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贵州茅台附近，红军主力突然停止前进，山沟里一片寂静。蒋介石以为红军正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急调部队向川南集中。谁也没有想到，真正的主力并不在那里，而是在夜色掩护下转向了另一条路。
四渡赤水的高明之处，不只是红军走了多少路、打了多少仗，更在于毛泽东不断让对手按照自己的判断行动。敌军数量占优，装备占优，交通条件也占优。红军若硬拼，几乎没有胜算，只能让敌人自己“走错”。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的局面依旧凶险。周边有中央军、川军、黔军、滇军和桂军，兵力层层压来。红军刚刚经历长途转战，部队疲惫，补给不足，稍有迟疑，就可能被压缩在黔北山区。
这时最重要的，不是占领一座城，而是打破敌军部署的节奏。敌人喜欢判断，喜欢推测，也喜欢把红军的下一步行动纳入既有计划。毛泽东抓住的，正是这种心理惯性。
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后，进入川南扎西一带。按原先设想，下一步可以继续北上，争取与红四方面军靠拢。但蒋介石很快加强长江沿线防御，说明红军的意图已经被对方捕捉。继续北上，等于往敌人准备好的口袋里钻。
于是，红军突然折返，第二次渡过赤水，重新向遵义方向运动。
这一步在地图上看似绕路，实际上改变了敌我态势。蒋介石把重兵调往长江，遵义附近反而出现空隙。红军抓住机会，取得娄山关等战斗的胜利，并重新占领遵义。敌军没有料到，红军会在刚刚离开的地方再次出现。
有人问：“好不容易走出去，为什么又回来？”
毛泽东的回答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回来。”
这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对人性的判断。普通指挥官往往倾向于继续前进，认为回头就是失败。可在运动战中，方向本身并不等于目标，能否让敌军失去判断，才是关键。
蒋介石随后亲自到重庆、贵阳一带部署，试图用堡垒推进的方式压缩红军活动空间。他吸取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的经验，要求各部稳步推进，不给红军留下穿插机会。
这种打法看起来稳妥，却有一个缺点：行动节奏慢，而且各部之间容易形成固定的协同模式。红军如果不能正面突破，就寻找敌军最难互相支援的地方。
打鼓新场和鲁班场之争，正体现了这种思路。打鼓新场守军相对弱，似乎更容易下手；鲁班场的周浑元部属于中央军，战斗力更强，按常理并非理想目标。
但毛泽东考虑的不是“哪一处更弱”，而是“打哪里之后，敌人的反应最可控”。打鼓新场附近有中央军部队，一旦战事拖延，援军可能从两翼压来。鲁班场虽然难打，却可能迫使蒋介石误判红军意图。
红军进攻鲁班场未能取胜，却制造出准备北上的迹象。蒋介石果然把注意力重新放到长江方向，川南一带迅速集结重兵。红军主力则隐蔽行动，第三次渡过赤水。
有意思的是，红军并不急于让敌人知道真实方向。部分部队继续制造北上声势，电台和行军动向也服务于这种假象。蒋介石越相信自己的判断，调兵就越坚决；敌军越集中，其他方向就越空虚。
第三次渡赤水后，红军没有停留太久，第四次渡过赤水，转而南下突破乌江。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重返遵义，又急忙调整部署。红军的行动始终比敌人的命令快半步，敌军则在一次次“救火”中消耗时间和体力。
抵达贵阳附近后，红军又作出威胁贵阳的姿态。蒋介石当时身在贵阳，部队自然担心最高指挥机关的安全，大量兵力被吸引回去。红军并非真要攻城，而是借这个动作撬动敌军部署。
随后，红军在清水河一带制造东渡迹象，使蒋介石以为红军要向湘西靠拢。敌军再次向东追赶，红军却突然南下，经贵阳、龙里之间迅速进入云南。
云南部队大多已经被调往外线，昆明方向兵力空虚。红军没有与昆明守军纠缠，而是绕城而过，直奔金沙江。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重兵围追。
四渡赤水并非每一仗都获胜，鲁班场就是明显例子；也不是每个判断都一次命中。它真正改变的，是战争中“谁在指挥谁”的关系。蒋介石拥有更多部队，却不断被红军的假动作牵动；红军兵力较少，却掌握了选择时间和方向的主动权。
所谓借助人性，并不是把战争变成心理游戏，而是看清对手的习惯、顾虑和自信，再把这些因素变成战场上的杠杆。赤水河反复横渡，表面上是红军在寻找出路，实际上也是蒋介石的调兵命令一次次替红军打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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