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夏，郭沫若在洛阳龙门石窟停留时，目光久久落在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身上。那尊佛像相传与武则天有关，面容庄严，气势恢宏。郭沫若当场写下诗句：“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这次访古，成为他重新书写武则天的重要契机。
当时的郭沫若，已经不是初入文坛的青年，而是兼具文学家、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身份的文化名人。他对历史人物的兴趣，往往不止于评价功过，更在意人物背后的时代矛盾。武则天身上集中了女性权力、门阀政治和帝王秩序等问题，自然容易进入他的创作视野。
《武则天》后来发表于1960年的《人民文学》。从创作时间看，作品的酝酿早于江青在文艺领域形成广泛政治影响的时期。那时的江青尚未成为后来众所周知的“文化旗手”，样板戏也没有形成声势。把一部已经开始构思的历史剧，直接解释成向江青献媚，时间上很难对得上。
有人会问：“郭沫若为什么偏偏写武则天，难道没有现实指向吗？”这种疑问并非毫无来由。历史剧从来不是简单复述旧史，作者选择谁、怎样写，往往带有当时的思想印记。但有现实指向，不等于就是对某个人献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史学和文艺讨论中，许多传统评价被重新审视。秦始皇、黄巢、李自成等人物，曾经长期被旧史书固定在负面位置，后来则更多从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角度加以分析。武则天同样处在重新评价的范围之内，郭沫若为她翻案，符合当时文化界重估历史人物的总体风气。
剧中的武则天，不再只是心狠手辣、篡夺皇位的宫廷人物，而被塑造成有政治才干、能够打击门阀势力、关注民生的统治者。这样的处理当然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也带有郭沫若个人的历史观。可若因此断言他是在影射江青，仍然缺少直接证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写武则天，还有考古兴趣这一层原因。早年从事甲骨文研究，后来主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工作，使他对帝王陵墓和地下文物始终保持强烈关注。他曾主张通过科学发掘，让沉埋地下的文化遗产重见天日。
1956年至1957年进行的明定陵发掘，后来被认为准备不足、保护条件不成熟，出土文物受到不同程度损害。这段经历给考古界留下了深刻教训，也使国家对帝王陵墓的主动发掘更加谨慎。周恩来后来明确反对轻率开启帝王陵墓，乾陵便没有被批准发掘。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规模宏大，地面遗存丰富。由于王羲之《兰亭序》真迹下落不明，民间和学界长期流传它可能藏在某座帝王陵墓中的说法，乾陵也因此被寄予想象。郭沫若对这类文化谜题确实很感兴趣，但“《武则天》就是为了给发掘乾陵造势”这一说法，更多属于后人的推测。
有意思的是，作品本身并没有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可以简单对应现实人物的符号。它处理的是唐代政治、女性权力和传统史家评价之间的冲突。若真要借历史人物为现实中的某人歌功颂德，选择武则天并不是一个稳妥的办法，因为这个形象在传统文化中始终伴随着强烈争议。
郭沫若晚年政治处境复杂，作品也难免受到时代氛围影响，这是应当承认的事实。但把复杂的创作动机压缩成“向江青献媚”，既忽略了1959年前后的创作缘起，也遮蔽了当时史学思潮和考古愿望的作用。评价《武则天》，不能只盯着江青二字，更要看作品产生的年代、郭沫若的学术背景，以及他对历史人物重新定位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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