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4日，河南郑州，42岁的焦裕禄因肝癌病逝。消息传到兰考时，许多干部群众久久不愿相信：那个顶风冒雪查风口、冒雨涉洪水的县委书记，真的走了。
焦裕禄留下的，不只是治沙、治水、治盐碱的工作成绩，还有一个一下子失去主心骨的家庭。妻子徐俊雅和6个孩子，最大的已经18岁，最小的才两岁。父亲去世后，这个家庭如何生活，孩子们又会走怎样的路，成了许多人关心的事情。
焦裕禄的一生，并非从优越环境中起步。1922年8月，他出生在山东博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因灾荒中断学业，挖煤、运煤、给人做长工，这些经历让他很早就懂得百姓生活的艰难。
抗战时期，他曾被抓去做苦力，后来冒险逃脱。回到家乡后，他参加民兵，投身革命。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基层工作中逐渐成长起来。也正因为吃过苦、挨过饿，他后来处理问题时，很少只看纸面数字。
1962年，焦裕禄调任兰考县。当地长期遭受风沙、内涝和盐碱危害，粮食收成下降，不少群众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焦裕禄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而是带着干部下乡，查地形、看水势、问农民，把零散经验变成治理方案。
风沙起来时，他去寻找风口；洪水暴涨时，他涉水查看流向。有人劝他：“书记，身体要紧，不能什么都亲自去。”他回答：“不下去看看，怎么能把事情办准？”这类话并不华丽，却说明了他的工作方法：从实际出发，到群众中去。
长期劳累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1964年初检查时，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他仍惦记着兰考的治理工作。病重期间，他曾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希望身后安葬在兰考的沙丘旁，继续看着那里发生变化。这个愿望，后来成为人们理解其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父亲离世后，养育6个孩子的重担落到徐俊雅肩上。她每月工资有限，孩子们还有抚恤金，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家里没有特殊照顾孩子的条件，母亲能做的，就是一边维持生活，一边把父亲留下的规矩讲给他们听：少讲待遇，多做事情；遇到困难，不能先想着躲开。
长女焦守凤成年后参加工作，先后在开封地委系统以及市总工会等单位任职。她没有把父亲的名望当成个人资本，而是安安稳稳做好本职工作。对她而言，父亲留下的影响不在于别人怎样称呼自己，而在于能否经得起岗位上的检验。
焦国庆和焦守云选择参军。焦国庆在部队从普通战士做起，凭劳动和表现逐步成长，后来转业到开封市税务部门工作。焦守云入伍后曾在空军医院工作，退伍后回到地方。兄妹二人的道路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点：没有把家庭出身变成向组织伸手的理由。
焦跃进后来回到兰考基层工作，曾任东坝头乡党委书记。这个地方与焦裕禄当年工作关系密切，压力自然不小。他常常带着干部到田间调查，了解土地、水利和群众生产中的难题。当地人称他为“小焦书记”，既有亲切，也包含一份观察和要求。
这种称呼并不意味着父子二人完全相同。时代条件变了，工作内容也不同，真正需要继承的不是某种固定姿态，而是愿意把脚踩到泥土里，肯为群众解决具体问题。焦跃进所面对的，是如何在父亲工作过的地方靠自己的表现站稳脚跟。
焦守军18岁参军，先在部队担任通信兵。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他主动报名到前线，承担电报翻译工作，完成了大量任务，并荣立三等功。战争环境下，通信差错可能影响行动，他能够长期保持准确，靠的是训练、纪律和责任心。
最小的儿子焦保钢参加工作后，进入兰考县公安系统刑警岗位。办案需要胆量，更需要细致和耐性。他在长期工作中多次立功，逐渐成为业务骨干。熟悉他的人评价其办案果断、作风扎实，这份评价来自岗位表现，并不是因为他是谁的儿子。
焦裕禄去世时，孩子们还没有能力真正理解父亲肩上的责任。多年以后，他们分别走上机关、部队、公安和基层岗位，所面对的考验也各不相同。没有人能够复制焦裕禄的人生，但他们用各自的选择证明，那个家庭没有把荣誉挂在墙上，而是放进了日常工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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