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烧秸秆被罚了五百，他交完钱，第二天把剩下的秸秆拉到村口
楔子
我叫张建军，今年三十四，在县城开货车，给人家拉建材跑短途，一个月跑好了能落个五六千，跑不好也就是个油钱饭钱。媳妇秀兰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站一天腿肿得跟萝卜似的，回家脱了鞋脚面上一按一个坑。儿子壮壮六岁，刚上一年级，皮得没边儿，老师隔三差五打电话告状，说他又拿铅笔戳同桌胳膊。
我们一家三口在县城租房住，城中村那种自建房，二楼两间屋，月租八百，没暖气，冬天自己生炉子。秀兰老念叨想买房，县里新开的楼盘四千八一平，我算了算，一百平就是四十八万，首付得十五万，我俩攒了三年才攒了四万出头，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我老家在李家洼，离县城四十来里地，开车半个钟头。我爹妈走得早，我爹是肝癌，我十四岁那年没的，我妈身体一直不好，拉扯我到十七岁也走了。老家就剩我大伯一家。大伯叫张德贵，是我爹的亲哥，今年六十八了，种了一辈子地。我爹走的时候大伯拍着我肩膀说“军儿别怕，有大伯一口干的就有你一口稀的”，这话我记一辈子。后来我出去打工，逢年过节回去看看他，平时也打个电话，但说实话回去得不多。大伯从来不挑我理，老说“你忙你的，我好着呢”。
今年秋收我本来没打算回去。活儿紧，老板接了个学校的活儿，赶着开学前把院墙和操场弄完，我请不下来假。结果那天晚上大妈来电话了，声音压得低低的，跟做贼似的。
“军儿啊，你回来一趟呗，你大伯出事了。”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咋了？人没事吧？”
“人倒没事，就是……唉，让人罚了五百块钱。”
“罚钱？谁罚的？为啥？”
大妈那头叹了口气，断断续续说了个大概。我听完挂了电话就跟老板请假，老板脸拉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说家里老人出事了，他也不好硬拦，嘴里嘟囔着“扣三天工资”，我认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开着那辆破五菱往家赶。后备箱里装了两箱奶、一兜子水果、还有秀兰给大妈买的一件棉袄。秀兰本来也要来，超市不让请假，她说“你先回去看看咋回事，实在不行我再想办法”。
五菱在柏油路上颠颠地跑，车窗两边全是收割完的玉米地，光秃秃的秸秆茬子戳在地里，一排一排的，看着跟剃头剃了一半似的。地里有人在拢秸秆，远处有台秸秆粉碎机轰轰响着，扬起一阵黄尘。
车拐下村道的时候，远远就看见村口围着七八个人，还有一辆蓝色的三轮车停在路中间。我眼皮子一跳，把车靠边停了挤进去一看——好家伙，大伯站在三轮车后斗上，车上堆着小山似的玉米秸秆，拿麻绳横七竖八地捆着，他手里攥着根烟，也不点着，就那么攥着，脸绷得跟鼓皮似的。
村主任张长顺站在车头前面，两只手举着跟投降似的：“老叔！老叔你下来！咱有话好好说行不行？你这样我没法交代！”
大伯拿烟的手往东一指：“你甭跟我说，你去跟镇上的人说，罚我五百，行，我认了。这秸秆我自个儿拉的，我搁这儿碍着谁了？”
旁边站着看热闹的，有我本家三叔张德福，有西头老李家的儿媳妇抱着孩子，还有几个我叫不上来名字的年轻后生。三叔看见我，挤过来拽了我一把：“军儿你可回来了，快劝劝你大伯，从早起就跟长顺杠上了。”
我挤到前头喊了声大伯。大伯看见我，脸上那层霜稍微化了点儿，但还是绷着：“军儿回来了？甭管，这是我跟长顺的事儿。”
