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找工作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个朴素评判标准：什么样的岗位才算一份靠谱的正规工作。在公开统计数据里，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数经常被拿来当作参考。不过这个指标到底能不能代表现实中的正规就业，这就要从它的统计口径中去寻找答案。
非私营单位就业是指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商投资经济等单位的就业。这类岗位大多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五险一金缴纳相对规范，就是大众认知里比较稳妥的工作。但个体工商户、普通私营小微企业里的从业者，像外卖骑手、小餐馆员工、民营工厂工人，全都不在这套统计范围之内。
可见把非私营单位就业等同于正规就业基本上是合理的。全国31个省份非私营单位平均就业533万、全国占非农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28.9%（详细数据见下表），按照各省这两个数值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把31个省份划分为4个类型。
第一类省份，正规就业的绝对规模大于全国平均，同时占本地非农就业的比重，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都归到这一档
北京的表现格外突出，非私营单位就业763.6万人，占本地非农就业比重达到69.8%。本地大量央企总部、各类事业单位、外资总部、上市公司扎堆，是造成这个数据的核心原因。
上海紧随其后，676.7万的规模，占比也达到51.7%。广东是绝对数量的第1名，2049.4万人，但是占比只有 32%，只是小幅高于全国均值。道理并不复杂，广东非农就业盘子本身就极其庞大，珠三角遍地私营制造企业、民营商贸企业，这部分岗位不计入统计。
江苏、浙江的情况比较接近，1246 万、1112万的就业规模，占比刚好踩在全国平均线附近，当地国企、外资、民营经济三者力量相对均衡。
第二类省份，正规就业的总人数不算突出，但占本省非农就业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包含天津、西藏、内蒙古、黑龙江、山西、吉林、新疆、甘肃、陕西、宁夏、辽宁
看到较高的占比，不能直接简单等同于经济活力强。不同省份背后的成因差别很大。山西偏高的占比，和当地煤炭大型国企体系深度绑定；东北几省较高的占比，来源于过去遗留的厂矿、农垦以及大量事业单位；西藏占比看着很高，但整体基数只有47.3万人，分母小抬高了比例；天津的高占比，则来自本地布局的大型国企与外资制造项目。
这类地区正规就业占比偏高，一部分来自历史产业结构的沉淀，另一部分现实因素，就是本地民营小微企业能够承接的就业岗位有限。私营就业池子不够大，非私营单位的就业占比自然就被拉高。
第三类是就业总量可观，但占比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山东、四川、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安徽都属于这一类
山东正规就业人数1099.4万，排在全国第4位，可占比只有26.7%。山东非农就业人口基数大，除济南青岛之外，大量县域分布着私营工厂、批发市场，极大地扩大了整体就业分母。
河南的情况也很典型，796.9万的正规就业人员，看着规模不小，但本省非农就业总盘子达到3590万，正规岗位占比仅仅22.2%。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大量劳动力流向私营企业，或是外出务工，本地非私营岗位的占比自然被摊薄。
河北的数据更为突出，正规就业占非农就业比重只有20%，是全国较低水平，省内大量就业集中在中小型加工厂、建筑业个体从业者，能够进入非私营单位的劳动者占比有限。
最后一类，正规就业总规模、占比双双低于全国标准，福建、海南、贵州、重庆、广西、江西、云南归为此类
福建的正规就业人数530.6万，几乎贴着省份平均规模。福建民营经济实力很强，鞋服制造、外贸、新能源民企吸纳了巨量就业。问题就出在统计口径上，这些待遇不错的民营岗位，并不会计入非私营单位的数据，并不是当地缺少好工作，而是这套统计捕捉不到民营体系内部的优质岗位。
剩下的几个省份，普遍存在农业就业基数大的特点，县域中小私营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大型国企、外资项目相对偏少，正规就业岗位供给相对有限。
看完这四类划分，其实能得到一个很实在的结论：正规就业占比高低，无法直接等同于地方经济的好坏。
北京的高占比来自总部经济集聚；北方部分省份占比偏高，源于民营经济发育不足；江浙粤刚好卡在平均线，是国有、外资、民营多元共存的结果；人口大省占比偏低，则是庞大就业基数稀释了正规岗位的占比。
这个指标只能观测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外资这类机构的就业情况。大量私营企业里的优质岗位、灵活就业群体，都不在统计之内。想要完整看待一地就业生态，不能只盯着这一组数字，那些统计没有覆盖到的打工人，有没有稳定收入，其实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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