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后的下关一带，日本兵大洼宽三随部队进入城内。他在日记中记下的，并不是战场上的胜负，而是城破之后，平民如何躲避搜捕，以及部分日军怎样把妇女当作掠夺对象。
南京守军撤退时，城中仍有大量士兵来不及离开。他们丢弃武器，换上便衣，试图混入难民之中。可是，日军随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许多被发现的中国士兵和青壮年被集中押往下关一带，成批遭到杀害。运送人员的车辆在城内外反复往返，屠杀持续多日。
大洼宽三的记录里，挹江门附近很快出现大量尸体。有人死于交战，有人死于轰炸，也有人在放下武器后仍未能保住性命。战争一旦失去约束，军纪便成了一纸空文，普通人很难分辨自己究竟是俘虏、难民，还是下一个被拖走的人。
妇女的处境更加危险。南京沦陷前后，不少家庭把女性藏进夹墙、阁楼和地窖，有人剪短头发，换上男性衣物，还往脸上涂抹锅灰和泥土。她们以为这样可以减少注意，结果却常常无济于事。日军搜查民居时，根本不承认任何私人空间。
老兵向新兵传授的第一个办法，就是挨户搜查。
他们闯进居民家中，翻箱倒柜，逼问屋里是否藏着妇女。若主人不肯回答，便用枪刺、刀柄甚至殴打相威胁。有些士兵还专门检查墙壁、地板和房梁，寻找可能藏人的夹层。大洼宽三在记录中承认，自己曾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两名年轻女子。
这并非所谓临时起意，而是借军事搜查之名进行的有组织侵扰。日军进入民宅后，粮食、衣物和金钱会被掠走，妇女则被单独带走。有人被说成去“做饭”或“洗衣服”，实际却被押往兵营，之后生死不明。
第二个办法，是打难民收容地点的主意。
南京城内曾设有安全区，德国人约翰·拉贝以及一些外国人士参与保护难民。金陵大学等处聚集了大量妇女和儿童，外国工作人员轮流守护，试图用旗帜、标志和交涉阻挡日军。
但有意思的是，安全区并没有真正成为绝对安全的地方。日军士兵常常成群进入，以“寻找逃兵”“征用劳工”为借口，把年轻妇女从人群中挑出来。收容人员上前阻拦时，有人被枪托推倒，有人被直接威胁。部分妇女被带走后，再也没有回到难民区。
第三个办法，更显卑劣，是拿粮食作交换。
南京城内粮食供应断绝后，许多难民已经数日没有吃饱。日军士兵有时带着少量米粮闯入民宅，看到躲藏的年轻女子，便把食物放在眼前，用手势暗示交换。大洼宽三记下过类似场景：一名藏在楼上的姑娘盯着锅里的米饭，迟疑许久，最终在饥饿逼迫下走了下来。
“你的，交换。”
这句话极其简短，却揭开了当时的现实：所谓交换从来不是平等选择，而是侵略者利用饥饿强迫受害者屈服。更残酷的是，许多日军并不守信。女子被带走后，粮食也未必真的留下，回去寻找的人还会遭到驱赶。
有难民区管理人员曾向日军索要被带走的妇女，得到的回答是“早已放回”。数日之后，一名身负刀伤的幸存者逃回，事情才被揭开。她说，数名女子被押到偏僻处，遭到日军刺杀。她因为衣服较厚，刺刀多次偏离要害，才侥幸活下。
这类案件并不是孤立事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拉贝日记以及多名外国人士的记录，都留下了日军强行入户、绑架妇女和杀害平民的证据。不同材料在人数和细节上或有差异，但对暴行性质的记载相互印证。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内部并非无人知晓。宪兵曾奉命整顿秩序，部分军官也收到过约束士兵的命令。然而，处罚往往有限，执行更不彻底。军官对部下的暴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把掠夺和侮辱看成占领后的“战利品”。
大洼宽三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曾把日军搜寻妇女的方式概括为三种：搜查民宅和夹墙，袭扰难民收容地，利用粮食进行胁迫。无论哪一种，背后都是武力、饥饿与恐惧共同造成的强迫。南京城中那些没有姓名的受害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推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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