张长顺看见我跟看见救星似的：“建军你回来得正好，你劝劝你大伯，这秸秆不能往村口堆啊，镇上今儿下午就来检查，看见了又得罚！”
我还没张嘴，大伯先接上了：“罚！让他罚！我五百都掏了还差这一回？我搁村口堆着又不烧，谁家要谁拉走，沤肥也好喂牲口也好，我白送！不烧，不点，连个火星子都不冒，他凭啥罚我？”
张长顺脸憋得通红：“老叔，不是罚不罚的事儿，你这堆在村口，检查的看见了算怎么回事？人家说秸秆乱堆乱放影响村容村貌，一样扣分！”
“扣！扣你头上！你当这个主任你活该！”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上去把大伯从车上拽下来。大伯挣了两下没挣动，嘴里还嚷嚷：“你别拉我，我今儿就搁这儿了，我看谁能把我咋地！”但手上劲儿卸了，顺着我拉拽的劲儿下来了。我给他递了根烟，他接过去在耳朵上夹着，不点。
我问三叔到底咋回事。三叔把我拉到一边，压着嗓子跟我学了一遍。
第二章 一把火五百块
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
大伯家今年种了十五亩玉米，收完了地里全是秸秆。按镇上的规定，秸秆不让烧，说是污染空气，卫星都能拍到，拍到一处火点罚镇上两万，镇上就罚村里，村里就找烧秸秆的农户。村主任张长顺天天拿大喇叭喊，微信群也发，村口墙上还刷了标语——“焚烧秸秆，拘留罚款”。可大伯这人吧，一辈子种地，认的是老理儿。他老说“烧了几千年了，咋到我这儿就不让烧了？不让烧你倒是给个去处啊”。
话也不是没道理。镇上去年引进了一个秸秆回收站，收是收，一吨给八十块钱，可要求农户自个儿送到站上去。从李家洼到镇上回收站十八里地，大伯那辆三轮车一趟拉不了多少，十五亩地的秸秆得跑七八趟，油钱搭进去不说，光装车卸车就能把老骨头累散架。粉碎还田倒是省事，可村里的粉碎机就两台，排队排到猴年马月，一亩地还要收五十块作业费，十五亩就是七百五，比罚款还贵。
大伯一合计，干脆趁着天黑点一把火烧了拉倒。那天傍晚他扛着铁锹去地里，把秸秆拢成几堆，刚点着第二堆，镇上巡逻的车就来了。车上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拿手机拍了照，说大爷你这是顶风作案啊。大伯还想狡辩说“我烤火呢”，人家说烤火你拢这么大一堆？最后开了张单子，罚五百，限三天内交到镇财政所。
大伯当时就急了，跟人家吵了一架。他说“我烧自家地里的草，碍着谁了？你们城里人开车冒烟不罚，我烧个秸秆就罚？”人家也不跟他吵，把罚单往他手里一塞，说大爷你回去好好想想，想不通也得交。车一溜烟开走了。
大伯攥着罚单在地头站了半天，最后用铁锹把火拍灭了，一个人蹲在地头抽了半包烟。大妈说那天他回去饭都没吃，躺炕上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大伯揣着五百块钱去了镇上，把钱交了。管收钱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小闺女，戴着眼镜，客客气气地给他开了收据。大伯把收据叠得四四方方揣兜里，回来一路上没说一句话。
谁也没想到他到家以后直奔地里，把剩下的秸秆一车一车往村口拉。大妈拦着不让去，他眼一瞪：“我交钱了，我乐意拉哪儿拉哪儿，你甭管！”大妈拦不住，给三叔打了电话。三叔跑来劝，被大伯一句“你少管闲事”给怼回去了。
等我从县城赶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在村口卸了小半车秸秆了，堆在村委会门口那棵大槐树底下，黄澄澄的一大垛。
