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印度银行家，在公开场合劝政府“打不过就加入”。这话听起来像赌气，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组更难看的数字：2025—2026财年，印度从中国买进1316.3亿美元的商品，自己只卖出去194.7亿美元，逆差1121.6亿美元，占印度全部对外贸易逆差的三分之一以上。说这话的人是科塔克马恒达银行创始人乌代·科塔克，时间是2026年10月13日，地点在新德里的彭博新经济论坛。
科塔克不是在对中国示好。他是在替印度制造业算账。
过去几年，印度对中资的态度不是“加入”，而是“挡住”。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后，印度修改外国直接投资规则，来自陆地邻国的投资一律需要政府事先批准，中资项目卡在审批环节动弹不得。新德里的预期是，用行政手段把中国产业链挡在门外，本土制造就能顶上来。
但贸易数据走的是另一条路。2025—2026财年，中国重新超过美国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1511亿美元。印度禁掉中国的手机应用，工厂却需要从中国进口成倍增加的电子元器件；投资审查层层加码，挡不住印度企业对工业母机、光伏组件和原料药的刚性采购。印度对华进口的大头不是摆在商店里的消费品，而是生产线上用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电子零部件、汽车配件、机械设备、活性药物成分。印度学者对此的描述很直白：中国供的东西是印度生产的“骨架”，印度对华逆差是深层结构性问题。
科塔克在论坛上举了两个具体的样板。上汽集团与JSW集团合资的名爵印度公司，2025年卖出了70554辆车，同比增长19%，累计电动车销量突破10万辆，是印度电动车市场的主要品牌之一。海尔在浦那和诺伊达已有生产基地，2024年11月提出与JSW集团组建投资规模约100亿卢比的合资实体，提案已提交印度政府，目前仍在审批程序中。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结构是：中方带入制造工艺、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印度方面提供资本、控股和销售网络，产品在印度本土组装出厂。
就在科塔克发言的同一场论坛上，印度外长苏杰生的口风也变了。他不再坚持“边界问题全部解决才能做生意”，改口说维持实控线沿线的和平与安宁就是恢复经贸的门槛，“门槛降低了”。苏杰生同时承认，印中贸易的天平“完全倒向中国”，印度企业在中国市场缺乏对等的准入条件。外交表态的松动，追认的其实是产业账本早已做出的判断。
但政策层面的松动，比商界的喊话要窄得多。2026年3月10日，印度内阁批准修改外国直接投资规则：来自陆地邻国的投资，如果受益人在投资实体中的股权不超过10%且不构成控制，可以走自动审批路径；资本货物、电子资本货物、电子元件、多晶硅及硅片等指定制造领域的投资提案，审批时限压缩到60天。表面上看是放宽，公告里却留着一条硬条件：被投资实体的大部分股权和控制权，必须在任何时间都由印度居民或印度居民掌控的实体持有。
印度中国商会对这轮调整的判断是“局部优化”，而非全面放开。一名在印中企代表的描述更直接：印度需要的领域就放开，不需要的继续挡在外面；大额投资和实际控股的中资项目并未调整，更多领域仍面临严格审查。
科塔克的喊话和苏杰生的改口，说明印度商界和外交系统已经承认，靠行政手段切断中国供应链的成本高到自己承受不起。但2026年3月的规则修改也说明，新德里还没有准备好给中资一个不带附加条件的准入环境。逆差1121亿美元是结果，中间品依赖是机制，而“印度控股、中资供技术”的合作公式，是印度目前愿意拿出的最大让步。这个公式能不能让中国企业接受，不取决于论坛上的掌声，取决于股权、控制权和资本安全的具体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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