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北京，时任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水清正在审阅一份干部调整材料。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个人去留，更是一个岗位究竟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那一年，他年近65岁，按当时军队高级干部的年龄情况看，并不属于最年长的一批。
换句话说，他完全有理由继续留任。第二炮兵是技术性很强的战略兵种，建设时间不长，工作涉及导弹部队的训练、管理和发展，许多人都认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坐镇，更有利于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可李水清的想法不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干部长期在战争环境中成长，许多人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重要岗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被提上日程。1982年，中央提出干部年轻化，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长期不变现象开始逐步打破。
这场调整并不是简单地看年龄，也不是一纸命令下来，所有老干部都同时离开岗位。许多老同志仍然发挥作用，承担传帮带任务；一些年龄相对合适、身体状况较好、工作又不可替代的人，也会继续留下。
李水清恰好处在一个微妙位置。
他既没有大到必须立即退下的年龄，也没有年轻到可以理所当然继续任职。若按一般安排，他再干几年并非没有可能。偏偏就在这时，他提出了一个让身边人颇感意外的要求：主动退下来。
秘书听到这个决定后，觉得很难理解，便劝道：“首长，您还不算年纪最大的，为什么一定要走？”
李水清没有绕弯子，只说：“我不走，他就没有机会。”
这个“他”，指的是第二炮兵副司令员贺进恒。
贺进恒并不是临时调来等待接替的人选。他早年从事炮兵工作，在第二炮兵成立之前，就参与和分管导弹部队事务，是较早接触这一专业领域的干部之一。论资历、能力和经历，他都具备主持一个重要兵种工作的条件。
更关键的是，贺进恒的年龄只比李水清小两三岁，同样属于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如果李水清继续在司令员岗位上工作，贺进恒还要等待；而等待几年之后，年龄问题又会摆到他面前。
这才是李水清真正担心的地方。
他看得很清楚，干部交替不能只看眼前谁更稳妥，还要考虑一个岗位能不能及时交到合适的人手里。若自己因为留恋职务而继续占着位置，贺进恒可能在最适合发挥作用的时候失去机会。等到两人都因年龄退出，第二炮兵的干部梯队就会出现新的衔接问题。
秘书仍然不赞成，甚至找人一起劝说。有人认为，第二炮兵成立时间较晚，正需要老同志掌舵；也有人觉得，军队重要岗位不能过早更换，经验本身就是一种保障。
这些意见并非没有道理。
但李水清考虑的，并不是个人能不能继续干，而是怎样让部队的发展少走弯路。他对身边人说，不能因为个人舍不得离开，就把年轻干部往后压。这里的“年轻”，并不单指年龄更小，也包含干部成长阶段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李水清此前长期在军队重要岗位工作。1977年，几个大军区级单位的主官进行调整时，他曾被考虑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或成都军区司令员，后来因整体安排变化，转任第二炮兵司令员。
从1977年到1982年，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五年。对一个成立时间不长、技术要求很高的兵种来说，这五年并不短。他熟悉队伍情况，也经历了部队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继续留下当然有现实价值。
正因为如此，他的主动退让才显得不容易。
这不是工作干不下去了，也不是身体原因迫使他离开，更不是组织已经明确要求他立即退职，而是他在权衡之后，主动把个人任期压缩，把岗位让给更适合继续推进工作的干部。
随后，李水清向总政治部和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的意见。经过研究，上级采纳了他的请求，由贺进恒接任第二炮兵司令员。
交接完成后，李水清退居二线，贺进恒开始主持第二炮兵工作。这个安排并没有让部队脱离原有轨道，反而使干部接替在相对平稳的情况下完成。
事实也很快说明了李水清的判断。1985年，全军再次进行精简整编，贺进恒离开领导岗位，时年66岁。若不是李水清提前让位，贺进恒能够主持第二炮兵的时间，很可能更加有限。
一个岗位，能不能多坐几年，个人当然有选择；但对军队这样的组织而言，重要岗位还关系到干部梯队和事业延续。李水清当年那句“我不走，他就没机会”，说的不是谦让姿态，而是他对年龄、资历和部队建设之间关系的实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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