三叔跟我学完这些，叹了口气：“你大伯这回是真气着了。五百块钱他倒不是掏不起，就是觉得憋屈。你想想，他种一亩玉米才挣几个钱？今年玉米价一块零几分，十五亩地刨去种子化肥农药和机耕费，落手里也就五六千块。这一下罚五百，十分之一没了，他能不窝火？”
我点点头，心里大概有了数。
第三章 跟着收拾烂摊子
我先把看热闹的人劝散了，跟张长顺说给我半天时间，我来劝大伯。长顺抹了把脸上的汗，说“那你赶紧的，我下午还得去镇上开会，回头镇长问起来我咋说？”我说你实话实说呗，就说正在处理。长顺苦着脸走了。
我把大伯拉到三叔家院子里坐下，三婶给倒了茶。大伯从耳朵上把烟拿下来点着了，抽了两口才开口。
“军儿，你甭跟我讲大道理，我不爱听。”
“我讲啥大道理，我连这秸秆该咋弄都不知道。”我给他续上茶，“我就是想问问你，拉村口去你图啥？”
大伯拿烟头点了点我：“图个说法。”
“啥说法？”
“他镇上不让我烧，行，我认罚。可他不给我出路啊！我十五亩地的秸秆，堆没处堆，卖没人要，还田还不起，你让我咋办？拉回家垛着？院子里垛满了，你大妈进出都得侧着身走，冬天一刮风满院子都是碎叶子，灶火都点不着。搁地里？开春没法旋耕，播种机下去全缠在刀片上。我就搁村口，让大家伙儿都看看，这玩意儿到底该咋整！”
三叔在旁边插嘴：“哥，你搁村口也不是个事儿啊，镇长来检查看见，长顺又得挨训。”
“训去！他挨训又不是我挨训！”
我看出来了，大伯这回是铁了心要较这个劲。他这人一辈子要脸面，在村里从来都是模范户，交公粮交得最积极，开会到得最早，从来没让人戳过后脊梁骨。这回被罚了五百块钱，还让巡逻车逮了个现行，他觉得丢人了。拉秸秆到村口，与其说是跟镇上较劲，不如说是跟自个儿赌气。
我递了根好烟过去，他接过来在鼻子上闻了闻，没舍得点，又夹耳朵上了。
“大伯，你看这样行不行，下午我帮你把秸秆拉回去，咱换个地方堆。我认识镇上收秸秆的老赵，我打个电话问问，看他能不能来拉一趟，价钱好商量。”
大伯拿眼斜我：“你认识老赵？那个开回收站的？”
“认识，以前给他拉过建材。我打个电话试试。”
大伯没吭声，抽了两口烟才说：“你打。他要能来拉，我给他便宜点都行。我就是不能让这破秸秆憋死我。”
我当场给老赵打了电话。老赵在电话里说：“你那秸秆打捆了没？没打捆我拉走还得费人工，一吨只能给五十。”我捂着话筒跟大伯说了，大伯想了想，一跺脚：“五十就五十！我这一车差不多一吨半，七十五块钱，总比烂在地里强！”
事情说定了，老赵说明天上午派车来拉，让我提前把秸秆拢到路边方便装车。
大伯的脸色这才缓过来。我趁热打铁：“那咱现在把村口那堆先拉回去？长顺下午还得去镇上开会，你也别让他太难做。”
大伯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拉回去行，但你得帮我装车。”
“那肯定的。”
我俩开着三轮车去村口装秸秆。张长顺远远看见我们开始装车了，小跑过来搭手。大伯不让他碰，说“你起开，别沾手”。长顺讪讪地站旁边，递了瓶水过来，大伯没接，我接了说了句“谢谢长顺哥”。长顺冲我拱拱手，小声说“建军谢了，回头请你喝酒”。
装完车大伯在前面开着，我在后面跟着。路过小卖部门口，卖货的李寡妇探出头来喊：“张大哥，你那秸秆还送人不？我家羊圈想垫垫！”大伯一脚刹车停下来：“要多少？去我地里拉，管够！”李寡妇笑了：“那你给我留一车，我回头让我兄弟去拉。”大伯脸上这才露出点儿笑模样：“行，你拉去，不要钱。”
就这么一句话，他心情明显好了不少。
第四章 家里饭桌上一根烟
晚上在大伯家吃饭。大妈炖了只鸡，炒了盘鸡蛋，拍了个黄瓜，还炸了盘花生米。大伯从柜子底下摸出半瓶老白干，给我倒了一盅，自己也倒了一盅。
喝了两口酒，大伯话多起来了。他拿筷子点着桌子跟我说：“军儿，你说现在这政策，是不是有点不接地气？”
