外壳有点旧。我掏钱买下来，又去隔壁文具店买了几个空白U盘。回到家，我把音响搬进堂屋，插上电，对娜斯佳说：“你给我找点你们那边的歌，我放给你听。”

她愣了一下：“什么歌？”

我说：“就是你手机里那些。拉手风琴的，唱歌的，跳舞的。你教我，我也听。”

她眼圈刷地红了，捂着嘴，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跑回屋，把手机拿出来，插到音响上。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她站在堂屋中间，先是一动不动，然后慢慢跟着哼。哼着哼着，她拉起我的手，说：“你跟我跳。”

我连连摆手：“我不会，真不会。”

她不放，硬把我拽起来：“我教你。就这样，左脚，右脚，转。”

我笨手笨脚地跟着她，踩了她好几下。她也不恼，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母亲从灶屋跑过来，倚在门框上，看我们俩在堂屋里转圈，嘴里说：“疯了，都疯了。”

娜斯佳朝母亲招手：“妈妈，来。”

母亲连连后退：“我可不会跳那洋舞。”

娜斯佳没勉强，转回来继续拉着我跳。音乐声很大，震得窗户嗡嗡响。我从来没这么丢过人，也从来没这么高兴过。

一曲终了，娜斯佳松开我，喘着气说：“这样，就像过节了。”

我看着她红扑扑的脸，心里又酸又暖。

从那天起，堂屋里隔三差五就响音乐。有时是俄语歌，有时是中国歌。母亲也习惯了，偶尔还哼两句。娜斯佳开始主动学做中国菜，学得最像样的是西红柿炒鸡蛋。母亲尝了，说：“行，比我炒的还嫩。”

娜斯佳笑，说：“妈妈教我。”

母亲说：“我可没教你，你自己悟的。”

她们俩你一句我一句，我在旁边听着，觉得这个家，终于有点热乎气了。

可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有一回，娜斯佳坐在门槛上，抱着膝盖，看着远处的山。我端了碗水过去，她接过去，没喝，忽然说：“我想把家里的挂历带过来。”

我没听明白：“什么挂历？”

她说：“我房间里的挂历。上面有我们那边的节日。每年快到的时候，妈妈会在上面画圈。”

我蹲下来，说：“那让你妈寄过来，行不？”

她点头，又摇头：“寄过来，也还是想家。”

我看着她，心里翻来覆去。

她说得对。我可以买音响，可以放歌，可以学着跟她跳舞。可我没法把她的家搬过来，没法把她的节日、她的亲人、她的热闹，都塞进这三间平房里。

我忽然想起老李那句话：“文化不一样，说不到一块儿去。”

他说错了。

不是文化不一样，是日子不一样。

她一直努力往我这边走，学着吃中国菜，学着叫妈妈，学着剪窗花。我也得往她那边走，哪怕走得很慢，哪怕我只能学会放几首歌，只能陪她跳两圈。

那天晚上，她睡下以后，我打开手机，搜她说的那些节日。名字很长，我一个都记不住。但我看到一个词，反复出现。

“热闹。”

她的节日，都是热闹的。唱歌，跳舞，点火，聚餐，大家挤在一起，笑啊闹啊，把冬天过得像夏天。

而我们这里，日子像那堵西墙，灰扑扑的，安安静静。

我盯着手机，心里冒出一个念头：等开春了，把西墙刷一刷，刷成暖色。再在院子里拉根绳子，挂几个彩灯。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她偶尔抬头，能看见点颜色。

可我没跟她说。

我怕说了做不到，更怕做了，她还是想家。

第二天早上，她起床后，看见我坐在堂屋里，手里拿着她那块旧挂历。那是岳母寄来的，上面印着她家乡的雪景，日期下面用红笔画了好几个圈。

她走过来，坐到我旁边，说：“你在看什么？”

我指着那些圈：“这些，都是你们的节日？”

她点头，一个一个指给我看：“这个，是圣诞节。这个，是新年。这个，是复活节。”

我说：“那以后，快到这些日子，你提前跟我说。我不会过，可我能陪你。”

她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跟那天站在卫生间门口擦头发时一模一样。

她说：“你对我好。”

我笑了，说：“你就会说这一句。”

她也笑，靠在我肩上，说：“这一句，最重要。”

窗外天刚亮，院里那棵老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一层薄霜。母亲在灶屋生火，烟从屋顶冒出来，直直地往上飘。

我看着那块旧挂历，心里还在想：我是该学着把她的节也过起来，还是先让她把这里当成家？

她忽然拉了拉我的袖子，说：“明年，我们回去一次，好吗？”

我低头看她，她眼里有期待，也有点小心，像怕我拒绝。

我点头，说：“好。明年，我陪你回去。”

她笑了，眼泪掉下来，砸在我手背上，烫烫的。

我攥紧她的手，心里还是没底。

可我知道，有些事，不用一次想明白。

日子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