“咋说？”
“你看啊，不让烧秸秆我理解，说是污染。可你得先把回收的路铺好啊。回收站有了，但到地头的路谁修？运费谁出？粉碎机有了，但数量不够排队等不起。这些都没整明白呢，上来就罚钱，你说我能服气吗？”
大妈在旁边拿筷子敲碗边：“你就少说两句吧，当着孩子面说这些干啥？军儿在外头也不容易。”
大伯一仰脖把酒干了：“我就是说说，我又不是要闹事。我交罚款了，我配合了，我就是心里憋屈，让我说说不行？”
我给大伯续上酒，想了想说：“大伯，你说的这些其实是实情。我在县城跑车，也听人说过，好些地方都为秸秆的事儿闹矛盾。不过话说回来，镇上也有镇上的难处，上头压任务，卫星天天拍，拍到火点就问责，他们也没辙。”
大伯闷了口酒：“我知道他们没辙，长顺那小子也不容易，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我今天让他下不来台，回头你替我跟他说一声，别记恨老叔。”
“你自己说去呗。”
“我不说，我拉不下这个脸。”大伯又倒了一盅，“你替我说。”
我笑着应了。
吃完饭大妈收碗，我跟大伯在堂屋里看电视。电视上正播新闻，说今年秋粮又丰收了，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多少多少。大伯指着电视哼了一声：“综合利用，说得轻巧。你看看咱村，综合利用了几亩？”
我没接话，因为我也觉得他说得有几分道理。政策是好政策，可到了底下，落地的时候缺配套、缺服务、缺人手，光靠罚款来堵，堵得住才怪。
正想着，手机响了，秀兰打来的。
“你到了？咋样了？大伯没事吧？”
“没事了，秸秆的事儿解决了，明天人家来拉走。”
秀兰那头松了口气：“那就好。你啥时候回来？壮壮明天有家长会，我请不了假。”
我一拍脑门，差点把这茬忘了。明天上午老赵来拉秸秆，下午壮壮家长会，县城离村里四十里地，我要是上午在这儿盯着装车，下午赶回去倒是来得及，就是紧巴点儿。
“我明天下午赶回去。”
“那你别喝酒，开车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大伯问我：“壮壮该上小学了吧？”
“上了一年级了，皮得不行。”
大伯从兜里摸出两张皱巴巴的票子塞过来：“给壮壮买点文具，就说大爷爷给的。”
我推回去：“大伯你自己留着花，我有。”
“你有是你的，这是我给孩子的。”他硬往我兜里揣，“你别跟我撕巴，我烦这个。”
我只好收下。
第五章 第二天来了个意想不到的人
第二天上午老赵的卡车如约来了，还带了两个工人。三叔和大伯帮着装车，我递绳子递水。十五亩地的秸秆拢了拢，装了满满一卡车，过磅一吨八，老赵数了九十块钱给大伯。大伯接过钱，一张一张捋平了叠好揣进内兜里，拍了拍胸口，脸色比前一天好了不少。
“走，军儿，去村口。”
我跟着他到了村口，他把三轮车往大槐树底下一停，从兜里掏出烟来，给在旁边闲聊的老头们散了一圈，自己也点上一根。
张长顺从村委会出来，看见大伯先是一愣，然后凑过来递烟。大伯把他递烟的手推开，从自己烟盒里抽了一根递过去：“抽我的。”长顺接过来，大伯亲自给他点上。
“长顺，昨天老叔话说重了，你别往心里去。”
长顺赶紧摆手：“老叔你说哪儿的话，是我工作没做到位。”
“你甭揽责任，这事儿不赖你。”大伯吐了口烟，“秸秆老赵拉走了，剩下的我们几家分分沤肥喂牲口，不烧了。回头你在广播上替我说一声，让大伙儿都这么办，别跟我学，烧一把火五百块，这买卖亏到姥姥家了。”
长顺乐了：“老叔你这话比我在大喇叭上喊十遍都管用！”
正说着，村口拐进来一辆黑色轿车。车停稳了，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件墨绿色风衣，头发烫着小卷，看着利利索索的。后面跟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个公文包。
张长顺一看脸色就变了：“坏了，镇长来了。”
来人正是镇上的副镇长，姓方，方镇长。她过来先跟长顺握了手，然后目光落在大伯身上：“这位就是张德贵大叔吧？”
大伯愣了一下，烟叼在嘴上忘了拿下来。长顺赶紧介绍：“方镇长，这就是我老叔张德贵。”
方镇长笑了笑，一点架子没有，拉了个小马扎就坐大伯对面了：“张大叔，你昨天在村口摆的这堆秸秆，我昨天晚上就听说了。”
大伯把烟掐了，腰板挺了挺：“我拉的，咋了，又要罚？”
“不罚。”方镇长摆摆手，“我今天来是想听听您的意见。说实话，秸秆禁烧这事儿，我比您还头疼。上头压任务，底下骂娘，我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您是老把式，种了几十年地，您跟我说说，到底咋整才能让老百姓不烧？”
大伯看了她一眼，大概没想到这女镇长这么直接。他想了想，把烟盒摸出来又点了一根，方镇长没拦他。
“方镇长，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不中听你也得听着。”
“您说。”
“第一，你得把回收站挪近点。十八里地太远，运费比秸秆都贵。你要在每个村设个临时回收点，三五天来收一趟，我自个儿就拉过去了，还用你罚？”
方镇长点头：“这个我记下了，回去就研究。”
“第二，粉碎机得加。两台哪够？全镇几十个村，排队排到明年开春。你多弄几台，作业费再降降，一亩地收二十，我咬咬牙就还田了。”
“这个我也记下了。”
“第三，”大伯把烟屁股扔地上踩灭，“罚款之前先给老百姓说清楚。现在可好，大喇叭天天喊不让烧，可怎么处理一句不提。你光说堵不说疏，那不跟治水一样吗？光堵不疏，早晚决口。”
方镇长愣了两秒，然后笑了：“张大叔，您这话说到点子上了。不瞒您说，我爹也是种地的，去年为秸秆的事儿跟我拍了桌子，说的跟您一模一样。”
大伯来了兴致：“你爹哪个村的？”
“柳树沟的，姓方。”
“方老栓家？”
“那是我爹。”
大伯一拍大腿：“方老栓！我认识！年轻时候我俩一块儿挖过河！你爹那犟脾气，比我还犟三分！”
方镇长捂着嘴笑：“可不是嘛，所以我一听您这事儿，就觉得耳熟。”
气氛一下子松下来了。长顺在旁边也跟着傻乐。
方镇长站起来拍了拍风衣：“张大叔，您今天这些话，我回去整理整理，下周一班子会上提出来。有些事儿镇上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得往县里报，但能解决的我们先解决。您给我三个月时间，要是三个月后还这样，您上镇政府门口拉秸秆去，我不罚您。”
大伯站起来跟她握了握手：“行，方镇长，冲你这话，我等你三个月。三个月后要是还不行，我不光拉秸秆，我把旋耕机开镇政府院子里去。”
方镇长哈哈大笑：“那我给您备壶茶。”
第六章 回县城路上接到大妈电话
从村里回县城的路上，我心情挺好。虽说耽误了两天活儿，扣了三天工资，但大伯的事儿解决了，还意外推动了镇上整改，也算是塞翁失马。
五菱刚进县城外环，大妈电话来了。
“军儿，走了没？”
“到大外环了，咋了？”
“你大伯让我跟你说，你走以后方镇长又折回来了，带着那个戴眼镜的小年轻，在你大伯地里转了一圈，还拿本子记了半天。临走跟你大伯说，镇上明天就联系县农机站再调两台粉碎机过来，回收点的事儿这周开会定。”
我一听乐了：“大伯这回高兴了？”
“高兴啥呀，嘴上还硬着呢，跟人家方镇长说‘我先看你表现’。人家走了以后，他自己坐院子里哼了一下午小曲儿，还让我多炒了个菜。”
我笑得不行。
大妈接着说：“对了军儿，你大伯让我告诉你，你给他出的那个主意——打电话找老赵来拉秸秆——他记着了。说下回你要是周转不开，跟他言语，他那存折上还有俩钱。”
我鼻子有点酸，赶紧说知道了知道了，让大妈跟大伯说不用惦记我。
挂了电话，秀兰又打过来了：“到哪儿了？壮壮老师刚才群里发消息，说家长会改到明天下午了，今儿不开了。”
我一听松了口气，得，白赶了。
“那我先回趟家把东西放了，晚上咱出去吃口得了，我请客。”
“你请啥客，你挣几个钱啊？我买了菜了，回家做。”
“那行，我顺道买个西瓜。”
到家的时候壮壮正趴在茶几上画画，看见我回来了扑过来翻我包：“爸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我从兜里掏出大伯给的那二百块钱：“大爷爷给你的，买文具。”
壮壮拿着钱高兴得蹦高，秀兰从厨房探出头：“谁给的？”
“大伯给的，给壮壮的。”
秀兰擦了擦手出来，把那二百块钱从壮壮手里抽走：“妈给你存着，交学费。”壮壮嘴一瘪要哭，秀兰瞪了他一眼：“哭啥哭，明天给你买盒彩笔。”
壮壮立刻不哭了，转头又趴回去画画了。
晚上躺床上，秀兰问我大伯那边到底咋解决的。我原原本本跟她学了一遍，说到方镇长来的时候她听得直乐。
“这女镇长还挺接地气。”
“是挺行，一点不装。”
秀兰翻了个身，拿胳膊肘支着头看我：“建军，你说咱啥时候能在县城买上房？”
“等攒够首付呗。”
“那得攒到啥时候？壮壮马上要上二年级了，再往后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
我盯着天花板想了想：“要不我跟老板说说，接点长途的活儿？长途挣得多点。”
秀兰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长途危险，我不放心。”
“我慢点开呗。”
“慢点开也危险。”她躺平了，拿被子蒙住头，“再想别的办法吧。”
我知道她是担心我，也没再坚持。关了灯，屋里黑下来，外头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一条，照在壮壮的小书桌上。我想着大伯地里那些秸秆，想着方镇长说的话，想着大伯哼小曲儿的样子，又想着秀兰发愁买房的样子，乱七八糟地搅在一起，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七章 三个月后
日子跟流水似的，一晃两个多月过去了。这中间我回去过两趟，都是当天来回，给大伯送了点药，他腰疼的老毛病犯了，干不了重活儿。大妈说他天天去村口转悠，看镇上到底有没有动静。
头一个月啥动静没有，大伯嘴上不说，脸色一天比一天沉。第二个月中旬，镇上还真派人来了。三叔给我打电话说的，说村里大喇叭广播了，镇上在每个村设了秸秆临时存放点，每三天回收站来拉一趟，农户只要把秸秆运到存放点就行，运费全免。粉碎机也加了两台，作业费从五十降到二十五，还优先给军烈属和困难户干。
三叔在电话里嗓门挺大：“军儿你猜谁带头把秸秆往存放点拉的？你大伯！第一个！天不亮就开着三轮车去了，拉了三趟，比谁都积极！”
我在电话这头笑得肚子疼：“我大伯那人你还不知道？人家给他个台阶，他比谁下得都快。”
“那可不。方镇长还专门来了一趟，当着一村人的面夸你大伯，说张德贵同志觉悟高，带头配合秸秆禁烧工作。你大伯站那儿红着脸，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搁，末了憋出一句‘我就是想通了，没啥觉悟’。大伙儿全笑了。”
我挂了电话给大伯打过去，他接起来先发制人：“你甭笑话我啊，我那是看方镇长说话算话，咱也不能说话不算话。”
“谁笑话你了，我夸你呢。”
“夸我啥，我脸上挂不住。”他顿了顿，语气缓下来，“军儿，方镇长那人真不错。上礼拜还让人给我送了两袋有机肥，说是我带头配合工作的奖励。我说我不要，人家硬搁下就走了。”
“那你收了？”
“收了，搁院子里了。你大妈说那肥挺好，开春上地试试。”
挂了电话我琢磨，人这一辈子，碰上事儿较劲正常，但较劲得较对地方。大伯跟秸秆较劲，较出了个解决方案；要是光跟自己较劲，那五百块钱就白罚了。
第八章 秀兰的秘密
说回我自己家。十一月底的时候，秀兰有一天晚上突然跟我说：“建军，我打听到个事儿。”
“啥事儿？”
“县医院旁边那个老小区，有个一楼要卖，六十二平，要价二十八万。房主急着出手，价格还能再谈。”
我算了一下：“二十八万首付也得八万四，咱哪有？”
“我跟我妈借了五万。”
我愣住了：“你跟你妈借钱了？啥时候的事儿？”
“上个月回去跟她说的，她攒了几年养老钱，先借咱用。”秀兰低着头抠手指头，“我妈说不用急着还，等咱缓过来再说。”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丈母娘这人嘴厉害，当初秀兰嫁给我的时候她一百个看不上，说“你找个开车的，成天不着家，往后有你哭的时候”。这些年我跟她关系一直不冷不热的，逢年过节拎东西上门，她也没给过我好脸。没想到这回她肯掏养老钱帮我们。
“你妈真这么说的？”
“嗯。我妈还说，你这些年对秀兰和壮壮挺好的，她都看在眼里。说你虽然挣得不多，但不乱花，不喝酒不打牌，比那些挣一个花俩的强多了。”
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秀兰拿胳膊肘碰碰我：“咋了，傻了？”
“没傻，就是没想到你妈能这么看我。”
“我妈那人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搂了她一下：“那咱买？”
“你定。”
“买。”
第二天我俩去看了房。老小区，没电梯，一楼带个小院子，院子里有棵石榴树。房主是个退休老教师，要搬去省城跟儿子住，着急出手。最后谈下来二十六万五，丈母娘借的五万加上我俩攒的四万，又找三叔借了五千，凑了九万五，首付付了八万，剩下的钱简单拾掇了一下——刷了遍墙，换了俩窗户，厨房贴了圈新瓷砖。
搬家那天，大伯和大妈来了，拎着一袋自己磨的玉米面和一桶自家榨的花生油。大伯在屋里转了一圈，看了看石榴树，又看了看院子，点了点头：“这院子好，壮壮有地方玩了。”
壮壮正满院子疯跑，捡了一兜子石榴往屋里搬，秀兰在后面喊“别摔了别摔了”。
大伯背着手站院子里，晒着太阳，忽然说了句：“军儿，人这一辈子跟种地一样，该较劲的时候较劲，该转弯的时候转弯。你大伯我种了几十年地，到老才明白这个理儿。”
我给他搬了把椅子，倒了杯茶。大伯坐下来，眯着眼看壮壮满院子跑，嘴角翘着。
那天下午我们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剥玉米，大伯讲他年轻时候挖河的事儿，讲方老栓当年怎么跟他抢铁锹，讲着讲着自己先乐了。秀兰在旁边小声跟我说：“你大伯还挺能聊的。”
“平时话少，喝了酒才这样。”
“那咱晚上给他整点酒？”
“整。”
晚上我炒了六个菜，把三叔也叫来了。大伯喝高兴了，端着酒杯站起来说要讲两句，讲了半天全是当年种地的老黄历，三叔在旁边一个劲儿打岔，俩人跟说相声似的。壮壮听不太懂，但跟着瞎乐。
我坐旁边看着这一桌子人，心里暖烘烘的。
第九章 春天来了
转过年来开春，大伯家的地里全上了有机肥，就是方镇长给的那两袋。他还在村口存放点旁边弄了块小菜地，种了半畦黄瓜半畦豆角，说是“废物利用”。方镇长下乡检查的时候路过，大伯老远就喊人家下来摘黄瓜吃，方镇长也不客气，蹲在地头拿手搓了搓就啃，一边啃一边说：“张大叔你这黄瓜甜！”
大伯得意了：“那可不，羊粪打底，不甜才怪！”
后来方镇长在镇上开现场会，把大伯请去当“秸秆综合利用示范户”，让他在台上讲讲经验。大伯穿着我给他买的那件新夹克上了台，拿着话筒憋了半天，台下几百号人等着，他忽然一摆手：“算了我不会讲，我就一句话——别烧了，拉到存放点，省事还挣钱，烧一把火五百块，谁烧谁傻！”
台下哄堂大笑，方镇长在边上笑得直拍桌子。
大伯下台以后给三叔打电话：“老三，我在台上讲话了！好几百人听我讲！你听见没？”
三叔在电话里说：“我没去现场，但我听别人说了，说你讲得跟说快板似的，方镇长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大伯挂了电话，自己坐院子里又哼了一下午小曲儿。
第十章 院里有棵石榴树
转眼到了五月，小院里的石榴树开花了，红艳艳的，一簇一簇的。壮壮天天蹲树底下数花，数着数着就乱了，回头问我：“爸，到底几朵？”我说你接着数，数到一百爸爸给你买冰棍。
秀兰把菜地翻了两垄，种了西红柿和辣椒。丈母娘隔三差五来一趟，来了就嫌秀兰种的西红柿太密了，一边嫌一边挽袖子帮着移苗。移完了又说：“这地不行，得加点腐叶土。”第二天提着一兜子腐叶土坐公交车来了。
我大伯那边，方镇长真把事儿办成了。秸秆回收点在全镇铺开了，粉碎机加到了六台，作业费降到了一亩二十，县里还补贴了五块，农户自己掏十五就行。大伯今年收完麦子，把秸秆往存放点一拉，回头跟人显摆：“你看，一亩地十五块，还有人上门收，我犯得着烧吗？”
村里人现在一提大伯就竖大拇指，说张德贵老头有胆量，敢跟镇长拍桌子，还真把事儿拍成了。大伯听了嘴上说“我那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但嘴角都快咧到耳朵根了。
上礼拜我回去给大伯送降压药，他正在院子里拿竹竿打石榴。树上石榴结了不少，有几个已经泛红了。大伯仰着脖子够那个最大的，够不着，急得直跺脚。我搬了个凳子给他，他踩上去摘下来，自己不吃，递给大妈：“给军儿拿回去给壮壮吃，这石榴甜。”
我揣着石榴往车上走，大伯在后面喊：“军儿！下回回来别买东西了，家里啥都有！”
我回头看他站在院门口，手揣在袖子里，太阳照在他身上，影子拉得老长。忽然想起来去年秋天他站在村口三轮车上攥着根烟跟张长顺较劲的样子，跟现在一比，判若两人。
车开出村子拐上大路，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大伯还站在那儿。
我把石榴搁副驾驶座上，红彤彤的六个，个头不大，但看着就甜。
手机响了，秀兰发来语音，壮壮在那边喊：“爸爸！大爷爷给我留石榴了没？”
我按住语音键回了一句：“留了！六个！都给你！”
壮壮在那边嗷嗷叫唤。
车窗外的玉米地又绿了，风从半开的车窗灌进来，带着一股青苗子味儿。
作者：橘子讲故事
人这一辈子，谁还没个钻牛角尖的时候？关键是牛角尖钻完了，得有人递个台阶，得有人给条路走。大伯那五百块钱没白掏，掏出了一条道儿，也掏明白了一个理儿——日子不是跟谁赌气赌出来的，是跟人商量着、帮衬着过出来的。祝各位看官家里有粮、兜里有钱、身边有明白人，遇事儿别憋着，该说就说，该聊就聊，实在不行像大伯似的拉一车秸秆往村口一放，兴许事儿就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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